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

    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乐崩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的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核心精神，同时又以礼乐的核心精神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核心精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含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崩乐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刘德喜《礼乐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迭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哧”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嚼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

    新批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是布鲁克斯。用他的说法：“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反讽”概念的目的仍然是揭示语义在文学文本中的复杂变化。根据新批评“文学性”观念，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是语义朦胧和语义多重。“反讽”这一语言现象正好符合这一文学定义。正因为这个原因，“反讽”就成为新批评最常用的概念之一。

    从语义学立场来看，“反讽”本是指一种“正话反说”或“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反讽”中，字面上的意义与实际的意义有所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根据语言学观念，任何一个符号都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当中，符号的意义会因语境而产生变化。“反讽”产生的原理同样如此。在“反讽”现象当中，语言符号巧妙地使用某个特定的语境，从而让一个符号不再表达其本义，而是表达另一个相反的意义。这样，一个“反讽”就产生了。

    从符号学能指与所指构造角度看，“反讽”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情形。语言本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确定不移的、无可更改的。然而，“反讽”的出现却使一个符号的能指不再指向其约定俗成的固定所指，而指向另一个能指。

    科学文本对语言的使用就完全合乎语言的约定规则和编码原则，坚决避免出现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文学文本则有意采用各种手法来违反语言的约定规则，从而使文学文本成为语义朦胧和复杂的符号系统。

    不难看出，“反讽”的实质仍然是语义的变形化和复杂化。在新批评看来，“反讽”是“文学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形成“文学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反讽”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偶然使用的语言技巧，或至多是一种修辞格。新批评则将“反讽”上升到“文学性”的高度，将它视为语义变化的典型现象，从而使之成为文学文本的根本属性。维姆萨特与布鲁克斯在其合著的批评史中坚持将新批评改名为“反讽诗学”（ironic poetics）。关于“反讽”，他们明确指出：“我们可以把‘反讽’看成一种认知的原理，‘反讽’原理延伸而为矛盾的原理，进而扩张成为语象与语象结构的普遍原理。”既然“反讽”是一种语义变化，尤其是字面义与真实义的矛盾状态，那么其语义结构一定会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构成形态。赵毅衡先生在《新批评》一书中曾把“反讽”分为“克制叙述”“夸大叙述”“正话反说”“疑问式反讽”“复义反讽”“悖论反讽”“浪漫反讽”和人物主题与语言风格上的“宏观反讽”等多种类型。无论何种“反讽”类型，都呈现出语义叠加和语义多重的特征。它大大增加了文本的语义层次，有力地强化了语言的可感性。

（选自文字《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有改动）

汉装，中国华彩

    我们的传统服装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使没有见过出土的实物，在历代的画典以及文学作品中，这种特征也不难总结。中华民族作为最源远流长的民族之一，1.8万年前山顶洞人就开始使用骨针，7000年前河姆渡出现纺轮，“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爱琴文明都是发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

    从商朝出土的玉人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外形特征，如上衣下裳，交领右衽。西周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上下一体的长衣)。作为汉装原型的深衣，在《礼记》中有记载：“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袖子)圆以应规，曲袷(领)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

    中国服装在这时就已经与西洋服装彻底分道扬镳，在形制的细节处、颜色上等都蕴涵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一般认为汉装自身显著的特点成熟于汉，至宋明仍保留有其鲜明的特征，即宽衣博带、大襟右衽、交领大袖，整体风格含蓄柔静、随和典雅。风格最清晰的莫过于三个时期：魏晋、盛唐和宋明。其中魏晋和宋明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有自觉意识的朝代。

    魏晋时地主阶级世袭门阀贵族崛起，反儒倡道，老庄玄学盛行。此时作为“人”的意识觉醒，不拘小节，不做作，任其自然。如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记载，“鸟有羽，兽有毛，黄瓜茄子赤条条。”认为衣服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穿着也不拘礼教，甚至袒胸露脯。最极至的是放浪形骸，以天地为裈(裤子)的竹林七贤。这个时期是中国服饰史上男子士儒最为风雅潇洒的一个时期。士人流行飘逸的长衫，“得意而忘形”，如晋武帝间“冬天尽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层”。男子还崇尚扎巾，羽扇纶巾，颇有一种厌弃冠冕公服的风气。于是此时出现风度，风采，风姿，风韵，云中白鹤等自喻。女子形象也可以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中看出，袖子宽大，衣带飘飘。

    盛唐开放繁荣，也是服饰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华丽的服饰，体现出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男子相对俭敛，不再穿裙。而多是圆领袍衫加襥头(一种搭拉两个脚的软帽子)，一直沿用至明，并有严明的官服制度，“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武则天时还以不同的图案纹样来区别文武官衔。而女子服装则表现出空前绝后的开放、华贵和宽大。孟浩然《春情》中描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可见衣带和裙摆之长。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写道“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都是当时华丽的时世装。

    至宋明，随着汉文化的沉淀，服饰也表现的更沉稳严谨，形成了更严格的官服制度。同时，民间服饰的细节装饰也趋繁复。裙子式样修长，穿着时在腰间扎以绸带，带上垂绶环。尤其宋朝程朱理学强调封建伦理思想，禁锢人们思想，服饰美学上更趋向纤弱、拘谨，与当时的建筑绘画等其他艺术风格一致(建筑上白墙黑瓦，绘画上清秀简洁的水墨画和淡彩画)。并且此时缠足风盛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服制仍多沿用宋制，同时随着棉丝的大量生产，民间服饰也异彩纷呈，多了些市井之趣。如将不同色彩拼接起来的“水田衣”。至此，中国服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体系。从形制上来说，官服已经明确到可以用颜色和补子(胸前的绣花图案)指代官衔，如上海俚语中的“无啥花头”原意就是指没有什么官衔。一般男服都是“直缀”，即一种类似道袍的简单长衫，简单的服饰外形将男性的社会意义定义在“理性”。从寓意上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形象比喻，而发展到非常繁复的抽象寓意。如谐音，画鱼以代“余”，磬代“庆”等。

    中国服饰虽是平面的一块面料，但知情的人都知道，里面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一本书，可以慢慢品，细细读，而远非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神秘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选自2019年10月号《森林与人类》，有删节

语言智能和语言教育不应“相杀”

饶高琦

    近年来，语言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在舆论中对人工语言服务形成冲击。语言教育存废及投入多寡等，成为国家教育规划和技术规划中需要面对的问题。1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召开了“语言智能与社会发展”论坛。40余位来自语言教育界、信息技术界、企业界、新闻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就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献言献策，并形成了《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协同发展宣言》，倡议教育界和技术界相拥相爱，停止相搏相杀。

    智能技术冲击传统产业，挤出其中的就业人口，本不新鲜。但今天机器翻译为代表的语言智能技术对传统语言产业的冲击大部分只存在于舆论之中：翻译人员的收入保持稳定，翻译市场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规模持续增加。其他语言服务产业也在蓬勃发展。2018年两家一线创新企业机器翻译产品在重要会议上“翻车”，也表明语言智能还远远不足以像两百多年前的轧棉机一样制造失业潮。

    但这种舆论中的冲击，伤害却不小：大学英语专业，从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今天坊间“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语言智能的冲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学界、企业界人士刻意制造了一种“外语专业灭亡论”。××翻译在××技术竞赛中拿到冠军，××系统超越人工翻译，××翻译机通过专业考试等信息更在媒体的追逐中频现网端。在人工智能服务大量进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这种论调已经不再是未来小说、科幻电影里那种飘忽云端的危言耸听，而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恐慌之源。这种恐慌首先就表现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笔者所工作的大学，近年来就有数十位新生受这种舆论影响选择改换专业，甚至退学。

    诚然外语教育，尤其是大学外语专业，在学科设计和培养模式上问题深重，但如果任由机器翻译狂热宣传发展，煽动公众情绪，将会对国家的科技规划和教育规划形成严重误判，进而有损公众利益。语言智能行业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前的智能应用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统计机器学习方法和2010年以后突飞猛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它们都依赖于富含人类知识的大数据资源。而外语从业者，正是语言大数据资源的生产者。可以说，语言智能如车，语言数据如油。岂有汽车行业整日恐吓石油行业的道理呢？

    另一方面，舆论上的恐慌虽缺乏道理，但不完全是无源之水。外语教育，为学生前途和自身发展计，理应化冲击为契机，在人才培养的范式、方法和内容上吐故纳新，热情拥抱新技术和新时代，努力帮助学生过好智能时代的外语生活。在智能时代，语言教育更要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在工具性上，培养懂得工具，会利用智能服务的语言从业者。而在人文性上，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包容心的教育，培养不同文化间的穿行者。

    2018年，原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这一观念。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顶级高校也就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科技伦理设立课程与研究项目，旨在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划定界限。人工智能，尤其是语言智能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更深和更广的人机互助，进而通向人机共生。替代和对抗的人工智能观并不可行。人工智能和其服务的领域都理应相爱，不能相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