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草虫鸣                

潘纤云

①倚灯夜读，有虫声从院角黄菊丛内传来，时停时续，忽高忽低，带点诗词里的平仄音律，不紧不慢地在秋夜里弹唱。“灯下草虫鸣”（王维《秋夜独坐》），想着这几个字，指尖慢慢滑过书页，伴着秋虫的浅吟读书，心里更觉温暖得很。

②古人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觉得，这四种声音里，春的鸟声和夏的蝉声过于激烈，浮躁张扬了些，冬的雪声又过于清寂，单调孤寒了些。而端坐在秋虫声里，听虫们一唱三叹的唧唧声，不紧不慢，清越激昂，犹如诗人们的雅集聚会，内心不由自主地抒情起来，或捧卷展读，或邀友煎茶，才不负这诗意秋声。

③“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里描述了季节的转变。西风起，月冷霜寒，虫呜断续，伴着捣衣的砧声，夜风中的箫声，思妇远望征人，秋虫的低吟亦如她的心声：唧——唧唧，分明是“盼——盼啊”。她仰头观天，雁阵穿过暗夜的云朵长鸣而去；她俯首聆听，草丛里秋虫声声低语，天地间响彻它们的叫声。大雁知道南飞，蟋蟀知道归家，良人又在哪里？她的身影在秋灯里愈发孤凄。

④这种意象定格在诗书里，便是一幅幽凄伤情的画卷，极富文学里的抒情美，如叶圣陶所言，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让人回味有加。而常人世界里的秋虫声，又是另一首音韵动人的美好诗篇。幼时在乡下，跟着婶婶到田野里守秋。我们爬上木柱搭成的高高的草棚，田野里的作物尽收眼底。红薯、山药、玉米的藤蔓黑黝黝的，静静地伏在野地里。伴着习习的凉风，有新稻的清香从远处飘来。婶婶略有睡意，让我注意有无田鼠野獾出来偷食。我静静聆听，耳中灌满的却都是虫声，分不清哪是蟋蟀，哪是蚂蚱，哪是蝈蝈……有的若大提琴，有的若竖琴，有的若风笛，仿佛一场绝妙的交响曲，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当时头顶上有金黄的秋月，田野里有成熟的庄稼，草棚里有醒着的我，我们都是虫们肃穆的听众。那晚我着迷于这秋之天籁，到黎明方才睡去。

⑤有时觉得，尘世萧瑟的秋里，因了虫音而生动起来。一个秋夜经过小区的桂树下，听几个女子唱小曲。他们都是乡下来的保姆，夜晚得闲，唱一些做姑娘时的俚曲消磨时间。在桂花香的包围中，我坐在她们中间，陶醉地听。其中一个唱着唱着，却突然静默下来，我发现她眼里有泪花闪烁。问原因，她说，听到草丛里的虫子叫，想起年轻时一个秋天的晚上，和邻村的二牛哥在田埂头唱《摘石榴》，当时虫子就这样唧呀唧呀叫个不停。她的脸上闪过一丝羞涩笑意，又继续唱：“听说下扬州正中我心头，打一个包袱跟上你就走……”她有没有和她的二牛哥下扬州，我没有问；但阵阵虫鸣，让她记忆中的爱情倏然被唤醒，让她回到了曾经的某个美好时刻，已使得这个秋夜温馨满满。

⑥我钟情秋天的虫声，还因为它们谱在大自然的音符，更能令我内心充满宁静。我品味着刘墉的这句话：“秋虫声就是要这样聆听，在那细小的音韵中感触，即使到了极晚秋，只要以心灵触动，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微微的音响。”通常，在这样的细小音韵中，沏一杯滚烫的茶，捧一本心仪的书，窗前的灯影里，我在阅读，窗外的草丛里，秋虫们在吟唱。它们的话语和我心灵的声音汇合，那是无比美妙的体验。

聂耽

聂鑫森

    聂耽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廓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湘潭曲曲巷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的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地矗着，一动也不动。

    不同的是，在休息日，常有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工人，来曲曲巷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紧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年轻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去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也看风景，也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上午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廓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

    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鸣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选自2016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雾

季羡林

    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雾。

    ②抵达加德满都的第二天凌晨，我一起床，推开窗子：外面是大雾弥天。昨天下午我们从加德满都的大街上看到城北面崇山峻岭，层峦叠嶂，个个都戴着一顶顶的白帽子，这些都是古雪峰，在阳光下闪出了耀眼的银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我简直像小孩子一般地喜悦。现在大雾遮蔽了一切，连那些万古雪峰也隐没不见，一点影子也不给留下。旅馆后面的那几棵参天古树，在平常时候，高枝直刺入晴空，现在只留下淡淡的黑影，衬着白色的大雾，宛如一张中国古代的画。昨天抵达旅馆下车时，我看到一个尼泊尔妇女背着一筐红砖，倒在一大堆砖上。现在我看到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一堆红红的东西，我以为他拿的也是红砖。但是当他走得近了一点时，我才发现那一堆红红的东西簌簌抖动，原来是一束束红色的鲜花。我不禁自己笑了起来。

    ③正当我失神落魄地自己暗笑的时候，忽然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咕咕的叫声。浓雾虽然遮蔽了形象，但是却遮蔽不住声音。我知道，这是鸽子的声音。当我倾耳细听时，又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阵阵的犬吠声。这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情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加德满都学会了喜欢的两种动物――鸽子和狗，竟同时都在浓雾中出现了。难道浓雾竟成了我在这个美丽的山城里学会欣赏的第三件东西吗？

    ④世界上，喜欢雾的人似乎是并不多的。英国伦敦的大雾是颇有一点名气的。有一些作家写散文、写小说来描绘伦敦的雾，我们读起来觉得韵味无穷。对于尼泊尔文学我所知甚少，我不知道，是否也有尼泊尔作家专门写加德满都的雾。但是，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加德满都，明目张胆大声赞美浓雾的人，恐怕是不会多的，其中原因我不甚了了，我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去钻研探讨。我现在在这高山王国的首都来对浓雾大唱赞歌，也颇出自己的意料。过去我不但没有赞美过雾，而且也没有认真去观察过雾。我眼前是由赞美而达到观察，由观察而加深了赞美。雾能把一切东西：美的、丑的、可爱的、不可爱的，都给罩上一层或厚或薄的轻纱，让清楚的东西模糊起来，从而带来了另外一种美，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的美，一种朦胧的美，一种模糊的美。

    ⑤一些时候以前，当我第一次听到模糊数学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曾说过几句怪话：数学比任何科学都更要求清晰，要求准确，怎么还能有什么模糊数学呢？后来我读了一些介绍文章，逐渐了解了模糊数学的内容。我一反从前的想法，觉得模糊数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有着大量模糊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这些东西的模糊性。承认这个事实，对研究学术和制订政策等等都是有好处的。

    ⑥在大自然中怎样呢？在大自然中模糊不清的东西更多。连审美观念也不例外。有很多东西，在很多时候，朦胧模糊反而更显得美。月下观景，雾中看花，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吗？在这里，观赏者有更多的自由，自己让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纵横六合，神驰于无何有之乡，情注于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你想它是什么样子，它立刻就成了什么样子，比那些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要好得多，而且绝对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⑦我的幻想飞腾，忽然想到了这一切。我自诧是神来之笔，我简直陶醉在这些幻象中了。这时窗外的雾仍然稠密厚重，它似乎了解了我的心情，感激我对它的赞扬。它无法说话，只是呈现出更加美妙更加神秘的面貌，弥漫于天地之间。

（选自《中华散文珍藏本从书·季羡林卷》，有删节）

    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歌德在美丽的小城魏玛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遭，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岁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慢慢向歌德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岣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节选自余秋雨《谁能辨认》）

活着的仪式

王溱

    听说相亲对象是位诗人时，我脑子里快速涌现出很多关于诗人的负面形象：贫困潦倒，愤世嫉俗……

    不过我还是答应见见——这人长得太帅了，你看那照片，匀称的倒三角体形，脸部线条像用炭笔勾勒出来的，这简直就是中国版贝克汉姆嘛。

    约定的那一天很快到来，诗人从照片里走了出来。他给我看他拍摄过的照片，或雄山峻岭，或一江春水，或落叶飘忽，都是他去过的地方；他给我描述他与美景的对话，那些对话使他诗情满溢；然后他把脸朝斜四十五度一仰，开始吟诗了。

    我窃喜，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是穷光蛋嘛！你听，那些词从他嘴里迸出来，在我耳边绕一圈，两圈，我轻飘飘地就把自己塞入那些诗和画的意境中了。

    我开始憧憬跟着他游山玩水拍照作诗的生活。然而每次我在微信里跟他提出见面，他都会以各种借口岔开话题，或者干脆打开语音功能吟起诗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都活在他的诗中了。

    熬过几十个不能自拔的夜晚后，我决定去找他。我没有他确切的地址，只能天天到他所在的那个区去轧马路，一边走一边在脑中想象着：偶遇那一刻，他会吟出怎样一首令人惊喜的诗？

    我忘了，马路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辆大货车在距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刹停，扬起满脸灰。

    货车司机噌噌下了车，张口就道：“不要命呀！”

    我抬头一看，乱糟糟的胡须，发黄的T恤上沾着各种污渍，裤子被灰尘泼出奇怪的图案，大皮鞋已辨不清颜色，以致我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是诗人！

    他也认出我来了，有些发慌，用最快的速度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拉拉衣角，脸向斜四十五度一仰，又摆出了诗人的姿态。

    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愤愤地问：“你到底是货车司机还是诗人？”

    他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诗一样的话：“开车，我活着的方式；诗，我活着的仪式。”

    “活着还有仪式？”我惊讶地问。

    “当然有！”他指了指副驾驶位说，“上车，我带你去看看。”

    车子开得很慢，他一路沉默，始终保持着那个半仰着头的姿态，腰绷得笔挺，双手优雅地左右扭动着方向盘。若不是那身装扮，他还真像个优雅的指挥家。后面的车喇叭震天，有人伸出头来骂：“你丫散步哪？！”

    他置若罔闻，缓缓开了口说：“生活，不易。”

    他叹了口气说：“以前，我也一样，急，做什么都急，急了就骂，前面车开慢了骂，有人超车了骂，赶不上绿灯，也骂。”

    “然后我的生活就只剩下骂了。”

    “那又怎样？”我问。

    “生活就不乐意了啊，人活一遭，怎么都是件值得好好对待的事吧？它不乐意也是正常的。”他说。

    我开始觉得他脑子不太正常了，我扒拉着车门把手，颤抖地说：“停，停车。”

    他没有停，继续说着：“为了安抚生活，我决定给它举行个仪式。”

    “什么仪式？”我问。

    “写诗呀！仪式的地点是很讲究的，你看，必须是最纯净的场所，不被浮躁的人类所污染的。”

    我想起了他相机里的照片，问：“所以你就到处去旅游？”

    “干吗要去旅游？”他奇怪地看着我说，“我开着车，每天都在旅游。”

    “快看快看，夕阳！”他兴奋地指着前方说。

    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开始吟诗：“落日！红了脸，躲起来，它要躲起来……”

    不躲才一怪！我趁机跳下了车，头也不回地往人多的地方躲去。

    “神经病！”这是我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几个月后，我如愿跟一个算是事业有成的相亲对象结了婚。婚后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辞去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这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了，大娃捣蛋，二娃哭闹，锅里的菜烧焦了，我蓬头垢面，呵斥着大娃，哄着二娃。当我手忙脚乱地解开二娃的尿裤，被一泡温润的童子尿喷得满脸都是的时候，忽然，我嘴里迸出了一句诗。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19期，有删节）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我跟着那青年女子，不久就来到一座很整洁的小房子前，那房子还有明亮的半圆形小窗户，房前有一个铺满石子的小四方院，你也可以说是长满了被精心栽培而香气四溢的鲜花的小花园。窗子上挂着纱帘，纱帘的中间没扯上。透过窗棂可以看到一个弧形绿色大屏风或一把扇子，还有一张小桌和一把大椅子，我不禁想姨奶奶那时也许正好不神气地坐在那儿呢。

我的鞋那时已处于万般凄惨的境况了，鞋底已一片一片地掉了，鞋帮也破得难以被认为是鞋了。我的帽(也被我用作睡帽)又扁又皱，就是被扔到垃圾堆上的脱了柄的破镐和它相比也不会不好意思了。我的衬衣和长裤上沾着暑气、露水、草屑、泥土(我在那泥上睡过觉)，再加上破烂，当我站在门前时，我姨奶奶小院里的鸟儿也受了惊吓。离开伦敦后，我的头发就没碰过梳子和刷子。由于没受惯风吹日晒，我的脸、脖子和手都被烤成了紫褐色。我从头到脚都是白垩粉和沙土，就像刚从一座石灰窑里出来一样。就这么一副样子，还对这副样子有强烈的自觉，我等着向我那严厉的姨奶奶介绍我自己，让她接受我这样的第一印象。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过去了，客厅窗子依然那么平静，以至于我想她可能不在那里。就在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帽子上又扎了条头巾，手上戴着园艺手套，身披一条像收税人的大围裙那样的大园艺口袋，手拿一把大刀。我马上就知道她是贝西小姐了，因为她大模大样地走出房子，和我可怜的母亲常描述她当初走进我们的花园那大模大样完全一样。

“走开!”贝西小姐摇摇头说，并向空中挥动那把刀做了个砍的动作，“快走开!这里不许男孩来!”

她走到花园的一角，弯腰去挖一棵小树的根时，我战战兢兢地望着她。我勇气丧尽，只抱着豁出去的想法了，于是我轻轻走过去，在她身边站下，用手指碰碰她。

“对不起，小姐。”我开始说。

她吃惊地抬头看看。

“对不起，姨奶奶。”

“呃嘿？”贝西小姐叫道，我还从没听过人们用这么吃惊的口气说话呢。

“对不起，姨奶奶。我是你的孙子。”

“哦，天啊!”我姨奶奶说着，一下坐到了花园的小径上了。

“我是大卫·科波菲尔，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我出生的那晚，你去过那儿，见到了我亲爱的妈妈。她死后，我很不快活，我被冷落，不能上学，被迫去独立谋生，干不适合我干的苦活。所以我跑到你这里来。我刚动身就被人抢劫了，只好一路走来。从动身后，我就没上床睡过觉。”说到这里，我的自制力全丧失了；我的双手动了动，本意是向她指明我那褴褛行状，证实我所受的苦难，可我就一下大哭了起来，我想这场哭已憋在我心里整整一个星期了。

我姨奶奶脸上只剩下惊诧的表情，坐在石子上两眼瞪着我；我一开始大哭，她就连忙起身，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一个橱子的锁，从中取出几个瓶子，然后把每个瓶子里的东西都朝我嘴里倒一点。我想她是想都没想就拿出那几个瓶子的，因为我至今仍肯定说我当时尝到了茴香汁、鱼酱、色拉油。由于我依然很伤心，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呜咽，她向我投下这些滋补剂后就把我放到沙发上，在我脑袋下垫一条披肩，又把她头上的头巾取下垫到我脚下，以免我会把沙发套弄脏。然后，她就坐在我前面说过的绿色大扇子或屏风后，这样一来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

我姨奶奶个头高高的，神色严厉，但并不难看。她的脸上，她的声音里，她的步态举止中，都无不流露出一种刚毅，足以说明她往日在像我母亲那般软弱的人身上可产生的影响；她容貌还算秀丽，虽然面容坚定严肃。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有一双十分机灵明亮的眼睛。在我认为是种包头布(我说的是那便帽，当时那玩意比现在更流行，帽两边有系在脖子上的带子)下，她灰白的头发简单朴素向两边分开。她穿的衣服是浅紫色的，很整齐干净，只是尺寸很紧，好像她想尽可能减少挂碍。我记得当时我认为她的衣服看上去极像剪去了不必要的下摆的骑装。她在襟前挂着一个金表，金表还配有链子和一些挂饰；如果我能从其大小和样式判断，那表应是男子用的。她喉部有一块约莫是衬衣领口的东西，腕部露出像衬衣袖口的东西。

那个房间就像珍妮或我姨奶奶一样整洁。就在刚才我放下笔回忆那房间时，带着花香的海风又吹进来了；我还又看见擦得锃亮的老式家具，弧形窗里绿扇子附近我姨奶奶的那把凛然的大椅子和桌子，粗毛地毯，壶架，两只金丝雀，古瓷器，装满干玫瑰叶的酒罐，放置各种器皿的高橱架，还有和这一切极不协调的——脏兮兮躺在沙发上打量这一切的我。珍妮去烧洗澡水了。洗澡实在是很大的享受。我开始感到因曾睡在野地而四肢疼痛，而我又那么疲乏虚弱，几乎无法让眼连续睁开五分钟。我洗澡之后，她们——姨奶奶和珍妮——给我穿上本是狄克先生的衬衣和裤子，又用两或三条披巾把我裹上。我像一捆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觉得是热烘烘的一捆。我觉得很乏，极想睡，很快就又倒到沙发上睡着了。

(节选自《大卫·科波菲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