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那些美丽的禁忌王开岭

    中国的青山绿水在哪儿？我想，答案是：在有禁忌的地方。换言之，在信仰之乡。

    一个乍赴南疆的人，尤其冬天，视觉上会有异样感，满目葱茏，直让你怀疑自己戴了墨镜。若到了那些大西南村寨，绿的浓度和幅度更让人油生幻觉，以为掉进了绿池子里。不仅绿，且绿得亢奋，魔幻，忘情。

    和气候水土有关，又不尽然。最感人的绿为何独藏于南方乡野呢？南野多了一缕精神上的东西：禁忌。具体地说，即草木崇拜。他们奉树为仙，敬林若祖，轻易不敢折木斫枝。

    民间对树的尊崇和仰望，要等到草木图腾和相关禁忌文化生成之后。植物有灵的说法，先秦有之。在华夏的犄角旮旯里，随处可闻“树精”“树神”“树怪”的传说。

    我客居山东济宁时，窗外有条古槐路，街心有铁栏，护着一株数百岁的嶙峋老槐。每天清早，枝丫上都会新添一缕缕的红绸布，皆是夜里缠上的，用意不外乎祈福驱灾。这条路扩了许多回，树也从路边到了中央，可谁也不敢去伤它。甚至，为让老树享饴孙之乐，整条路全补种了新槐。

    从前，凡去一个村子，村口总会遇一棵沧桑大树，北方以槐、榆、柳居多。该树往往地位显赫，待遇优厚，一打听，保准跳出一大堆灵异故事。

    相对于北方，南方乡民对树的感情和构思更丰富些，除“树精”“树怪”这些非凡个体，还把范围扩大到了族群——“风水林”。

    广东鹤山雅瑶镇昆东村后的小冈上有一片“风水林”，相传是从南洋带回的种子。该树叫格木，为亚热带珍贵树种，其大龄者已逾200岁，上世纪60年代，某造船厂许以两台拖拉机换这片木材，被村民一口拒绝。且不说经济实惠，在那个高音喇叭天天喊这喊那的年代，敢拒绝尔等要求，足见“风水林”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了。“风水林”，让“青山绿水”的比例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了。从单株神树到成片的“风水林”，人的敬畏范围和禁忌力度在放大，受惠面积和获益程度也在增长。

    较之汉族社会，少数民族的树神崇拜，情感上更天真，纪律上更严格，行动上更彻底。贵州的苗、侗两族，自古崇拜草木，在族人眼里，树等于神灵和福祉。每年春天，族人都要过“树秧节”，人人种苗造林，连未婚男女的信物也是一棵树苗。还有个风俗：谁家婴儿降生，全寨老小要齐力替之栽种一百棵杉苗。

    西双版纳，乃中国热带雨林最完整、面积最大之地。为什么呢？并非偏僻荒凉，而因这儿的居民有个共同的图腾——神林。视树为衣食父母，为感恩示敬，将大片地势好、近水源的森林供为“神林”，在那儿，连花草禽兽也被视为精灵，不得侵扰。那里要求寂静与安详，不允许伐木、狩猎、开垦，不允许喧闹、泄秽、有猥亵之语，甚至不允许捡拾枯枝落果。整个西双版纳，那样的地方有600余处，近10万公顷，珍稀植物和药用植物200余种。中国最大的植物种子和基因库，寂静如初，仓储完好，靠的是“门神”，是“闲人免入”和“肃静”的牌子，是精神防护罩和铁布衫。不仅西双版纳，“神林”在滇桂川黔等其他部族也盛行，彝族、白族、水族、瑶族……皆奉树为神，虔敬有加。

    如今，很多事应了那句老话：失礼而求诸野。所谓天道，即如此。害怕，有时候是美丽的。上苍佑之，必使有所忌，有所敬，有所自缚和不为……如此，其身心才是安全、舒适的。上苍弃之，则使之无所畏，狂妄僭越……那样，其灵魂即时时于混乱、激酣中，距离毁灭即不远了。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节）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请接受残酷

迟子建

    ①一个儿童站在漆黑的楼道里敲一扇铁灰色的门，他没有听到回答声；一个年轻女子伫立在百货商场柜前为丈夫购买丧服的衣料；一个探险者倒在茫茫无际的丛林中，弥留之际他发现鹰和乌鸦在头顶鸣叫盘桓不休；一个终日坐在河边洗衣的女人突然有一天发现河对岸那棵美丽的椴树让人砍了，而那椴树正是她曾与弃她而去却缅怀不已的恋人约会过，从此她不再来河边洗衣。这些景象的出现，标志着残酷的诞生。残酷走来的时候总是步履从容，不动声色。残酷可以出现在战场、医院，也可以出现在阳光明媚的网球场绿草簇拥着的花坛。生活让人学会残酷，而艺术必须让人接受残酷。

    ②一幅画的失败，一首交响乐的流产，一篇小说的流于平庸，并不意味着残酷。艺术的残酷是一种精神自虐的残酷。当你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对全世界的人发表演说时，心里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恐怖、甚至厌倦，残酷在这个时候威风凛凛地走向艺术。

    ③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在残酷微笑着向他们走来时总是采取积极态度。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一个在西方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一个在东方用刀剖开自己的腹部。他们冷静地接受了艺术的残酷。尽管有许多饶舌的社会学家对他们的自杀做出了种种看似理由很充分的分析，但那只是社会学家的误解而已。能使艺术家结束生命的，只能是艺术。而我们总是在接受别人残酷上领略辉煌，这实在是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哀。

    ④生活中出现残酷时尚有补救之机，而残酷走向艺术时只能面对死亡，你别无选择。没有任何伟大的艺术家会不断创造高峰，人在艺术的探索中越是执着、激动而勇往直前，同时又越是疲惫、绝望。艺术是狡猾的，当你迢迢奔向它时它能神采飞扬地向你招手，而当你切近它时却又将真实的面孔转向别处。所以总在路上行走的奔向艺术的人（不是艺术家）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尚且能在生活中占一席之地。而真正走到艺术临界点的艺术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接受了双重残酷：生活的和艺术的。

    ⑤卢浮宫的藏画，巴黎图书馆的藏书，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拉威尔留给我们的音乐，无一不是残酷的表现。我们在领略伟大和辉煌的同时，必须明白我们首先应该接受残酷。凡•高的金黄色的像太阳一样燃烧着的向日葵是残酷的，因为它曾使凡•高的心灵备受摧残而又令后来者手持画笔望洋兴叹。《老人与海》《神曲》《喧哗与骚动》《人间喜剧》是残酷的，因为后来的作家在涉及同类题材时没有达到它的精神境界。《红楼梦》也是残酷的，它站在中国古典小说塔尖的位置上使其他作品黯然失色。而中国的艺术，能让人领略到残酷的却是太少太少了。徐悲鸿画马与齐白石画虾，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不明白为什么之后还有一些国画家孜孜不倦地画马和虾，真是不可思议。

    ⑥美国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让我看见三天》，在命题上是残酷的，因为她永远看不到她要看到的三天，只是她文章中的三天太罗曼蒂克，她没有让我们看到残酷的三天，因而这三天不是永恒，它时隐时现。

    ⑦我非常喜欢福克纳的《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结尾：

    那男人躺在床上。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仰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常年积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⑧这是最精彩的结尾，因为它是残酷的，是岁月，爱情的残酷，同时更是艺术的残酷，让我们接受它。

天鹅

    小时候看过一场完整的《天鹅湖》，这是我所接受的最优美的古典教育。柔和的身体，动人的旋律，我无法确认具体的舞蹈动作与剧情之间的关联，但那被概括出来却依然抽象的美，慑服了我最初的情感。

    天鹅以单纯的曲线勾勒出身形，它造型精湛，是高贵的典范形象。与孔雀风格不同，天鹅呈现的是简洁之美，此外，还包含了更多的庄严感。天鹅是赢得最多尊重的鸟。关于天鹅，人们说得已经太多了。布封著名的篇章赞颂着天鹅：“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鹫，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它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有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它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布封誉之为“太平共和国的领袖”。列那尔还有一个生动比喻：“它在池塘里滑行，像一只白色的雪橇。”的确，天鹅匀速而平静的游动，几乎不破坏水面的原有纹理，优雅至极。我听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对天鹅的评价来自我的朋友，她讽刺说，天鹅不过就是一只会装模作样的鹅。我这位朋友极端反对媚俗，只有那些被人遗忘之处，才能引起她的关心；大凡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她一定会冷眼旁观——不知道这是“独”具慧眼，还是慧具“毒”眼。但她的态度恰从反面提供了证词，天鹅确乎获得了人们普及化了的热爱。

    传说，大神宙斯曾化为一只天鹅与海仙之女丽达亲近。和女朋友约会要打扮成天鹉，可见天鹅是神钟意的模样。天鹅并不因此而傲慢，《丑小鸭》的故事展示了它在成长过程中的谦逊，直到成年，它依然保持着这一良好的习惯，温和地低下头颈。我一贯持有偏见，认为过于自知的美让人生厌，而对自己的美貌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有种别样的可爱。

    天鹅并不是体形最大的鸟，不是毛色最绚丽的，不是歌喉最悦耳的……但世间并无全面价值的美，我们所谓的无暇，仅是在一个狭小局部达到的自我满足，其实它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谐调关系，实现了优点时缺点的最大比值，表现出美对丑的顽强克服愿望——说到底，只是把缺点放置到观察者的盲区上。绝对意义的美是非真的，正如高大辉煌的王鸟凤凰，是幻想中的杰作。如果天鹅拥有引人注目的体形，那么它也许会像鸵鸟一样失去飞行能力；如果它拥有过于绚艳的羽毛，也许它们会成为花瓶里的独特级饰。世间的美好不是并行不悖的，有时一个优点竟会成为另一个优点发展的阻碍。原来，删减技巧的运用有时要大于增叠，正是众多的舍弃成就了天鹅。它在飞行高度上独占鳌头，可以在八九千米的高空连续飞行十余个小时，而普通的鸟只能达到四五十米的高度。有时候，谦虚并不取决于品德，而是眼界的问题。如果你所看到的范围足够宽广，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骄傲。高远的视线使它明白，骄傲仅是鼓励自信的方式，而非对比别人的自得——我由是理解天鹅的谦和。

（摘自周晓枫《鸟群——五重奏》，题目为命题人所加）

六元抗币

卢群

    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秀梅的肩头拧成了疙瘩。

    进入腊月后，大成的哮喘越发严重了，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每呼吸一次，胸口就重重地起伏一 次。尤其是冷天，病情越发严重，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凄厉的哮喘，三里外都听得见。

秀梅咬了咬牙，再一次牵起了小锁。

    “你，你干吗去? ”大成支起身子紧张地问。

“还是送人吧，胡先生心善，家境又好，孩子到了那里，会有好日子过的。”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咱一家人，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大成一着急，又剧烈地喘起来。

    “可你的病……”

“死不了，你把草药再熬一下，喝了药出身汗就好了，咳，咳，咳……”话未说完，大成就又咳又端地蜷成一团。

    “你别急，我听你的，这就熬药去。”

转过身子，秀梅的泪哗哗地流。去年秋收时，大成还像个壮牛似的，三百来斤的担子搁肩上健步如飞，五百多斤的碾子能举过头顶。锥料想，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不仅冲毁了自家的草房，还冲垮了大成的身体。为了保住何老财三进三出的四合院子，大成在冰冷的洪水中奋战了两天两夜。结果何老财的院子保住了，大成却患上了重疾，咳嗽声惊天动地，高烧发到四十多度。后经郎中救治，烧虽然退了 ，哮喘仍如影随形，日益加重，好端端的壮汉子，转眼成了病秧子。何老财见大成再无油水可榨，就以看草荡的两间破棚子为工钱，将大成打发了事。如今一家老少五张嘴，还有大成的看病费用，全靠秀梅替人缝缝补补挣点小钱。这点钱别说看病，肚子都填不饱。没办法，秀梅只好挖些甘草、洋金花、麻黄根等药草回来，给大成煎服下去。由于治疗跟不上，大成的病已发展成肺气肿。郎中说，中药压不住了，得看西医，用抗生素。

那天，秀梅正在医院门前徘徊，开私塾的胡先生将她拉到一边轻声说：“锁他娘，大成的病不能再拖了，你看这样可好，你把小锁过继给我，我出钱给大成看病。你放心，我没有孩子，会把小锁当亲生儿子待的。”

    秀梅一听魂飞槐散，然而静下心来想想，胡先生的话没有错，大成不能再耽搁了，家不可一日无主啊。 可是当她把想法一说，大成就恼了，怎么解释都没用。眼见着丈夫一天天衰弱下来，秀梅急得满嘴起泡。

    “老乡，能借你家的锅烧饭吗?”

正痛苦着，耳边传来轻轻地询问。秀梅抬头一看，是新四军战士，为首的是位女同志，20多岁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剪着齐耳短发。

“快，快请进。”秀梅连忙站起身。在这之前，秀梅就已知道，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大成，新四军来了！ 一进门，秀梅就兴奋地嚷起来。

“是吗？快，快请同志们坐坐！”大成精神一振，病痛立时减轻许多。战士们一放下行李，就忙着担水、扫地、抹桌子，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

秀梅将锅子又细细洗了一遍，才添上水烧起来。为首的那位女同志解开背包，从小布包里倒出大半碗玉米面。三个孩子立刻围过来，小眼睛铜铃似的瞪着，喉咙里咕噜咕噜地直咽口水。女同志见状又倒出一些面粉来。不一会儿，粥煮好了，女同志先给三个孩子各盛了一碗粥，第四碗粥则给了床上的大成。大成再三推托，女同志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一家人还客气啥？”大成问：“大姐，你腰里有盒子枪，一定是个官吧?"女同志笑道：“在革命的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我姓张，你就喊我张同志吧。”言语间，屋外雪花稠密起来。秀梅连忙走出门，把张同志的马牵到屋檐背风的地方。扣好缰绳，张同志也跟了出来。张同志问：“大姐，大哥得的什么病？“他，他……”秀梅一下子哭出声来。听着秀梅的哭诉，张同志也落下了泪。

    翌日凌晨，秀梅想给马喂点草料，却发现张同志他们已出发了，破烂的桌子上留着一只口袋，打开一看，玉米面。袋子旁还有张六元面值的抗币，显然是给大成治病的。

雪已悄然停止，一行脚印，沿着朝霞升起的东方蜿蜓而去。望着坚实的足印，秀梅流下了满眼的泪水。后来，秀梅和大成也参加了革命，并打听到救他们性命的张同志叫张茜，是陈毅军长的夫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