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者

刘学林

    她喜欢这条路，尤其是在春天。现在就是春天，垂柳新绿，桃花欲开未开，正是赏花时节。她驾一辆奥迪徐徐东行，直到无路可行时才拐上田园路。刚进档加速，一个背着一把坠胡的盲老人迎面走来。也就一闪而过了。然而就在这一闪而过的瞬间，她觉得这个盲老人有点面熟。她开始回忆。明静辽远的坠胡声响起来，那是四年前录在她记忆中的坠胡声。

    难道会是他吗？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调转了车头，超过了盲老人之后靠路边停住，钻出汽车，迎着盲老人站在车旁，看着盲老人用手中探路的竹竿一路敲过来。老人虽老，腰杆却直，满脸皱纹中有一种大喜大悲之后的淡定，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淡定。她认定这一个瞎眼老人就是那一个盲老人。

    “老人家，您是在隆兴街自由市场——”她顿了一下，斟酌该怎样表达，“拉琴的吗？”

    盲老人站定，无语。

    “你还记得，四年前，您让一个姑娘多拿几块钱的事情吗？”

    “姑娘，您认错人了。”

    盲老人手中的竹竿又向前探出，以盲人特有的轻稳起步走。她有点惘然，一动不动地看着老人的身影渐渐远去，那淡远空明的坠胡曲调却渐渐清晰起来。她重新上路，车开得很慢，坠胡的曲调时远时近，不绝如缕。

    四年前的情景如在眼前。那时候她刚到这个大城市谋生，钱包被偷，她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她在隆兴街自由市场逛悠，油条的气味，卤面的气味，粉浆面条的气味，残忍无情地折磨着她的肠胃。向大妈讨一碗粉浆面条喝喝吗？她鼓了几次勇气没有张开口。

    这时候她听到了盲老人的坠胡声，那琴声淡若流云，清如溪水，也看到了坐在一条小巷的巷口操琴的盲老人。老人不是那种睁眼瞎，该长眼睛的部位陷进去两个深坑。老人面如荒漠，坐在闹市就像坐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老人面前放着一个铁盒子，圆形的破旧的铁皮盒子，盒子里有不少零票子，一角的，两角的，一元的，两元的，她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两张五元的，一张十元的。她的眼睛一亮，心也随之怦怦跳起来。我只拿一张五元的，只拿一张五元的。可是怎么拿呢？人熙来攘往，看到我拿一个瞎眼老人的钱，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她从盲老人面前走过去，又从盲老人面前走过来。这样走了两趟，她终于想出了一个遮人耳目的办法。当她再一次从老人面前走过的时候，她装作一不小心把老人盛钱的盒子踩翻了。她说声“对不起”，连忙蹲下去给老人捡钱，借机把一张五元的票子握在了手心。正在她准备起身走开的时候，老人开口说话了。老人的声音空洞淡定，无哀无怨，无喜无怒。

    老人说：“姑娘，多拿几元吧。”

    她把汽车锁进车库，上四楼回到自己的家。所谓家，其实只是一套四室一厅的豪华住宅而已，她还没有成家。

    经历了那一段穷苦磨难之后，她脚下的路忽然柳暗花明了。由于经商的天赋，她成立了一家公司，成了一名经理。两年之后，她已经是这个城市中的富人之一了。

    她吃了两块“消闲派”，喝了一杯咖啡，点上一支烟。那辽远的坠胡声又在她的耳边悠悠响起。如果说她在路上拦住那位老人只是出于一个偶发的念头，那么，这时候她要报答盲老人的愿望竟是如此的强烈和急切。

    第二天，她到公司安排了一下事务，就直接去了隆兴街自由市场，可是她没有找到那位盲老人。

    第三天，她仍然没有找到那位盲老人。

    一连四天她都没有找到那位盲老人。她问旁边卖粉浆面条的一位大娘，大娘只说她也好几天没有听到盲老人的胡琴声了，对盲老人的其他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她决定每天傍晚到田园路上去等待，终于如愿以偿等到了那位盲老人。她拦住他。

    盲老人漠然无语。

    “这是一万元钱，您先用着。请您告诉我您的地址，我会定期给您送去生活费的。”

    “这是从何说起？”老人在傍晚的夕阳下径直走去。

    她跟上老人：“四年前您对我有恩，虽然只是几块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希望您能成全我。”

    “我一个瞎子能对谁有恩？请姑娘不要污人清白。”

    盲老人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回头。

（一）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了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

（三）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筒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像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哆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般，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蹩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房间里赫然摆放着那些花圈。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在您眼里也许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有删改）

最幸福的事

张爱国

    课堂上，钟老师问：“同学们，你们认为让自己感到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受到老师的表扬最幸福。”刚刚受到钟老师表扬的李大雷第一个站起来，得意扬扬地说。

    “最幸福的是考了第一名！”张明明说着还挑衅似的看了看李扬──这两个孩子一直在学习上较劲，而上周的考试，张明明获得了第一名。

    “最幸福的是过周末！”陈志磊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因为周末，外婆会为我做很多好吃的。”

    孩子们哄堂大笑，陈志磊真是个“贪吃鬼”。

    “今年春天，我爷爷的腿好了，又重新能挑水的时候，我感到最幸福。”龙小刚进入了回忆状态，“去年下大雪之后，有一天我爷爷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奶奶又挑不了水，每天都逼着我和她一起抬。地上滑，好几次，我和奶奶都摔破了手，还摔坏了几只桶呢。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和弟弟真苦啊，舍不得喝水……所以，爷爷腿好了，能够一跛一跛地拎水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幸福！”

    “你爷爷奶奶真笨！看我爷爷奶奶，建了个大水窖，趁天晴把水窖挑满水，就够一家人过冬了……”说话的孩子还想取笑龙小刚，被钟老师制止了。

    “去年，邻居莲奶奶病了，睡在家里好几天没人知道，我最先发现的，是我给她儿子打了电话，她儿子才从外地赶回家里带她治病的，不然她就死掉了。”班上有名的“调皮鬼”刘洋大声说，“现在莲奶奶总夸我是好孩子，还常常给我糖吃。要我说，我才是最幸福的。”

    孩子们显然不屑。

    “这也算幸福啊？哼！”

    “我还帮一个老爷爷打过电话呢……”

    “我也是……”

    “我也有一次……”

    “我那次帮了一个小妹妹打电话，她想她爸爸妈妈了……”

    教室里哄闹起来，钟老师拍了拍讲桌，启发孩子们再换换角度。

    “我最幸福的事是在今年暑假。”柳静尽力说得有文采一些，“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我爸爸妈妈打工的深圳──啊！深圳真大啊，比我们镇上大多了。那天晚上，我爸爸没上班，带我到大街上──啊！深圳的大街真亮啊，各式各样的灯都有。逛完街，爸爸还带我吃了肯德基──啊，肯德基真……”

    “嘁！深圳算什么？”同桌郭童很不服气，“深圳有东方明珠塔吗？有海洋世界吗？有世博园吗？没有吧？但上海都有。我暑假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一整天都没上班，带我看东方明珠……”

    “老师，郭童撒谎！他根本就没看到东方明珠塔。”一个叫刘洋的同学站起来，又冲着郭童叫道，“我爸爸打电话和我说了，你爸爸刚走出工地不远就迷了路，然后随便找个地方说是东方明珠塔，你其实连东方明珠塔的影子都没看到……”

    “我看到了，我看到东方明珠塔的塔尖了，我还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好几天呢。”郭童气呼呼地反驳道，“你嫉妒我，因为你爸爸妈妈从来都没带你去过那儿……”

    “你们别吵了，要我看，去深圳，去上海都比不上我去我姑姑家幸福。”杨鑫博眉飞色舞地说，“姑姑和姑父都忙，很少在家，我一去，就能和我表哥整天打游戏、上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这时，钟老师叫起很少发言的郭素素，问：“郭素素，你来说说最幸福的是什么。”

    “我……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郭素素淡淡地说，“每天下午放学后，爷爷坐在院子里抽烟，奶奶在厨房里烧饭，妹妹和我一起写作业。等爸爸妈妈从地里回来了，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吃饭……”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郭素素还在说着，突然，不知谁哭出了声，一个，两个，一大片。

(选自《小小说》)

敲铜锣的孩子

袁省梅

    初冬的太阳青白冷寂地走到头顶时，铜锣宏亮的声音在羊凹岭的巷里响了起来，咣，咣，咣。正在玩耍的孩子嚷嚷着，耍把戏的来了。敲铜锣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宽大的棉袄随着胳膊的摆动，像罩了个罩子般硬撅撅地晃，裤子却短，黑红的脚腕露了半截。他看上去也不冷，额头冒着汗，把一面铜锣敲得嘹亮。戏台子下蹲的、站的来了好多人。冬闲，人们都出来看个热闹。

    开始演出了。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已经脱了棉袄棉裤，光着脊背，只穿条灰白的单裤子，在一个黑脸大汉的指挥下，钻火圈、骑单车、抛大缸……

表演顶尖刀的是敲铜锣的孩子和黑脸大汉。一把亮闪闪的尖刀，一头顶在那孩子的脖子上，另一头顶在黑脸大汉的脖子上。一旁的铜锣皮鼓噼里啪嚓，敲打得紧紧慢慢。看热闹的人心也跟着紧紧慢慢地乱扑腾，就见那黑脸大汉和那孩子顶着尖刀，伸开着两臂，一步一步转着圈走得缓慢、沉重。只见那孩子的脸涨得紫红黑亮，眼睛瞪得溜圆，眼珠子快要蹦出来般，凸出了眼眶，亮的尖刀已经深深戳进了他的喉里。细的棍子一点点弯曲，弯曲……终于，在一阵急促的锣鼓声中，在人们的唏嘘中，棍子咔嚓折断。那孩子和黑脸大汉慢慢收了气息，微微笑着向一周的人鞠躬致意。

人们看着那孩子，顺出一口气，旋即就嗷嗷地叫起好来。人们是没想到这小小的孩子，黑黑瘦瘦的，还有这般好的气功。有胆大的娃娃悄悄走上去，想摸那孩子的肚子。那孩子故意将肚子鼓得老大，等娃娃们小心地刚碰到他的肚子，他忽地瘪了下去，吓得娃娃手一弹，倏地缩回。那孩子就嘿嘿笑，一旁的人都嘿嘿笑。

    锣声又响在羊凹岭的巷子时，敲铜锣的孩子开始挨家挨户地收粮食了。那孩子见了门，不进去，站在门口把铜锣敲得响亮。屋里的人听见了，就会拿出两个馒头，或者一个南瓜三五个红薯，或者是，一瓢麦子三四个玉米穗，反正是，家里有啥，就给点啥。那孩子见人拿了东西出来，就不敲了，鞠一下躬，翻过铜锣，接了粮食。出了门，他把铜锣里的粮食装到一只灰的布袋子里。

    走到二豁子家门口时，巷里闲坐的人使着眼色不让那孩子在二豁子家门口敲铜锣。二豁子没有男人，一个寡妇扯着七个淌鼻涕的娃娃，日子过得烂抹布样皱巴。况且，凭着二豁子的性格，她除了能给你一口唾沫一顿斥骂，还能有什么?

那孩子看着人们给他挤眼扯嘴的，以为人家跟他开玩笑，他也朝人们挤眼扯嘴地逗闹。笑闹中，就站在二豁子家门口把铜锣咣咣地敲响了。

筛晃着一头枯草样乱发的二豁子看见那孩子手上捧着锣，站在当门口，脸上就黑下一层，撅着嘴，不耐烦地摆着手，走走走。

    那孩子却不走。二豁子看那孩子的黑眼睛溜溜地瞪着她，短的头发硬撅撅地直愣愣，就有点可笑。你要给我当儿子，我把你这布袋子装满。

    那孩子不说话，也不走。门口看热闹的人哄地笑了，都说留下吧，给二豁子当儿子吧。捧铜锣的孩子还是不说话，笑笑，把铜锣往二豁子脸前凑。二豁子看见铜锣暗哑的光映出那孩子一张谦卑的倦容，抬眼就看见那孩子的眼神也清明，也倔强，好像是，还有点忧郁。

    二豁子的心莫名地疼了一下。

    这娃。二豁子拍了拍那孩子的头，轻，而且柔。

    有人说，做她娃多好，省得你跟个讨饭的一样可怜。那孩子突然敲响了铜锣，咣的一声，响亮，突兀，也寒凉，冰块般撞向每个人。人们

    一个哆嗦，还没回过神来，那孩子缓缓地说，我不是讨饭的。说着，一手提着铜锣，一手把布袋子猛地摔到肩上，在人们的一片惊叹中，走了。

    那孩子走了好一会儿了，木槌撞在铜锣上的声音，当当当，还清凉凉地响在二豁子的耳边，细碎，纷乱。

    这娃，脾气还挺大。嗤，再大也是个耍把戏讨饭的。别说了。二豁子突然大吼一声，白白黑黑的碎语刀切般没了，人们瞪着二豁子，不明白她好好的，咋就生气了。二豁子从裤腰里摸出一个黑灰的手绢，抽出五角钱，把手绢包好，又塞到腰里，一手抓了三四个玉米棒子，踏踏地跑了出去。人们面面相觑，抬头看天，讪讪地，天要变了，好像是。

    人们撵着二豁子时，她已经往回走了。敲铜锣的孩子在她身后咣地敲了一下铜锣，又敲了一下。人们看见那孩子的手上捏着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钱。过了一会儿，那孩子提着铜锣还在那儿站着。

    夕阳红亮，将干黄灰白的羊凹岭涂染得明亮，又温暖。

（有删改）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因里希·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的时候，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的，莫过于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的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也许因此而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要你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坐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的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显示欢乐。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