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他们把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学》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这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核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其有关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照。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的。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₁₀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有删改)

影视剧片名诗意莫强求

刘佳

    从《千山暮雪》《寂寞空庭春欲晚》，到最近热播的《人间至味是清欢》，近几年，许多影视剧喜欢援引或模拟古诗词原句作为题目，这现象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一时间银幕荧屏仿佛都氤氲着一层诗情画意，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细想起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诗歌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个艺术门类，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审美气质都在诗歌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呈现。

    其实，以诗句为名无非是希望为作品平添一丝诗意，关键是诗意落在何处，是与作品的主题、重要意象契合，还是仅仅为了营造画面感、格律感？《一江春水向东流》《人间正道是沧桑》《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度夕阳红》……这些影视作品以诗句为名，片名和内容能够充分地相互诠释，“未成曲调先有情”，观众还没看作品就已充满期待，而这期待来自于诗词名句的蕴藉。

    也有一些影视剧片名虽然采用了诗词常用的格律形式，但不知是故意追求朦胧感，还是诗词功力不够，堆砌了一些色彩感较强的字眼儿，而意义晦涩难懂，和作品本身的思想主题几乎毫无关联，就像用五颜六色的水粉在书籍封面上画些千奇百怪的图案。这样的文字游戏，除了徒增观众的费解程度之外，看不出有其它功效。名字起得好不好还在其次，如果为了附庸风雅随意篡改古典诗词名句，并因此误导了正处在学习期的青少年观众，那就如同广告用语和网络用语随意篡改成语一样，对祖国语言文化的发扬和传承造成了伤害，得不偿失。

    起个好名字不容易，想出一句惊人之语更不容易，古人不是也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吗？艺术创作的多种尝试无可厚非，但影视作品的人气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内容和拍摄质量。创作者的真情实意，比片名的诗意更重要。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怎么做，不仅是态度，更要见成效。面对各种声音，游戏出品方近日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的“三板斧”，如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陆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等。有人说，这是中国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防沉迷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看到了防范的诚意，但“三板斧”能否“解毒”还有待时间检验。

    不止于“三板斧”，如何给游戏立规矩，需要做到的还有很多。

    立足平台，要市场更要责任。智能手机普及，手游市场火爆，但手机不能沦为“黑网吧”甚至“手雷”。游戏研发者不能只重刺激性而忽视潜在危害，不能只重体验而不计后果。如果一款游戏埋藏了“魔鬼的种子”，那么一旦推向市场，就会害人害己。作为企业，利益的吸引不能取代责任的担当，正如一知名企业所坚持的，“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我们要放弃一些短期收益。”为社会尽责、为发展尽力、为人类增添价值，“王者”才会真正“荣耀”。

    立足政府，要创新更要监管。游戏毕竟是市场行为，其研发与营销也代表了一定的创新与活力。政府要鼓励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开拓，但是监管是永远不能松的那根弦。即便几年前就发布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但监管的滞后性仍旧明显。是否强化游戏审核？如何建立游戏监管规范？可否实行手机游戏分级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并落实。“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游戏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不能让研发者一人说了算，监管主体有必要让游戏多一些“善意”。

    “我比很多家长都要痛恨看到孩子沉迷手机的样子。”当一位老老师“怒怼”游戏时，满纸透着无奈与悲愤，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手机和游戏没有生命力，责任意识更应战胜商业利益。须知道，游戏需要设计，孩子的未来也需要“设计”，而这才是妙手文章。

（摘编自人民网评《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寓哲于画，自古而然。高士明在《山水的危机》-文中将山水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应引起艺术界的思考。宗炳“澄怀观道”“含道映物”，董其昌“以禅喻画”，都在试图以山水画这一艺术载体表达一己之情感，社会之文明，自然之运化。“道”就是自然界的总规律，山水画触及这里，自然就离不开哲学了。山水画要适应时代发展并与古人拉开距离，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艺术与哲学的巧妙结合，可使山水画折射出崇高精神之奥义，最大限度地包含反映人类智慧所能认知的深刻哲理，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审美范畴获得拓展，比一般的惯常思维的山水图式具有更深、更高的文化意义。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结合得不好，会使绘画流于对哲学意念的简单的标签式诠释，从而伤害到绘画本体的审美价值。要通过视觉形象来联系哲学思维，传导一定的精神特质，不是强加给观众一堆不知所云的干巴巴的哲学概念。艺术性与精神性的关系，必然是最大限度地相反相成，二者互相矛盾又互相包容，这是达成视觉与精神圆融关系的关键。

    相反相成的概念，是指事物双方是可以互化互生的，在矛盾双方运动到极端状态，互相互生的关系才会发生，艺术上的大美才会出现。比如著名画家黄宾虹画山水画“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就是典型例子。古人说“执其两端而用中”，矛盾的一方不是尽想着消灭对方。为什么讲和谐社会？要让对方存在，要化相反之力为促进之力。艺术的相反之力，是促进艺术之力，艺术的高层次和谐是靠相反的两极——艺术和精神，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艺术与哲学合观的艺术实践从“问天、问史、问我”入手。问天，问天地造化，问宇宙玄机，探究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山川、宇宙的发展状态和变化规律。问史，问古问今，问人文世事，更迭变迁、继承发展。问我，即清浊排污，澄怀静虑，以利明志。这种内省的自我观照是为了把握一己之个性，明了自己的性格、精神、情绪等艺术特质，从而在艺术实践中顺应之、强化之、发扬之。问，是思考的过程，学习前人要问，但问不仅于此，还可以是疑问、质问，乃至否定。所以，学问——反问——疑问，是进行形而上思维的一般过程，从恭问老师前人是怎么做的，到以自己的眼光反问为什么这么做，到对一切事物的疑问，有肯定，有否定，哲学思维的形成和个人独立思考的价值就体现其中。

    将艺术思想落实到艺术实践中，这个过程非常苦。我常说自己“又笨又慢”“蜗行有痕”“十年一剑”，就是强调再高明的理念都得靠艰苦的实践去落实。

（摘编自贾又福《艺术与哲学合观》）

    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迈进。

    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观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苦吟：生命的艺术化

刘明华

    文学创作有一个共通性的现象：那就是作者在创造时所遇到的“生产”困难。人们常常在作品粗坯出现之后，反反复复地“推敲”，打磨，不到自己满意不罢休。最后呈现给世人的作品，多是涵蕴着作者几许欢乐几许痛苦之作。

    自声律问世之后，诗人对诗之“吟”的看重以及“吟”诗的风气是大超过往日了。声调之抑扬、音韵之美感只有通过“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换个角度。声律论的产生与魏晋以来“吟啸”的风气也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无疑与律诗这一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一般的吟诵到苦吟，反映的是欣赏与创作的关系。“苦吟”是一种创作状态，它既有对声律的追求，又有对字义的选择。它正是带镣之舞的表现。

唐人中最早提出苦吟概念的不是杜甫，但最早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且取得极大成就的则无疑是他，杜甫提出了“长吟”的概念。《解阿十二首》之六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这里把“改”和“吟”连在一起，表明的是诗人创作的一种重要形态：边改边吟，边吟边改，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而饶有意味的是，吟的和改的是“新诗”近体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位才气纵横诗如泉涌的天才常常来不及字斟句酌，对于律诗，他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当他写过少量律诗之后，便兴趣索然了，那种体裁对他确实是一种束缚。因而，相传他写的《戏赠杜甫》说杜甫做诗太苦以致成了“太瘦生”，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杜甫的苦吟决不限于“新诗”。其创作过程中养成的刻苦写作态度必然会贯穿到他所有创作中去。杜甫如此，整个诗坛也如此。于是，许多故事、许多感慨由此而生。一种刻苦写作态度可能成为受罪遭难式的自我折磨，一种玩命式的呕心沥血，一种亢奋不已的精神状态，一种自我为仇的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生命寄托。

    苦吟诗人刻苦态度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苦吟本身又塑造了诗人的个性。大体而言，刻苦吟诗的人中少有浪漫派。他们的行为多少有些乖僻，其风格也自成一体。孟郊自称“积恨成狂痴”，《唐才子传》记载卢仝“性亦古介僻”。痴、憨、狂、癖竟成了苦吟诗人的共同性格倾向。

文人苦吟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投入。元人杨载对此有一深刻认识：”古人苦心终身，日炼月锻，不曰“‘语不惊人死不休’，曰‘一生精力尽于诗’。”苦吟在本质上是诗人们对美的创造。诗人在“吟”时，既有推敲之意，也有把玩之乐。而把一个字改来改去，为的是什么呢？是服从声律的需要，还是为了使表达更准确？还是为了使意思更新鲜，抑或是为了作者想象的情景更精彩？这样，在苦吟的过程中，就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更准确，一是更艺术。

苦吟诗人的认真态度，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胡适说：“这样认真的态度，便是杜甫以后的新风气。从此以后，做诗不是给贵人贵公主做玩物了，也不仅仅是应试应制的工具了，做诗成了诗人的第二生命。”苦吟诗人们，创造着美妙的“第二自然”，这是他们对文学的贡献。

(节选自《丛生的文体一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