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谷子的老人

唐兴顺

    已经是秋末了，照常规庄稼应该全部收割完毕。可是李老汉和老伴商量，想让这三分地的谷子再长一两天，催催籽，谁知道一停顿，老天爷却下起雨来。老汉急了，他怕成群结队的麻雀来抢食，也怕獾在雨天的夜晚来捣乱。

    老汉从旮旮旯旯收拾了些东西，打上黄油布伞往地里去了，身后跟着一条高腿狗。老汉在地中间和地的两头分别插上了三个假人，夸张的人形，胳膊上拖着长长的破塑料纸，又在地南头靠边的地方，借助一块大石头的弯崖，搭了个简易小窝棚。

    老汉双手叉腰站在地埂上，眯眼看起雨中的谷子来，想起当初和老伴一起打畦的情景。他们把土壤弄得跟面粉一样，然后拉起绳子撒灰线，眯眼瞄准定畦垅。谷苗透出地面，迎着早晨初升的太阳，最好看。暑伏高温天，蹲在谷地里间苗，人像在蒸笼里一样，汗珠顺着脊背、腰腿流到土壤里。间苗之后，谷子长得很快，如着了新装列队待命的士兵。不用几日，它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就鼓胀起来，很快从头上钻出一个“青毛虫”来，个头越来越大，各个部分之间也越来越紧凑，几乎完全看不出缝隙的时候，谷穗的颜色就开始由青色向黄色转换了。李老汉知道，黄色是小米的颜色，金子的颜色。每当此时，他就想，你说这稀罕不稀罕，一块山地，几粒种子，凭空就生出这么多金灿灿的东西。

    这时候，他感觉到脚脖子上被什么东西触动着，低头一看，是高腿狗在用尾巴和他说话。扭过身来，看到身后地堰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撑绿伞，女的撑红伞。男的戴眼镜，紧抿着嘴，女的要小很多，大眼睛扑闪着，肤色很白，像雪像面，还挂着一对金色耳环，颜色比小米的颜色还要亮堂。

    男的指着地边的窝棚问：“这个做啥用？”女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了窝棚。

    “哈哈，住人呀。”老汉笑着回答，没容他们问，紧接着又补一句：“看地，看谷子呢！”

    “能值几个钱呀！受这罪！”女的使用的是又尖又脆的声音。

    老汉想说她一句，抬眼看这女的很好看。过去村东头郭老三家有个女儿就是这个样子，十里八村漂亮得出了名，后来被一个来游山的老板带走，全家都迁下山了。老汉没开腔，拿起镰刀，弯腰从旁边的石堆上割了捆圪针，把圪针堵在窝棚后边的岸壑处。这男女一前一后走了。老汉没直身，从胳膊肘下边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刚走，又有人从大路上走过来，这次人多，有十几个，全是20岁左右的毛头娃，穿着阴阳古怪，花花绿绿，有的打着伞，有的什么雨具也没拿，有的两三个人簇拥在一柄伞下，有的伸胳膊仰头，让细密的雨水往头上脸上淋，嘻嘻哈哈，尽说些疯疯癫癫的话。李老汉几次想发声，但一看是一群孙子辈的娃娃，就闪在一边。他们疯了一会儿就离去了。

    他爬进窝棚里，在四个角分别压了一块石头，才在草垫上躺下，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咳嗽，弯腰走出来，见是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婆，老干部模样。男的白发向后梳着背头，耳朵大，面色白。女的是老式剪发，穿一件宽大的酱色布衫，一人撑一把很大的伞，说话和颜悦色。他们应该种过地，因为他们说到谷子品种、产量、价格，还说“这个天气，停两天还行，如果再下雨，谷穗即便长在秆上也会霉烂”。他们建议带雨把谷穗收回去。李老汉觉得他在行，就和他说了许多话。他们走了。李老汉心中犹豫起来，就打着伞围着地边转，转到大路边时，和路上来往的游人挨得很近，有的人不进地，却隔着渠沟和他说话，发出许多议论。他听到有个人说：“刚才这顿饭吃了7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

    他不想再和人说话，也不想再让其他人来地里看稀罕，就把刚才割下来的那一捆圪针，从地南头搬到地北头，挡在大路向小路的拐弯处，然后撑起伞站着。几只灰喜鹊在树上跳来跳去，一群麻雀在低矮繁茂的灌木丛上飞起又落下。雨下得更细小了，只有轻微的一点，却满天都是，像湿度很浓的雾一样。抬眼望远处，山冈坡地上有很多游人，三三两两，悠然自得。 这时有个声音在大路上喊他，扭过身一看，是最开始到地里来给他说话的那一对中年人，隔着那团圪针，女的笑眯眯的，男的做手势让他过去，到跟前，男的说了一句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3张100元的人民币给老汉，老汉不接，他就把钱扔了过去，一张落在圪针上，两张飘到了地里。老汉不知所措，但钱不能让雨淋湿啊，赶忙弯腰捡起来，然后挪开圪针，呼喊着让这两个人站住，可他们已经跑远了。李老汉愣在那里，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不好处理的事情。

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 “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安装工小马

王剑冰

    小马的墨镜还放在那个台上，静静地享受着昏暗的光。而小马这时可能正在阳光下骑着车子狂奔。几次打给他电话，他都说在去客户家的路上。小马很忙，忙的连眼镜都顾不上来取了。那天，小马干完活走得慌张，已经九点多了，我才发现他的墨镜忘在了杂物台上。

    小马是一家公司的热水器安装工，来我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小马表示很不好意思，说让我久等了。小马干活很麻利，为了安装得美观些，小马在不大的空间里费了很大的事。

    我说一会儿装热水器的时候叫我一下。可等我看见，小马自己一个人正扛着那个大家伙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里转着身子。我赶忙去帮手，那个大东西被小马举过了头顶，这时我已经帮不上了，小马是站在梯子上。可是，小马举着那么大个东西，就是挂不上钉好的小钩子，那两个小钩子太袖珍了。我看得出，小马已经没有缓冲的余地，要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挂上去，要么就会坚持不住掉下来。小马满头大汗地憋红了脸的最后一举，站立的梯子在猛一用力中突然滑动了，小马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了下来，而我就在他的下面仰头看着，躲是来不及了。小马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到地上，而热水器正好挂在了其中一个钩钩上，斜斜地没有掉下来。好险啊！小马直说不好意思。而我吓了一头汗。

    这时小马的手机不停地响。小马接听说一会儿就赶过去，好像是一个客户的事情。小马说总有干不完的事，等干完了，也快半夜了。

    又有个电话打进来，是问小马在哪里，吃饭了没有，而且还要把饭送过来，小马说不用不用，你先吃吧，一会就好了。那边说，你不要急，把活给人家干好，别马虎。小马说是，我啥时马虎过。那边说要过来帮上一把，小马就有些急躁了，说你啰嗦什么，耽误我干活。

    我说是你的爱人吧？挺关心你的。小马说是，她总是怕我给人家干不好。我说，她干什么的？小马说是干销售的。两人在郊外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比都市村庄的还便宜，就是路远一点。起的早一点，睡的晚一点，腿和车子辛苦一点，就又能多余下点钱了。可以给她买个好衣服什么的，她跟了自己，总是什么都不舍得买，起早贪黑地跟着自己吃苦，不管多晚回去，都在那里等着，有时就守着饭菜睡着了。

    我说小马有福，小马说是啊，那就只有好好干活儿，爱人也是看中了自己这一点才跟自己好的。我心里感慨社会里还有这么实诚的年轻人。

    我忽然想起来，应该给小马拿点吃的。就去了厨房拿来几个包子，可小马很是不好意思起来，说什么也不吃，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我说，就当是兄弟。小马还是不吃，说一会就好了，不饿的，把碗放在了那里。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吃一个。而这之中，小马又忙了个把小时。小马把活做得很认真，线路跑得规规矩矩，还帮我做了多余的活，比如另外跑了一根线。小马很仔细地填写了安装单，很仔细地讲说了注意事项，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小马留下了手机号，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了另一个客户家，调度那里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了。小马又得忙到很晚了。妻子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中间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小马脾气很好地说着善意的谎话，说再有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小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走了，把那个遮阳的墨镜忘在了水池的台子上。

    我记着小马说，干一个月虽然工资也不高，但小马挺满意的。小马说，钱拿多少是小事，关键是把活干好，不能损坏了公司的名誉。小马是个很敬业的人。我想我要是有一个公司，就让小马做个总经理助理什么的，小马是个可用的人，而他的妻子能做部门经理。可我笨得不会经营什么公司。

    小马黑黑的，壮壮的，精精明明的，小马很是让人想念。

    我再一次给小马打电话，告诉他我会把他的墨镜直接送到卖热水器的商场去。

选自《小小说选刊》

镇殃

周月霞

    锦儿和王金宝钻进猪圈后面的草丛里，头抵着头，撅着小屁股。

    刘秀华知道他俩在看什么，却视而不见，依旧啰啰地吆喝，晃着舀子喂她的猪。

    那是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带盖的茶碗，土呛呛的白，连个青蓝花边都没有描。锦儿小声问：宝哥，这是啥？跟我爷爷喝粥的碗一个色儿。金宝嘘了一声，说，这是俺奶奶给俺妈下的镇殃。

    刘秀华用舀子把儿拨开一只猪仔的头，猪仔似乎疼了，夸张地吱吱叫着往妈妈身边蹭，正吃得津津有味的猪妈妈不耐烦地拱走了它。刘秀华一皱眉，抡起舀子狠狠砸向老母猪。

    那个午后，瓦蓝瓦蓝的天，篱笆上的丝瓜秧正在疯长，风从稠厚的叶蔓里伸出手挠人脸，麻酥酥的。

    茶碗里有三颗小枣大小、米黄色的佛珠，被一块暗红色的绒布隔开。佛珠上都刻有字，紧挨在一起的两颗刻的是“柳”、“王”，另一边的那颗刻着“刘”。

    刘秀华几乎每天睡觉前一闭眼就能看见这些。她委屈，她就哭，就使劲儿掐金宝的爸。金宝的爸紧紧抱住她，在她耳边央求：“看我、看我吧，我娘不容易。那些都是迷信，不灵的，不灵的……”黑暗里，刘秀华一声长长的叹息。

    西厢房的门窗大开，不断传来四奶奶拉风箱似的喘息声。院门外，陆续走来上了年岁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沉默着，面无表情。锦儿望望那些背影，看向金宝。金宝低声说：我奶奶快死了。

    秀华，娘说要喝水……金宝的爸跪在炕上，从窗户探出头急急地喊。

    刘秀华“唉”了一声，小跑着进屋。顷刻，屋里传来稀溜溜的倒水声、筷子搅动声、嘘嘘的吹水声。

    有人抬着一扇门板走进院子，腋下还夹着一摞鞭炮。

    金宝呢？金宝……洪亮的男声喊走了眼神怯怯的金宝。

    猪圈里，猪妈妈喂饱了四个孩子，哼哼唧唧地唱着催眠曲。草丛里，蛐蛐一长一短地叫。

    锦儿把茶碗儿的盖子盖好，站在那儿发呆。

    天爷啊！你可算睁眼啦……娘啊！你可算看到俺的心啦……刘秀华被人驾着跌跌撞撞走出来，跪倒在天井中心，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四奶奶娘家姓柳，四奶奶三十岁就守寡，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成人。刘秀华和金宝的爸是自由恋爱，四奶奶最怕儿子会“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她对刘秀华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她胖，个子矮，吃饭稀里呼噜。无奈儿子就是非她不娶。那年镇上赶庙会，人们都去娘娘庙烧香拜佛，四奶奶颠着小脚也去了，抱回一个拳头大、雪白的带盖儿的茶碗。金宝的爸啥事都跟媳妇汇报，可刘秀华给四奶奶收拾屋子，寻遍犄角旮旯也没找见那个茶碗。

    我们这边把房地基、墙缝里被人偷偷放上个被施了法的物件，叫下镇殃。下镇殃的人都是跟房主人有过节的，可亲娘给儿子下镇殃还是头一回。

    四奶奶瘫痪五六年了，刘秀华精心照料，没有一句怨言，金宝的爸更是唯命是从。四奶奶一直以为是埋在墙根底下的镇殃的法力，儿子才如此孝顺，跟自己一心。其实，三年前他们家装修房子，那东西早就被挖了出来。她咽气之前总算良心发现，亲口对刘秀华说了实情。

    娘，你往西方大路，好走啊！金宝的爸双手扳住门楣，涕泪横流，撕心裂肺长呼一句。屋里屋外顿时哭声大作。

    四奶奶，死了。

    鞭炮声如爆豆在锦儿耳边炸响，她惊得跳了起来，那茶碗被打翻，几颗珠子骨碌碌滚进草丛，杳无踪迹。

    锦儿又急又怕，“哇”一声哭了。

    锦儿那年九岁。

    锦儿二十岁那年，刘秀华托人来提亲。锦儿妈回绝了，说，锦儿不喜欢嫁一个村的。其实，很多人看见四奶奶临终跟刘秀华耳语好久，都认为那是口授秘诀，锦儿妈当然是担心她会给未来儿媳下镇殃。

    后来，金宝娶了个很漂亮的媳妇。媳妇心眼活泛，拉着金宝做建材生意发了财，早就搬到北京去了。刘秀华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儿子几回。有一回刘秀华跟锦儿妈诉苦，抹着眼泪发狠说，她要给金宝也下个镇殃，那东西，是真灵……

（有删改）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用啊！”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走进塔里木

贾平凹

    ①八月里走进塔里木，为的是看油田大会战。沿着那条震惊了世界的沙漠公路深入，知道了塔克拉玛干为什么称作死亡之海，知道了中国人向大漠要油的决心有多大。那日的太阳极好，红得眼睛也难以睁开。我们喉咙冒烟，嘴唇干裂，浑身的皮也觉得发紧。突然间起风了，先是柏油路上沙流如蛇，如烟，再就看见路边有人骑毛驴，倏忽飘起，像剪纸一般落在远处的沙梁上。天开始黑暗，前边一直有四辆装载着木箱的卡车在疾驶，一辆在风中被掀翻，另外三辆摇晃如船。司机说，在修这条公路和钻井的时候，大沙暴卷走了许多器械，单是推土机就有十多台没踪影了。我们紧张得脸都煞白了，沉甸甸的雾和沙尘，使车灯打开也难见路，风沙大得车门推不开，谁也不敢张嘴，张嘴一口沙。

    ②我们走进了大漠腹地，大漠让我们在一天之内看到了它多种面目，我们不是为浪漫而来，也不是为觅寻海市蜃楼。塔里木号称第二个中东，它的石油储量最为丰富，地面自然条件又最为恶劣，地下地质结构又最为复杂。国家石油开发战略转移，二十一世纪中国石油的命运在此所系。那么，这里演绎着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故事，这里的人如何为着自己的生存和为着壮丽的理想在奋斗呢？眼前的塔里木，自然条件恶劣，但生活区的活动房里却也很现代化了，有电视录像看，有空调机和淋浴器，吃的喝的全都从库尔勒运进，竟也节约下水办起了绿色试验园，绿草簇簇，花在风沙弥漫的黄昏里明亮。艰苦奋斗永远是石油人生活的主旋律，但石油人并不是只会做苦行僧。不论是筑路、钻井、修房和运输，生产体制已经与世界接轨，机械和工艺是世界一流，效益当然也是高效益。新的时代，新的石油人，在荒凉的大漠里，为国家铸造着新的辉煌。

    ③接触了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石油人，所到之处，工人们让签字。我写惯了那些唐诗宋词，工人们却自己想词，他们想出的词几乎全是豪言壮语。这里的工人将这些语言渗进自己的生活，他们实实在在，没有丁点虚伪和矫饰，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信仰和力量就来自这里。于是，我遵嘱写下的差不多都是“笑傲沙海”“生命在大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等。这里真是一块别种意义的净土啊，这就是涌动在石油战线上的清正之气，这也是支持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啊！

    ④回到库尔勒，我们应邀在那里作报告。我们是作家，却并没有讲什么文学和文学写作的技巧，只是讲几天来我们的感受。是的，如何把恶劣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生存的欢乐，如何把国家的重托和期望转化为工作的能量，如何把人性的种种欲求转化为特有的性格和语言，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石油人。如今社会，有些人在扮演着贪污腐化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醉生梦死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浮躁轻薄的角色，有些人在扮演着萎靡不振的角色，而石油人在扮演着自己的英雄角色。石油人的今生担当着的是找石油的事，人间的一股英雄气便驰骋纵横！

    ⑤从沙漠腹地归来，经过了塔克拉玛干边沿的塔里木河，河道的旧址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林。这些胡杨林证明着历史上海洋的存在，但现在它们全死了，成了死亡之海的依据。这些枯死的胡杨粗大无比，枝条如铁如骨僵硬地撑在黄沙之上。据说，它们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胡杨林如一个远古战场的遗迹，悲壮得使我们要哭。我们大喊大叫，为什么呐喊，为谁呐喊，大家谁也没说，但心里又都明白。塔里木油田没有雕塑馆，但有这个胡杨林，这些树就是石油人的形象，一树一个雕塑，一片林子就是一群英雄！我们狂热地在那里奔跑呐喊之后，就全跪倒在沙梁上，捧着沙子装进矿泉水瓶子带走。这些沙子现在存放在我们各自的书房，那个八月长留在记忆中，将要成为往后人生长途上要永嚼的一份干粮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