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在数字技术、网絡技术、移动技术、智能技术不断革新的大浪潮中，实体书店该如何作为，才能彰显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拥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阅读，正确认识阅读人群。凡是用眼睛与耳朵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阅读。承载知识与信息的各种纸质与非纸质媒介形态，都是人们赖以阅读的工具。因此，阅读人群应该是所有拥有视觉、听觉等能力的普罗大众。其次，我们要认识实体书店在人们阅读选择中的正确地位。原来人们几乎100%依靠报刊围书获取知识与信息，现在这一方式可能仅占比10%，甚至还会更低。再次，我们要正确认识实体书店的社会价值与人类价值，把它做成融通各种阅读社会心理的文化空间。

(摘编自刘建华《实体书店，通向文化空间》，《人民日报》2019 年07月18日)

材料二：

    自互联网进入围书行业以来，处于作者与读者中间环节的实体书店，逐渐被拥有同等功能的网络平台所取代。此外，由于图书行业的利润原本就较为稀薄，再加上阅读方式改变、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冲击，许多以卖书为主业的实体书店越发举步维艰。但是，在政策和资本的助力下，实体书店在销售服务、空间体验等方面转型升级，逐步摸索出“图书+餐饮+文创+休闲”的多元业态融合经营模式，实体书店的整体行业发展有了回暖趋势。

    目前，新型实体书店的经营产生了新一轮同质化倾向，小清新风格外观、咖啡茶饮、文化创意产品，似乎成为新开书店的“标配”，基本体现不出书店的个性以及与主打图书的联系。可想而知，时间的流逝会使“高颜值”带来的引流效果不断减弱。

    在大众产生审美疲劳之前，“高颜值”的新型实体书店必须紧密围绕书店的文化特色和图书的选品特点，开展多元混合业态经营，让图书售卖从边缘回到中心。此外，新型实体书店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不同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获取每一位客户的深度需求，从而为消费者画像。当前，一个书店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已成为衡量其附加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型实体书店还应通过业务交流和培训，构建起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书店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水平，让其深度认可书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自觉成为书店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政策及资本助力之下的实体书店“开店热”，无法让实体书店真正“脱 圈”，因为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实体书店，而是国民阅读的氛国和环境。

(摘编自张华、刘满元《实体书店终究还是要把“顾客”变成“读者”》，《光明日报》2019年09月25日)

材料三：

    在电子商务和网络书店的挑战下，传统店铺和实体书店面临种种经营困境。但与此 同时，一批隐身街区巷弄、藏匿地库阁楼的独立书店，却由于坚持特色定住、多种经营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独立书店正作为一个微型文化综合体，通过特色的文化定位和环境打造，以书籍展售、主题展览、演讲座谈、读书沙龙等多元经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实践中勇敢探索互联网时代“书店+”模式的生存法则。纸质阅读是网络阅读的有益补充，独立书店成为精英文明、经典文化守护者，是传统阅读文化和社区邻里文化的捍卫者。独立书店彰显的不仅是小众市场的精英目标和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更是一种对独立的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坚定守卫。独立书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依托，通过空间生产的多重场域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的多维拓展，展示独立书店的“书店+”模式的经营力量。

(摘编自向勇《独立书店的价值定位与营造策略》)

材料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个性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缺乏对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比如，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说：“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象。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材料二：

人工智能写作或可以成势，这一方面源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智能软件作诗行文来满足内心的创作表现欲，随便给机器人小冰发一张图片，就能轻松地获取一首“平均水平”的诗文。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创作也更加依赖智能写作软件，在写作之前，有人会利用智能软件检索读者喜欢的题材，以及同类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综合性参考；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动写作软件来协助自己进行景物、人物外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刻画描写，其只需对一些现成的语段稍加修改或“一键引用”后就可拼凑成看起来描写细腻、合情合理的片段。不论智能机器能否独立创作文学作品，人机协作现象已经出现，固有的文学理论是否还适用于这些突破人类唯一创作主体的写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来展开对网络文学的评论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阐释无力、迟滞与空洞的现象。批评标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批评者习惯于以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把这一特殊标准人为拔高为普遍、永恒的真理，随后利用占据文化话语权的特殊位置，把这一评价标准套用于网络文学，最后常常得出网络文学是垃圾的结论。这样的批评明显忽略了网络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技术性、媒介性、空间性特征，既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而宏观地把握文学的发展生态。当我们用“情感”“想象力”“灵感”等人类主体领域的智能性来否定人工智能写作时，是不是也发生了批评标准的偏颇？当我们在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缺乏情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时，是不是也有些心虚？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创作的自我影射呢？

人类排斥人工智能文学，原因大都有两种：一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恐惧感，担心人类创作被取代；二是出于文学园地的守护，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的游戏性、娱乐性是对文学的亵渎。其实，人类能否持续创作取决于自身和读者，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冲突。诗人衣米一说：“即便有机器人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即便有上帝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记忆，机器人和上帝都不可能替我写出来。”如衣米一所言，当人类有创作的欲望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写作行为了，不会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存在而停止创作，否则就是创作动机的不够纯粹，或是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人类所创，还是人工智能所作，作品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就好。至于人类文学作品与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孰能赢得读者芳心，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对严肃神圣的精神世界充满神往、对严谨神秘的技术世界感到新奇，他们既需要灵魂的陶冶，也需要精神的放松。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为情而造文，人类因感知客观世界而有所触动，因触动而将内心通了的情感诉诸笔墨，再以情传人，感染读者。这份自然而发的“情感性”也恰是人类引以为傲并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因由之一。然而在文学日益消费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人类这种为文“自然”之情越来越罕见而可贵，各个层级的文学采风、报刊及网站的市场导向、名目繁多的关项设置等，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文学情感组织化、消费化了吗?

(摘编自雷成佳《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变革：挑战和反思》)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材料一：

①《红楼梦》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中写到元妃省亲，宝玉应命作诗，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一眼瞥见，便劝他改去。且不说宝玉胶柱鼓瑟地有些学究气，也不说宝钗自呈才博地把钱翊的诗张冠李戴地算到了韩翊名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论里尽管有那么多对用典的讽刺贬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却依然那么喜欢用典。

②一般说来，中国诗，尤其是山水诗乃是一幅幅“以文字构成的图像”的有意味的缀合。读诗的人在接触这些文字的时候，脑荧屏出现的不是文字而是直接出现了一组组连续不断的流动图像，在这组图像的依次流动中，它所伴生的情感内核也随之凸现，而诗的韵律及内部节奏又调节与控制着这些意象的流动频率。这种象、意、节奏乃是融于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视境流动与心理快感。如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头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山。在读者的视境中立刻凸现出的就是乌云、乌云翻滚、(未)遮住山头这样一幅连续呈现的动态画面。这种节奏流畅的视境依次呈现——尤其是全诗引起的连续流动的视觉呈现——在引起读者心理快感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看电影正看到赏心悦目时突然灯光大亮，屏幕上打出“片子未来，请稍候”，或者吃饭吃得正香时忽然来个石头略牙，必然令人大为扫兴。事实上读诗也是如此，视境有节奏地连续，就令人感到自然、轻松，就容易“神入”诗境，而视觉突然中断或节奏被突然打乱，则令人感到别扭、难受，也就无法很舒适地进入境界。

③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化对应关系的差异，典故便常常造成了读者读诗时的“视境中断”，比如李贺《感讽五首》之二中有四句：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寒食摇杨天，愤景长肃杀。在“合格的读者”的脑海里，依次呈现的是郊外——贾谊墓——无人凭吊(荒草衰飒)——清明时节白杨却在风中摇曳——一种悲愤的情绪、一种肃杀的情景，人们可以由此而联想到贾谊墓前过去曾有过络绎不绝的凭吊者与连绵不断的香烟，而如今却冷落荒疏，就是踏青扫墓的时候，也那么冷冷清清，因而引发一种久远的惆怅。然而，在并不具备这种“认知能力系统”的读者那里，“青蝇”这个典故便使得中间断开了，缺少了这个中介环节，不仅大大降低了诗歌的整体可感性，造成了节奏失调，甚至连诗意都会误解。像那个清代最博学的注释家王琦，就把“青蝇”按照《诗·小雅·青蝇》的意思理解为“谗谱之人”，“青蝇久断绝”就变成了“昔时谮言之人亦归乌有”这种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愤”“肃杀”，于是王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扭成“盖妒能嫉贤虽只在一时，而千载之下犹令人恨恨而不能释”，因此李贺对今世的感慨变成了替古人生气。

④但是，在熟悉典故的那些读者的眼里，这种“视境中断”便不存在了。在他们读诗时，这些深奥而有来头的典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困惑而只是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遐想。这种遐想所引起的暂时停顿，并不是录音机突然断电式的中止而是交响乐曲谱中有意识的暂时休止符号。这短暂的休止实际上成了一种更深刻、微妙的连续，正如____

⑤前者是节奏的打乱而后者是节奏的延绵，具有“认知能力”的读者读到这种用典的诗句时，他在瞬间里就理解了典故的涵义。再进一步，他又能从中更多地体会到典故在诗中的象征意义与感情色彩，并由典故为联想的契机，在脑荧屏上浮现出用过这一典故的诗句，这样，诗句的内涵顿时便丰富了许多，层次也增加了不少。这种诗歌语言现象，西方新批评派文论家阿伦·泰特称之为“张力”，它借助读者的知识使一个意象的外延与内涵迅速膨胀，在宋人杨亿看来，就叫“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换句话说就是典故像个橄榄，入口之初不觉如何，但越嚼就越有味儿。或者说诗中用典如造院“借景”，园内只有曲栏池水，但借着游人的目光，却使远山、蓝天、飞鸟都齐汇小院，使小园平添了许多景致。在“合格的读者”面前，典故已不再包裹着生涩坚硬的外壳而呈露了它的内核，而它的原型及其使用史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联想，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张力”。

(摘编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材料二：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摘编自王国维《人间词话》)

冷 水 河

李广田

天还黑魑魅的，人也还睡得正甜，忽然传来了一阵开门声，人语声，脚步声，而那担杖钩环的声音更是哗唧哗唧地响得清脆。我们都被惊醒了。点起昨晚剩下的小烛头，摸出枕边的时表一看，才四点半，距天明还有一点多钟，然而李保长已经领着人送了几担开水来。同时，听到队员们也都起来了。为了赶路，我们自然希望早起，但今天实在起得太早了，夜里睡不足，白天行路也是容易疲劳的，于是有人喊着：“太早哇！ 太早哇！”这喊声在我的耳朵里回旋了很久的时间，因为我立时想起了那一世之散文作家阿左林，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起西班牙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三句话：第一句是“晚了！”第二句是“干什么呢？”而第三句则是“死了！”这是很可怕的三句话，试想咱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又有多少人不是在这三句话中把一生度过的呢？ 而那最可怕的就是“晚了！”这就是说，“糟糕，已经来不及了！”想想西班牙在这时候所遭的命运，再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于“太早哇！ 太早哇！”这呼声，就有着特殊的意味，也有着无限的感慨。

我一边这样那样想着，一边收拾行李并漱口洗脸，而这时候队员们已经在院子里吃着昨天的干粮，喝着今天送得“太早了”的开水。我们的大队长照例是忙碌的，他在走来走去地张罗着一切，等他回到屋里来时，就笑哈哈地说道：“真想不到白河县人作事这样认真，惟恐耽误了我们走路，半夜里就送了开水来，这也可以证明这地方的政治还不坏吧。”我心里明白他的意思，他不过是指着县政府对于保甲长的，以及保甲长对老百姓的威严而言罢了。县政府命令保甲长，保甲长命令老百姓：“要早送开水，万勿迟误。”于是就有今天的结果，而这也就是大队长之所谓“政治不坏”，我对于这样的赞美是不置一词的。等到我们饮食已毕，一切停当之后，问题却来了：我们雇的挑夫还不见来！ 我们在焦虑中等着，等着，一直等到八点，挑夫才陆续来到，问他们为什么来得这样迟，他们却很坦然地答道：“还得烤完了烟啊。”原来他们都是些鸦片烟鬼，他们仿佛很有理由的那样不慌不忙回答我们。一边捆行李，一边听队员又大声喊道：“太晚了！ 太晚了！”然而那些鸦片烟鬼却仍是不慌不忙，这种不慌不忙的态度好象在回答我们说“并不晚”或者“还很早”一样，叫我们非常生气。等到开拔之后，出城，下山，他们又买烟，买火，拴草鞋……走到河街时太阳已经很高了，然而有的挑夫又不见了，有人说是去吃饭，也有人说是去烤烟，弄得我们无可奈何，因为实在已经“太晚了”！

我们一路沿着汉水，踏着山脚，前进着。我们的歌声，和着水声，在晴空之下彻响着。“拐过山嘴，便是月儿湾了。”有人这样喊。月儿湾———又是一个好名字，还有黄龙滩、花果园……我忘记我是在流亡，忘记是为我们的敌人追赶出来的，我竟是一个旅行者的心情了，我愿意去访问这些荒山里的村落，我愿意知道每一个地方的建立，兴旺，贫困与衰亡，我愿意知道每一个地名的来源，我猜想那都藏着一个很美的故事……但这样的念头，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事情罢了。尤其当看见在破屋断垣上也贴下红红绿绿的抗战标语———这是在城市中我们看厌了的，而发现在荒山野村中却觉得特别有刺激力；以及当我们从那些打柴、牧牛的孩子们的口中也听到几句“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简单歌声时，我就立时象从梦中醒来似的，心里感到振奋，脚步更觉得矫健了。

奔到月儿湾，我们停下来吃午饭。这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同挑夫们谈谈话。我们是喜欢同他们谈谈的。谈到他们的工钱，我们才知道他们又并非自由的挑夫，他们也是被政府硬派了来的，那么，我们所出的工钱恐又不知经过几层剥削才能到达他们的手中。而他们之中竟有人因年老，因烟瘾，而不能胜任，想偷跑，想雇人替换，也就是当然的了。 自然，我们也同他们谈到了吸鸦片的害处。我们的队员尤爱捉住这种机会大发议论。但说来说去，也只能从烟鬼中换得这么一句回答：“这我们何尝不明白，但是现在明白已经晚了，烟瘾已成了，家业也穷光了！”“晚了！”他们也知道晚了。于是青年队员就激昂地说道：“好，你们好好地再吸两年吧，不然，现在便要戒绝，若等到抗战胜利之后，你们便只好吃那最后的一颗大烟丸了。”这所谓最后的一颗大烟丸者，乃是指那一颗可以打穿脑壳的子弹而言。这种想法原是很近理的，总以为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政治应当完全刷新，那时就不再允许这些烟鬼存在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挑夫自然不懂，却也没有人为他们解释。

从白河到冷水河，共七十里，并不难行。但因为今早动身太晚，所以到达冷水河时又是相当的“晚了”！

冷水河，从左边的山涧中流注汉江，河身甚窄，河水清浅，在碎石上潺潺流来，确有一些清冷之意。过冷水河不远，便是冷水河的村庄，在暮色中只见围簇着一些房舍，房舍还有的冒着炊烟。在冷水与汉江之间，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建筑，叫作双龙古剥，也叫做观音庵，而庵下的江水就叫做观音滩。这里的江水又正当一个山势陡转处，水流甚急，又以水底多石，所以水声甚大，而行船最难。据说航船到此，必须连客带货一并却在岸上，然后才能把船拖过，否则便难免危险。我们就看见一只小船还正在滩中间沉着，被急流所冲击，激溅着白色的浪花，而那只小船却是一动也不动。双龙古刹是藉了山势而雄踞在险滩上的，它似乎被群山所包围，而又高出于群山之外，它象一个巨大的魔灵，作着这险滩的主宰，益显得这地势险恶万分。而今夜，这古刹就作了我们的宿营地。

我们在模糊中吃过了地瓜米粥，又托本地的保长给雇了一只可以载行李直达安康的小船，便藉了观音面前的灯光打铺休息了。半夜里醒来，听见江涛的声音，仿佛在深山中来了暴雨，颇令我想起在泰山斗母宫曾听过的山涧水声，似梦非梦，不知身在何处。揉开睡眼，却看见月光从古刹的窗上射了进来，照在粗大的黑柱子上，照在雕绘的栋梁上，照在狰狞的神像上……心里有些恐惧之感，同时也有说不出的感伤。我不能入睡，我想着种种往事，想到将来，想到明天蜀河的道路，乌江渡，又一个可怕的地方。我摸出时表用手电照着，看看时间的向前移动，我决心在那个不太早也不太晚的时候把大家叫醒，预备赶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选自《圈外》，1942年3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