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的新贡献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始终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中摇摆前进。但是，基于人类情感的稳定性，文学所要表达的人的内心世界已是“常量”状态，唯有文学的形式才是“变量”。从甲骨文到当代长篇小说，从希腊神话到后现代主义诗歌，我们看到的多是形式上的变化，文本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写并无太大的差别。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技术下的文学样式，其“新”也在形式上。

    网络文学的出现颠覆了文学要以“书”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网络成为文学的载体，文学的传播方式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文字的黑白意境被光怪陆离的光电幻境所取代．如同从原始岩画、陶器到青铜，从竹木简到帛和纸，文学又一次迎来了载体形式的变化，这是文学最典型的“当代性”。

    除了载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注入的另一股新力量，是它所引起的文本形式的变化。从早期的《悟空传》到改编为电视剧走红的《甄嬛传》，它们都在以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文本样式发挥着吸引读者的优势。叙述以对话为主，读者与文本的交流模仿网络聊天的样式；段落容量短小，甚至以句号分段，每一句话都成为—段，令读者从冗长、复杂的文本段落中解脱出来，以轻松、快捷的愉悦体验完成阅读。受此影响，当代文学作品在文本形式上正在悄然变革，一些传统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段的描写或抒情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短小精悍的对话和叙述。

    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新的语言形式的吸收和运用，这主要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用语和对网络语言的大量运用上。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已经完全没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特别是在大量的对话描写中，基本上是日常口语的翻版，具有鲜活的现实元素。

    当然，任何艺术形式都不会是纯粹的形式艺术，即便是那些“无厘头”的篇章，也一定在表达某种意义。望文生义地理解“网络文学”，仿佛网络是形式，而文学是内容，但事情远非这样简单，网络文学也不是文学在网络上流传这样简单。在天马行空的瑰丽想象和简朴随意的表达中，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进行着新的探索。

    以网络小说为例。网络文学的某些类型正走在一条文学的“返祖”道路上，诸如那些神魔、仙侠、玄幻等类型化作品，它们的创作甚至直逼文学源头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所不同的是它们的作者并非像文学的祖先们那样，以懵懂的目光认知世界，而是怀揣现代科技重新审视人的存在。

    不过在所谓“快餐阅读”时代，网络文学语言的澄明性上升而遮蔽性下降，作者代替读者进行文学性思考，将作品所反映的文字背后的意义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不需要进行深度思考即能知晓作品的内涵。信息时代来临，网络充当着这个时代的主流表达方式，网络文学也是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面对争论和质疑，网络文学也亟待进行自我调整与变革，努力呈现出新的面貌。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人生的四种境界

张世英

    按照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人生境界可分为四个层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最低的境界为“欲求境界”。人生之初，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故以“欲求”称之。当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生活于越来越高级的境界时，此种最低境界仍潜存于人生之中。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成人的精神境界会低级到唯有“食色”的欲求境界，而丝毫没有一点高级境界。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导地位的人是境界低下而“趣味低级”的人。

    第二种境界为“求知境界”。在这一境界，自我作为主体，有了进一步认知作为客体之物的规律和秩序的要求。有了知识，掌握了规律，人的精神自由程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大大提升了一步。所以，求知境界不仅从心理学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进程来看在欲求境界之后，而且从哲学和人生价值、自由之实现的角度来看，也显然比欲求境界高一个层次。

    第三种境界为“道德境界”。它和求知境界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也许稍后。就此而言，把道德境界列在求知境界之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从现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和实现精神自由的角度而言，则道德境界之高于求知境界，是不待言的。发展到这一水平的“自我”具有了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也意味着他有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小卒。但个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尚未从所属群体的“我们”中显现出来时，其道德意识从“我们”出发，推及“我们”之外的他人。

    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境界”。这是因为此时审美意识超越了求知境界的认识关系，它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审美意识也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践关系。这样，审美境界既超越了认识的限制，也超越了功用、欲念和外在目的以及“应该”的限制，而成为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自由境界。

    在现实的人生中，这四种境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其中一种境界而不掺杂其他境界，只不过现实的人，往往以某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其他次之。于是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区分出某人是低级境界、低级趣味的人，某人是高级境界、高级趣味的人，某人是以道德境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家，某人是以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

（节选自2009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寓哲于画，自古而然。高士明在《山水的危机》-文中将山水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应引起艺术界的思考。宗炳“澄怀观道”“含道映物”，董其昌“以禅喻画”，都在试图以山水画这一艺术载体表达一己之情感，社会之文明，自然之运化。“道”就是自然界的总规律，山水画触及这里，自然就离不开哲学了。山水画要适应时代发展并与古人拉开距离，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艺术与哲学的巧妙结合，可使山水画折射出崇高精神之奥义，最大限度地包含反映人类智慧所能认知的深刻哲理，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审美范畴获得拓展，比一般的惯常思维的山水图式具有更深、更高的文化意义。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结合得不好，会使绘画流于对哲学意念的简单的标签式诠释，从而伤害到绘画本体的审美价值。要通过视觉形象来联系哲学思维，传导一定的精神特质，不是强加给观众一堆不知所云的干巴巴的哲学概念。艺术性与精神性的关系，必然是最大限度地相反相成，二者互相矛盾又互相包容，这是达成视觉与精神圆融关系的关键。

    相反相成的概念，是指事物双方是可以互化互生的，在矛盾双方运动到极端状态，互相互生的关系才会发生，艺术上的大美才会出现。比如著名画家黄宾虹画山水画“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就是典型例子。古人说“执其两端而用中”，矛盾的一方不是尽想着消灭对方。为什么讲和谐社会？要让对方存在，要化相反之力为促进之力。艺术的相反之力，是促进艺术之力，艺术的高层次和谐是靠相反的两极——艺术和精神，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

    艺术与哲学合观的艺术实践从“问天、问史、问我”入手。问天，问天地造化，问宇宙玄机，探究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山川、宇宙的发展状态和变化规律。问史，问古问今，问人文世事，更迭变迁、继承发展。问我，即清浊排污，澄怀静虑，以利明志。这种内省的自我观照是为了把握一己之个性，明了自己的性格、精神、情绪等艺术特质，从而在艺术实践中顺应之、强化之、发扬之。问，是思考的过程，学习前人要问，但问不仅于此，还可以是疑问、质问，乃至否定。所以，学问——反问——疑问，是进行形而上思维的一般过程，从恭问老师前人是怎么做的，到以自己的眼光反问为什么这么做，到对一切事物的疑问，有肯定，有否定，哲学思维的形成和个人独立思考的价值就体现其中。

    将艺术思想落实到艺术实践中，这个过程非常苦。我常说自己“又笨又慢”“蜗行有痕”“十年一剑”，就是强调再高明的理念都得靠艰苦的实践去落实。

（摘编自贾又福《艺术与哲学合观》）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摘自陈秉公《“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