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关于汉语的消息让人百感交集。上海举行的一项翻译大赛爆出冷门：由于缺乏最好的译文，大赛不仅一等奖空缺，还将二等奖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出色的英语水平，更在于他“流畅、优美的中文表达”。相形之下，国内选手提交的作品言不达意，其中用词不精当、标点符号误用等小错误更是“比比皆是”。

这则消息让人隐约看到了汉语的处境。

身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能时时牢记自己身份的，除了身体发肤之外，就该是我们的母语了。在无数中国人心里，古老优雅的汉语是我们五千年文明最美丽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化标记。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将我们民族胸中的丘壑山水，化为不尽的纸上烟云。音分四声，律有平仄，构成了汉语诗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千百年来，隽永有致的汉语承载着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我们依靠它倾诉，运用它思想，通过它记载，凭借它穿越五千年历史文化隧道。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汉语正面临着危机。在“全民学英语”的热潮中，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庞大“外语族”的中文书面表达能力严重退化。托福考试成绩的高分可以一再打破，但即使是在高学历的青年中，也出现了中文水平滑落、日常语言单调的现象。

应当承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语教学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母语，消解母语；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汉语视为不学自能的天赋。诗人余光中说得好：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事实证明，忽视母语修养所导致的结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造成了书写语言的失范，生活用词的平庸乏味，也让母语中独特的文化意韵在我们生活中日渐消褪。我们的后辈可能不会再用“恻隐之心”，不懂“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会说“我看你可怜”、“我跟你拼了”、“我要和你结婚”。试想，一个将“列祖列宗”写成“劣祖劣宗”的人，怎能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一个不懂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又怎能感受精神世界的宏大深远？在我们这个时代，该如何让守护曾经被庄子、屈原、李白、杜甫骄傲地向世界展示过的、绵延着几千年文化命脉、最切近我们心灵的母语？发人深思的是，当汉语在故乡受到冷落时，全球“汉语热”却在持续升温。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汉语成了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

“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纵然“汉语热”热遍全球，纵然我们的后代都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但在汉语的故乡，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倘若“汉语危机”的呼声一直不断，我们又怎能尽展欢颜？

仅仅存于典籍之间的希腊文，拉丁文基本上死了，但汉语却一直活着，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血脉相延。它引领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一路风霜走到如今，它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向何处去？

汉语，我为你忧心，为你不平！

材料一：

现代散文诞生以来，“抒情性”“自叙传”等文体特征在散文创作和理论表述中得以确立。同时，被划分到散文类中的通讯、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分别独立。“抒情散文”成为散文的核心部分，并得到了散文创作者及研究者的广泛认可。散文和诗歌被等同视为抒情文学品类，情感性成为散文首要的审美要素。

但是，过分倚重抒情也受到了质疑。作家汪曾祺曾经写道：“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这个观点富有代表性，即散文世界欠缺进一步开掘，需要在通过写人记事、写景咏物表现情感、情趣、意境之外，获得更开阔的空间。情感是散文的根本性要素，可是个体对于世界的经历、体验仅仅依存于抒情表达，难以得到更深入的开掘。

一些散文理论家从纵深方向探讨散文的可能。刘锡庆将散文中的自我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现实生活层”“情感层”“性灵层”“心灵层”“生命体验层”等。楼肇明则提出“复调散文”理论，认为散文表现的维度应该更丰富、复杂。新时期至今，散文创作总体上逐步摆脱过度抒情的弊病，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不断拓展，经历了“独语体”散文重现、文化散文繁荣，还出现“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文学”等或长或短的创作潮流。

不过，散文终究还是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有别，缺少个性情感精神透视的文化历史属于学术专著，读者期待的仍然是从传统出发的散文精品，优秀的散文还需要建立在精神深度与艺术妥帖上。与虚构文学不同，散文来自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作为自我的精神产品，打动读者的不是求新、猎奇，而是内在的生命意蕴，即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活诗意的准确把握。

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何经典？就在于作家在对自我生活细节进行全方位展示过程中，贯穿着完整的生态主义理念。梭罗以十几年独特的生活方式拥抱自然，批判习俗，凭借自我生命意志，成就了生态散文经典之作。

当代散文也不乏具有生命意蕴与哲学内核的作品。比如，史铁生《我与地坛》在景物描绘、精神臆想、隐喻表达背后，升华出一种超越现世苦难的终极情怀。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借封闭的小山村，以几十篇作品描绘乡村生活，其中暗含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某些回忆散文中读出伦理思想，从文化散文里读出历史背后的文化哲学逻辑。

好的散文作品，情感充沛而节制，理性思考始终在场，有着哲学沉思的气质，在宁静的艺术氛围中传达出作者对天地、世界、人性的观察、感悟与思索。

（摘编自于袆《散文创作如何走出过度抒情的困境》）

材料二：

文学写作的本身，应当是自然的、“开放式” 甚至“无限开放”的。谁也没有规定散文应当怎么写，即使有这方面的理论，但“文无定法”之说始终为历代写作者所默认推崇。尽管真正能够“再出新枝”的作家和诗人少之又少。先贤大师们一直在寻求和建立独我的写作方向及范式。于今来看，我个人觉得，散文应当具备或者包含的三个要素就是真诚、自由、妖娆。

散文之所以能够绵延许久，至今还有人喜欢、继续接力的原因，就在于发自写作者“本体”和“内在”的那种具有强大辐射力与“能量”的“诚意”。这个“诚意”是写作者对整个世界的态度，就是写作者自身“修为”与胸襟、视野和识见的体现，也才构成了散文最动人和最有“体温”与“活性”的品质。

自由是指散文写作应当是宽泛的，自在的，可以倚马可待，洋洋万言，也可以斗折蛇行，小家碧玉。可以由此及彼，信马由缰；也可以自定范围，框定跑马场。文学是另一个宇宙，疆域之大之广之深，人类迄今还没有完全探索完尽，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仅仅是物质、信息乃至层出不穷的新科学对人的生存的影响与篡改、修正这一点，就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

散文及其他文学创作，其根本目的是呈现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生存和精神的奇崛状态和样貌，是我们用文字的方式，为自己和众生建造“档案库”与墓碑和宫殿。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具备强烈的“代入感”和“感染力”。因为文学书写的目的，就是要人自觉阅读，并在阅读当中不断获取经验或者精神上的契合力量与共鸣心。因此，任何的写作都需要“方法”，而散文乃至其他文学门类通往呈现和探究繁复之人心人性的路径就是不断地“妖娆”起来。只有把文章写得“好看”“耐看”，“回味无穷”“余音绕梁”，能够在阅读者内心掀起浪花波涛，映现现实和理想的各种奇异的波谷和境界，方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散文写作具备种诱导与分享的积极力量，进而在人心中缔造出更多的奇异风景。

（摘编自杨献平《从问题到方法：我们需要怎样的散文写作》）

材料一：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交互网络正联结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阅读文本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平面纸质阅读到手机阅读、社交阅读等网络阅读，阅读媒介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这一发展趋势给传统的以纸质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答案】

（2017年版）》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加入学习任务群，使之正式成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媒介”一般指传播介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既包括静态的纸质文本、图片，也包括动态的声音、动画、视频等电子文本。由于文本内容呈现形式的多样性，“阅读”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对书面文字的识记、理解、鉴赏、评价，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对图片、表格、声音、视频等多元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事件的发现者、记录者、写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跨”既强调“跨越”，更注重“整合”，不同的媒介形式特点各异，求同存异，将之有机整合并应用到语文课堂上来，可以丰富语文学习内容，加强语文学习与时代、与生活的联系。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应围绕言语活动开展。阅读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信息，首先应基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引导学生理解多种媒介运用对语言的影响，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手段，而非目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应整合丰富的语料，锻炼学生在多样的信息来源中去伪存真、辨识媒体立场的能力，在言语实践中形成价值判断和文化心理。从本质上看，“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具备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但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不是新闻传播学范畴的，而是语文学科范畴的“媒介素养”，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引导学生反思并适应媒介技术对母语习得的影响，在不断接触、分析、判断、评价的过程中实现媒介素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融合。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聚焦时代发展的前沿，彰显语文学科的自我成长，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的教育情境中“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抵御多元媒体对教学的干扰问题。新媒介的引入可以增加信息容量，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学生的阅读与交流空间，但集文字、音频、图片、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的超文本，也容易使学生注意力分散，游离于阅读内容之外。如果一味追求媒介的丰富，追求声、光、电的交响，而忽略了阅读的主体内容，则得不偿失。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目前虽然还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广大师生能积极面对时代发展给语文的“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拓宽跨媒介视野，创造性地开展“教”与“学”的实践，就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摘编自任明满、郑国民、王彤彦《“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内涵、实施策略与挑战》）

材料二：

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VR诵经典”古诗词虚拟现实体验等数字阅读的多媒介互动展示，而引人入胜的沉浸式体验让读者了解了全新的阅读方式。像这样的“VR+书”的跨媒介阅读场景正逐渐泛在化，并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姿势”。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阅读习惯。读者开始习惯于多种媒介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与阅读传统文字印刷的文本相比，阅读时读者眼球的转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另外，阅读形式也越来越协同化。所谓协同化，实质上就是个体阅读逐步发展成为社交型阅读。过去我们说阅读是很个体化的，一个人拿一本书，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在阅读之前，总会先上网翻看网友的评价。那么如果某一个平台不推送某本书的相关信息，你还会不会关注它？这是不是影响了你的阅读习惯？当阅读入口开始发生改变，只要你愿意开放自己的“书架”，别人就可以看到你对这本书的批注，同理，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的批注、圈阅，这会不会影响你的阅读认知呢？

跨媒介阅读背后实质是思维的表达，一个成功的、良性的跨媒介阅读活动，植根于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跨媒介阅读不能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态改变。要想读懂思维之美，首先要读懂不同媒介语言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跨媒介阅读中，比较容易形成的形态是文学阅读与影视阅读相结合，因为很多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阅读成为跨媒介阅读的首选。然而，“跨”之后如何成功地阅读才是关键，要知道，语文课中基于影视作品的跨媒介阅读和一些地区开展的影视教育活动是截然不同的。

思维之美的另一种体现是要注重阅读元素的分拆和关联，形成图谱化的个人阅读知识体系。跨媒介里面有很多元素，戏剧有戏剧表现语言，绘画有绘画表现元素，数字艺术更是元素众多，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的。这种分拆和关联背后，实际上是分类思想，先分类再建立关联，然后重新将关联以后的知识结构化，形成一种思想，让阅读成为一个体系。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读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要聚合思维和思想，形成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谱。

（摘编自吴钟铭《跨媒介阅读改变了什么》）

材料三：

经典名著具有多重教育价值，应列为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一。面对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我们被逐渐改变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想要继续发掘经典名著的多重教育价值，就应该借助互联网、新媒介和新技术的力量。

传统媒介下的经典名著通常以印刷文字为载体，印刷文字有一定优势，如阅读印刷文字能够赋予人们想象力，能够养成缜密的逻辑思维。但在自媒体和互联网信息时代，经典名著想要经久不衰就要不断寻求新的理解媒介。我们应该了解新媒介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媒介。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是会将传统媒介纳入自己的内容体系。传统媒介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所以经典阅读在新时代下寻求新的理解媒介并不是要完全抛开传统媒介。

另一方面，要用跨媒介激活经典名著的新生命。经典名著因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被演绎成不同形式的作品，方便师生通过不同的媒介获取到不同形式的经典名著。与传统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将经典名著的阅读与跨媒介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发挥两者优势。

以《水浒传》为例，随着广播、影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兴起，《水浒传》打破了原有的传播范围，拓宽了受众范围，增添了经典名著的表现形式。借助无线广播，《水浒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播达到鼎盛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媒介对《水浒传》的影响，自从电视普及后，电视剧就超越了无线广播对《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拍摄技术的提高和对《水浒传》的解读越来越深刻，199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自制剧《水浒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观看《水浒传》电视剧的热潮。而在网络方面，有专以讨论《水浒传》及其相关作品为主要内容的贴吧，将解读的权力真正放到了大众手中。各类媒介对《水浒传》的解读与《水浒传》原著文本之间达到了“互文互读”，跨媒介阅读给经典名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张砚妮《经典名著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

材料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源头。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才能看到二者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和殷墟两个考古遗址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但三星堆代表的巴蜀文明和殷墟代表的中原文明经历的却不一样。

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等，纹饰大多是动物，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上和兽形器上刻着的小人，青铜神坛上所铸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个人像等等。

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家族墓葬之中，作为陪葬的明器，象征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内容清晰地表达了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说明，此时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首先在于两种文明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近几年三星堆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专家认为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而中原文明里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形象演化而来的。《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

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中原文明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这种“大”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它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体量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来源不止于此。中原文明区域地势平坦，湿润多雨，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形成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的文化基因。对巴蜀文明而言，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降雨带，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其中。这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和对艺术的迷狂。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

巴蜀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 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裴争《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材料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蚕丛“其目纵”，这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

蜀王更迭都发生在蜀族内部部落之间，所以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在200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的强盛，古蜀国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从鄂西出土的鸟头柄来看，此地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也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购买。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但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全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4000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传承与创新：文化的时代脉动》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如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古老的技艺、经典的文学、独特的艺术形式，无不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与情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得人们很难静下心来品味传统之美；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冲击也让传统文化的地位略显尴尬。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传统文化的价值，相反，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更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从古老的建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从传统的节日里，我们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和民族的凝聚力。只有传承好传统文化，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保持独特的魅力。

 材料二：

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当今社会，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等无处不在。创新为我们带来了更加便捷的生活、更加丰富的精神享受。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创新同样至关重要。

传统文化与创新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通过创新的手段，可以让传统文化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呈现出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例如，将传统的戏曲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打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戏曲；利用数字技术，让古老的文物“活”起来，让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历史的魅力。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材料一

近年来，影视作品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2023年初，电视剧《繁花》热播，上海黄河路成为剧迷们追捧的热门景点。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又将新疆北部城市阿勒泰展现于公众视野。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影视作品对城市形象和文化推广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影视创作的支持力度。这种“双向奔赴”的态势，对推动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光明日报》2024年6月19日）

材料二

“古城，变没变？”面对笔者的问题，常年从事文保工作的方楚兰答得直接：“格局一直没变。”潮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古城。站在城墙上望去，韩江、韩山立于前，“850多岁”的广济桥横卧江面，老城内街巷纵横，一条牌坊街成为古城文旅特色区的“中轴线”……高处有城楼城墙，近处有江水古桥，内里有小巷老厝，从高到低、由远及近、自外而内，古城格局充满了“立体感”，尽显魅力。

漫步广济桥，上面的部分亭台楼阁被开辟为潮州非遗展室，非遗传承人在室外开展常态化演示，增强与市民游客的互动。把活化利用放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大格局中，摸清底数、厘清层次、创新手段，有利于释放文物价值，让文化魅力直抵人心。

62岁的郭金耀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了古城的点滴变化。在他看来，牌坊街的每一个牌坊都有故事，讲好文化故事能让游客感受深厚底蕴。文化根脉的跳动是实现活化利用的驱动力。一座城、一条街，要促进文旅发展、商业繁荣，就必须做好文化这篇大文章，让更多人知道文化的根、感受文化的脉。这就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文物载体、文化遗产、文化业态相互交融、互促互进，真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晚上没事了，沿着古城走一走，真是有灵气！”茶入盖碗，沸水冲泡，郭金耀一边展示潮州工夫茶，一边笑谈日常生活。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让传承千年的文化浸润在城市肌理中，如此，古城定会绽放新光彩，持续“潮”起来。

（摘编自李洪兴《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原汁原味”》《人民日报》2024年6月18日）

材料三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江西南昌方言传承基地——贵林社老茶馆里座无虚席。追光灯再度亮起，演出现场氛围升温。台上相声演员长褂一甩，抛出精心设计的“包袱”，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边品茶、一边互动，品味用南昌方言讲述的历史和故事，体验感“拉满”。让旅途充满“文化味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旅行时的选择。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走进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寻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头戴簪花、身着马面裙在福建泉州古城找寻“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踪迹；跟随电影《长安三万里》在陕西西安感受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旅游不再只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是日益向“观文品史、体验生活”转变。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文化体验越来越成为他们注重的旅游内容。一项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发起的调查显示，选择旅行目的地时，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看重旅游目的地的历史人文含量，如历史积淀、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文旅”在“旅”也在“文”，如何更好推动文旅融合，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是文旅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貌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这也恰恰构成了各地吸引游客的独特文化魅力。因此，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需要注重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旅游走红，许多县城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这背后，既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县域旅游配套服务体系日渐成熟等共性因素，也在于不少县城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吸引了游客目光、提升了旅游品质。在河北正定县，独具韵味的古城、古香古色的巡游表演，让“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在湖北竹溪县，立足非遗山二黄戏曲打造的武陵不夜城给游客带来充满国风和烟火气的独特体验。从实践来看，只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不“复制粘贴”、避免同质化，才能以有活力、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激发文旅新动能。

推动文旅融合，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对文化进行呈现，而是要在守住历史文脉、文化精粹之“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达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目的。比如，参观博物馆渐成风尚，许多观众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而是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这就要求博物馆在深入研究文物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合理布展，用好智慧导览、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新手段，以深入浅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文物故事。再比如，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借助新潮的玩法、丰富的民俗、个性的文创“出圈”，密码也正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守正创新，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历史文化更加可感、可知、可参与，这同样是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的内在要求。

当前，旅游业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更好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既符合广大游客期待，也将孕育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摘编自邹翔《“文旅”在“旅”也在“文”》，《人民日报》202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