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规、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

材料一：

5G，即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是对现有无线接入技术（包括2G、3G、4G和WiFi）的技术演进。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在2016—2018年进行，分5G关键技术试验、5G技术方案验证和5G系统验证三个阶段实施。5G第一个标准版本于2018年6月完成，完整版本或于2019 年9月完成，并有望在2020年实现大规模商用。5G移动通信技术是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和移动用户不断增多的必然产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从基础条件来看，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近几年经济的发展更是带动了信息产业的超高速发展，整个数据处理能力正稳步提升。同时，中国发展5G还具有政策红利，国家早于2013年进行5G发展战略规划；华为等通信巨头频频完成技术突破，助力中国5G技术走在全球前列。

    （摘编自《2018中国5G产业市场与商业应用模式研究报告》）

    材料三：

    5G可达到10GB/秒。传输速度的提升，意味着网络容量的扩大，在同一时间内，就可以允许更多的用户访问网络。5G通信使用毫米波技术，容量超大。毫米波覆盖的频带范围非常宽，能够满足数字信号的传输要求。其兼容性也很好，5G通信选用多输入多输出技术，通过部署大规模天线阵列，就能够支持几百根天线同时工作。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之下的全球化高科技公司来说，想要生存并发展，首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前段时间，作为全球四大通讯器材商之一的中兴公司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元气大伤。其次要有风险意识，以美国为例，其兴趣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不惜为此高筑贸易垒壁。全球化的高科技公司所面临的贸易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在开拓新的市场时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另外需分散经营，多点开花。如华为的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遭到抵制，却突破封锁，在印度有所收获。

    （摘编自《5G：高科技之争缘何变了味？》）

    材料四：

    未来5G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将是巨大的。根据预测，到2035年，5G在多个行业将会为全球经济创造12.3万亿美元的产出，占2035年全球实际总产出的4.6%。在中国，从产出规模上看，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6.3万亿和10.6万亿元。中国和美国有望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都主导5G研发与资本支出。在2020—2035年间，美国在5G价值链的研发与资本性支出为1.2万亿美元，份额约为28%，中国为1.1万亿美元，份额约为24%。到时排名前两位的美国、中国会共占超过一半的份额。

2019年将会是5G商用元年，5G的投资会贯穿2019全年。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名片，是建立在京沪高铁350KM稳定运营的基础上；中国5G则需要建立在华为、中信、移动、电信、联通和大量的成熟产业链的基础上。目前以华为为首的一批5G公司，正在逐步掌握核心科技，成为5G技术的引领者。

（摘编自《中国的5G建设，未来会成为中国的名片》）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科的创立，至今尚不到百年。进入20世纪初期。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的研究文献的梳理、方法的探索，还是基于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尝试构建中国哲学体系，均取得一定进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哲学学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说是学习和依傍的产物。一方面，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对建文中国的: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来的。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只不过问题意识和思想框架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进一步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传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时期。比如，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描述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又如，汤一介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试图构造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等等。在通史之外，无论是断代史还是学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纵深发展。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材料发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带动了人文学科内部的知识互动。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

    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体现在更加重视中国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赖西方的哲学定义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来择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识体系。经学传统重新被关注就是一个例子。冯友兰晚年特别强调，要重视《周易》哲学研究。其弟子朱伯昆所著的《易学哲学史》，不仅系统梳理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而且确立了传统经学在中国哲学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后来的学者除继续探索易学哲学之外，还进一步讨论《诗》《书》春秋》等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觉，还体现在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发掘。21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内在价值的一次系统反思，也是对长期简单以西方哲学框架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系统反思。经过此次讨论，中国哲学研究者增强了对哲学多样性的认知，认识到不应把欧洲哲学或者美国哲学看作哲学的唯一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当然，这不等于不去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会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新时代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学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更加平和地处理与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的对话，更加从容地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和世界的会通中确立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借鉴、知识和话语创新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王博《增强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2019年7月8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21年2月25日16时，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此前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这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材料二：

如何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的问题。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2月，在贵州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为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形势新要求，接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了根本遵循。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成就，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摘编自李民圣《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材料三：

民资安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历史性转移，首先源于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究成，不仅带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夯实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的根基，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我们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精气神，这构成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信心和底气。

观察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征程不难发现，着眼长远从体制机制、政策实施、资源投入等方面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脱贫成果不断巩固的重要原因。从党的十九大擘画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脚步不停，推动贫困地区步入发展“快车道”，跑出致富奔小康的“加速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唯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让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变成现实。

（摘编自桂从路《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前 30年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大众性、通俗性或民间性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忽视了对苏联以外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接受与转化；那么到了新时期文学30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作家在格外注重借鉴和转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开始逐步继承和转化中国古代以儒道释为主的文化传统和有别于民间文学的文学传统。 

虽然在新时期文学 30年中出现过很多带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许多中国作家也曾以“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普鲁斯特”等相标榜，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众多以西化相标榜的中国作家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改弦易辙，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回归。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和文学返祖，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学资源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母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再认同，也就是都逐渐经历一个创作文化心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比如，“先锋文学”的转向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先锋文学”从西洋化或欧化转向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这在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创作转型中有着鲜明的印证。以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长期具有文化寻根思维和意识，他们从文化寻根层面走向了文体寻根层面，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深入到了中国古典文体的寻根。 

只不过新时期文学 30年偏重于从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中寻找可供现代转化的文学资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史传传统得到了更多的青睐。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纷纷写出了向《红楼梦》致敬的文学作品，或者向古典文言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毫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让《世说新语》的文学传统发生新变。 

从传统文化转化角度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致力于寻找传统儒家文化人格在乱世中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力量，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很分明。陈忠实认为，“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 20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接了下来。” 

实际上有些不以“寻根文学”著称的长篇小说同样闪耀着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爝光。如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如此，徐秋斋和李麦、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典型形象中都隐含了作者寄托的中华民族刚健不息的精神和意志。李準和陈忠实的创作几乎一脉相承，他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为了展示民族精神、展示对民族前途的信心而创作的。我要借此证明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难而生存下去，强盛下去！”可见民族精神的追寻是“泛寻根文学”的艺术灵魂。 

（摘编自李遇春《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