《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据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原始思维孑遗极浓重的思维方式——这样说绝对没有贬低中国人的意味，因为各种不同思维方式之间并非线性的历时性关系。而这种思维方式投射在中国古典语言文字上，又使中国古典语言尤其是书面文字呈映出以下特征：一是它保存了原始文字的图画性，文字直接表示事物，它无须经由语音便达成意义——而西洋文字却总是“隔”了语音这一层——并保留着鲜明的视觉印象；二是由于它的图画性，每个汉字都是独立完足的，并不需要上下文来确定它的“所指”，因此，它无论安放在句子的任何位置，那种直接呈现意义的视觉印象总使人不至于误解；三是因为图画式的文字已经决定了句的意指，限定了话语的语义范围，而传统的“以意逆志”式的阅读习惯又自动组合了这些“块状”的文字，使它们不言自明地呈现着意义，因此它保存了原始“思维—语言”的那种简略性。

    古诗语言的语序要求不严格——诗句中词汇不定位，能任意转换它在句中的位置，语法简略而松散，伸缩舒卷的随意性强，这正表明中国古典语言文字比西洋表音文字更多地残留了思维的深层结构原貌，而这又正是中国古典语言文字的特色所在。

    恰恰因为汉语与汉字的这一特色，却使它非常地适用于诗歌。诗人面对着的是一个五彩缤纷、众相杂陈的生动世界，而不是一个由冷冰冰的逻辑链条缀合起来的抽象世界，所以汉字的充分视觉性、图画性和汉语非直线性组合的特征使它正好成为了诗人直接触摸与描述世界的天然质料；诗人的思绪有如儿童，因为他们的思维都淡化了逻辑性而富于跳跃性，所以汉字块状的拼合与语法的简略松散恰好在诗人那里是诗思的直接呈现；诗人的体验乃是一个朦胧混沌的境界，所以汉字语法的省略错综恰好在他试图表现这种境界时是一种避免确定与限制的极佳工具；最后，诗人希望于读者的正是追求多义性即多向的意会，所以汉字构成的诗句由于词汇间的“脱节”、“颠倒”所引起的歧义，恰好是启发读者“纯粹默想”以神游诗境的手段。

    以温庭筠那一联著名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为例，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方式，可以把它分成六个名词性词汇：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它们都是平行陈列的听觉意象和视觉意象，互相之间并无关联。除了第一个“鸡声”之外，平列的五个视觉意象构成了一个“全景图”，使读者似乎在瞬间就领略了诗境。可见，在诗人直接呈现思维深层结构的诗句中，只有那些看见的与听见的意象，但你能说它没有规定语义范围么？你能说它的意脉没有贯穿这些孤立呈现的“块状”因子并使他们流动起来么？可是语法所必须的那些黏连成分，却都隐没不见，它以深层的本相直接呈现，待读者“以意逆志”，把它们再度转换组构成形。

    因此，语序的话题如果追寻它的“思维—语言”本源的话，它乃是中国传统思维及其赖以表述的汉字所决定的。这语序无论如何“省略”与“颠倒”都“毫无限制”并且人们都能接受，乃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及阅读习惯所决定的。

（节选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有删改）

    明清时代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第一基础，农业人口依然是帝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对象，所以“重农抑商”的言论与政策表现都依然存在，在某些特定语境下甚至表达得很激烈。但是“农商皆本”的言论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并且愈来愈成为朝野共识，“利商”、“惠商”而非“抑商”，成为国家政策的基调。

    明朝初年，曾颁布一系列与商业相关的政策，其中有被误读为抑制商业政策者。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曾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明代“游食”，并不等于经商，“庶民各守其业”包括商人继续经商，并非禁止人们经商。其他如初入商业者需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坐贾需在营业地占籍等政策，都是从稳定社会成员职业、地域性征，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角度出发的政策，具有抑制商业的实际作用，但并非以抑制商业为最终目标。其次，明初商税并不沉重，大致三十税一，同时对军民婚丧嫁娶所用物品及舟车丝布之类免税。明中期以后，商税名目增多，收税机构增设，税率也有所提高。不过，万历中期矿监税使四出，盘剥商民现象，是出自皇权滥用，并不体现明代基本政策，所以遭到朝野一致反对，并在万历帝死去后立即终止，故在将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作为明朝抑商证据的时候，要注意其复杂性。通明一代，商税趋于由轻到重，但商税总额与社会商业总规模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万历初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赋税负担更大程度地落实在土地上面，使得一些富商大贾以“无田而免差”，规避大量赋税负担。

    相对于商业规模，明代商业税率偏低而非偏高。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财税观念仍然盘桓在农本经验之中，没有调整明白；另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并无意于通过高税收压制商业，使之难以发展。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规模也较明代更为庞大，而且朝廷随着商业税收增加而日益看重商业税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相应管理制度也从涣散仅取其大意转向精细严格。

    明清外贸政策，曾经多受诟病，被一些学者视为“闭关锁国”。然而近年大量研究表明，此种认识，夸大了该时期的封闭性。综合官方、民间、海路、陆路贸易趋势，并考虑到明清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对中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应视为“有限开放”更为贴切。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改）

让我们重建自己的安全感

    你有安全感吗？

    今天，安全感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基本话题，大家都会谈到，自己内心深处是否建构了安全感。

    有一天，我坐在一辆公交车上，感觉椅子靠背似乎有一些松动了。当我全身放松地靠上去的时候，椅子的靠背就慢慢向后滑下去，给后座的人造成了压迫感，后座的人自然会向后倾斜身体，躲避压迫。我迅速抱歉地将椅背调整好。但当我再次将疲倦了一天的身体靠上去的时候，椅背又开始慢慢地向后滑。这个过程，既让我感到尴尬，又让我疲倦的身体更加困顿。

    我们的人生不就如此吗？当我们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个坚实的靠背，让自己在静静的倚靠中得以喘息。当工作中遇到麻烦，不断遭受上司、客户苛责的时候，当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时候，当某个意外事件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被搞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多么渴望有个安全、坚实的肩膀可以让我们倚靠，踏踏实实、彻底放松地倚靠着，不求回报，没有条件，只有对我们的爱、接纳、理解和宽容。

    你有这样的体验吗？有这样可以依靠的肩膀吗？大多数的现实是：身心疲惫的我们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依靠的人。父母、同事、朋友、同学、爱人、孩子…这些人中，有的我们知道不可以去靠；有的我们尝试着去靠，对方却向后躲避了；有的我们认为本应该可以靠，对方给予的却是责备和抱怨。我们疲惫的肩膀空悬着，无助、无奈、恐惧、不安、紧张的情绪向我们内心袭来，这一刻我们感受便是缺乏安全感、归属感。

    重归心理的安全。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头痛、头晕、全身不适，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探索心灵成长的过程，正如清洗一件昂贵的礼服一样，整个过程并不轻松。我无法教给你清洗的每个步骤与技巧，因为心灵的清刷不仅仅依靠技术，而是当你真正愿意为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涌动出那种独特的体验与了悟，这会使你真正在成长的道路上自由飞奔。当然，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生命中绝对拥有这样的潜能，能够完成身心的自愈。其中也包括你将你的安全感建构在自己的生命中，而不是他人。即使你此刻还没有任何体验也不要紧，请给自己充足的时间等待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从未知走向已知。

    想要做到这些，你需要牢牢地记住——你是你生命的专家，并且为自己承诺：学会重视自己的身心，并关注它们。

    之所以我们失去了安全感，是因为我们从小失去了被重视和被关注。

    重视：在父母的眼中，能够真正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原本的你，不是他们期待中的你，不是比较中的你，不是物化的你。

    关注：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价值取向和意见；尊重孩子正当的言行（可以不喜欢，但需要尊重）；欣赏并认同孩子。

    如果你在父母那里并没有获得这些，那么，我奉劝你：不要再到处寻找，或者期待父母有一天改变，或者期待自己的伴侣给予自己补偿，或者期待自己拼命工作后能在老板或社会中获得。因为，真正能够给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重视自己，关注自己。这与我们以往所说“现在的孩子太自我，也太自私”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要开始让我们学习自己做自己的父母，将我们曾经失去的体验，通过自我觉醒，慢慢寻找回来；而后者却是，由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压抑或缺少精神引导，而产生的叛逆心理与精神匮乏的表现。

    那么，何为关注自己？例如：当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不舒服的信息时，你需要重视并关注它；当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再是无意识地压抑，而是要懂得释放；当有人向你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不再做心里不爽而嘴上却答应的快速反应，而是开始尝试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客气地拒绝。

    从大脑接受到心理上体验再到行为上的熟知，这个个过程实在不易，但只要我们愿意为自己承诺，美好的结果就会出现。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须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须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的生活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不需要法律，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也形成了其他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才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人民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节)

    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