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有删改）

    ①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场出现了三股大的文化潮流：一是“国学热”。在经济持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相应而生，社会大众了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二是关注现实的影视作品受到大众追捧。三是网络游戏悄然诞生。上述三者以“国学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但如果从大众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后者才是最大的赢家，它经过10多年发展，时至今日仍然处于上升趋势。网络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②网络文学年轻的作者们刚刚走出校门，甚至仍然在读，他们涉世未深，缺乏社会阅历，几乎未接受过写作训练，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亦处在懵懂阶段。然而，他们热情好学，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熟悉网络虚拟环境；他们思想活跃，在线编写故事毫无心理羁绊。他们占据的时空优势和读者优势是传统作家所缺乏的，读者喜欢是他们写作的动力和唯一目的。由于作者读者是同代人，人生经历与感受容易产生共鸣，网络文学的读写现场迅速形成并日渐扩大，新的文化标识和偶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国学热”和“在线游戏”成为网络文学两个重要的文化基因或许是一种偶然，但其促使一代人文化消费范式的形成实是一种必然。

    ③网络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首先是在审美上的高度认同，其次是在形式、内容上的直接借鉴和翻写、延伸，再次是打破时空限制赋予历史以现代想象。在男性向写作和女性向写作中，这一关系又显示出不同的特点，男性向写作多取其意蕴，女性向写作则取其形态。

    ④网络文学极少有效仿现代文学之作，取法古人的却比比皆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学经典往往都曾流行于民间大众当中，书场、茶舍是其生根发芽的场所。网络文学通过网络辽阔的虚拟空间，实现了与大众的心灵契合与对接，在这一点上网络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存续有相通之处。

    ⑤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夹叙夹议，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大胆推测，其借古论今的演绎技法继承了古代话本小说的叙事传统。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孙晓的《英雄志》、打眼的《黄金瞳》等，无不承袭古人智慧，而又具有现代视野。树下野狐的《云海仙踪》则直接脱胎于《白蛇传》。

    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网络文学作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宝藏，逐渐与中国古典文学建立了特殊关系，从《后宫甄嬛传》《悟空传》等网络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但网络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与发扬，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零散而浅显的，表象化的成分居多，真正吸取精髓、发扬光大的作品只是凤毛麟角。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例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辨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他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选自罗钢《叙事学导论》，有删减）

手机与微信的“温柔”

    ①微信后来居上，是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小微们”的诞生本身________手机的技术更新，受随身听的启发，手机与平板电脑________。触摸屏替代了按键，资讯、娱乐、摄影、交流全在轻轻一触。微信________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________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很多作家在写作之余，都去写字、画画、收藏去了。每天在“朋友围”都能看到朋友们传上来的新作：收藏的字画、古董、黄花梨、红木家具，自己的字画习作……五花八门，全有物证贴在“朋友圈”。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散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七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只是无足轻重的动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比水母更大。今天，我们却称霸这个星球。人类是如何把自己从在非洲的一角自生自灭、毫不起眼的人猿，变成地球主宰者的呢？

通常，我们会在个体水平上寻找我们与其它所有动物的差异。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之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让我比狗、猪，或是黑猩猩更高等。但事实却是令人难堪的：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和黑猩猩很相似。并且如果把我们中的任何一员和一头黑猩猩放在孤岛上，黑猩猩绝对会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真正使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特质，不是在个体层面上，而是在群体层面上。人类能称霸这个星球是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灵活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蜜蜂、蚂蚁等，它们也可以大规模地合作，但没有像我们这么灵活。它们的合作方式十分死板。蜂巢总是用同一种方式运转，即使出现了新的机遇或危险，蜜蜂也无法很快改造他们的社会系统。其他群居的哺乳类动物，如大象、黑猩猩等，它们可以更灵活地合作，但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黑猩猩合作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熟悉。唯一能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能灵活地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是我们——智人。一对一，甚至十对十，黑猩猩也许都比我们强。但是，如果你让1000个人类对抗1000个黑猩猩，人类将轻易获胜。原因很简单，一千只黑猩猩根本无法合作。如果你尝试把十万头黑猩猩放进天安门广场，那儿绝对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可经常会有几万人聚集在那里，非但没有产生混乱，反而形成了极其复杂和有效的合作网络。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建造金字塔还是飞向月球，都不仅仅是基于个体能力，而是基于大规模灵活合作的能力。尽管不认识彼此，我们却可以通过共同合作来实现全球的思想交流，这是黑猩猩所做不到的。但合作并不总是好的。历史上人们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是基于大规模合作。

可为什么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合作呢？答案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之所以可以和无数陌生人一起合作，因为在这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创造并相信虚构的故事。只要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虚构故事，每个人便会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其他所有动物都只使用他们的交流系统来描述事实。黑猩猩可能说：“看！有一颗香蕉树！咱们去摘香蕉吧！”而人类不仅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现实，而且还使用他们的语言来创造新的现实，虚构的现实。人类可以说：“看，上帝在云霄之上！如果你不听从命令，死后上帝就会惩罚你下地狱。”如果人们都相信这个被创造的故事，那么大家将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人们便可以合作。这件事只有人类能做到。你永远无法说服一只黑猩猩交出香蕉，就算你承诺它：“死后，你可以到黑猩猩天堂。到时候你的善行，会为你赢得无数的香蕉。现在，快把香蕉给我。”没有一只黑猩猩会相信这种故事。只有人类会相信这种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霸世界，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现在或许你可以理解，人类通过相信相同的虚构故事来合作。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造大教堂，又或者在圣战中浴血奋战，因为他们都相信相同的关于上帝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宗教领域，正是这相同的机制，支持着人类所有其他形式的大规模合作。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法律，都以人权为基础。但人权是什么？人权，就像神和天堂，都是我们发明的故事。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和民族。但什么是国家和民族？它们不是客观现实。一座山是客观现实，你可以看到它，触摸它。但一个国家，只是我们创造并极其依赖的一个故事。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当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和企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由我们称之为律师的强大巫师创造和维护的故事。企业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努力赚钱。而钱是什么呢？同样，钱也不是客观现实，它没有客观价值。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穿它。但后来这些讲故事的大师来了，大银行家、财政部长、首相，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看到这张绿色的纸了吗？它实际上值10根香蕉。”如果我相信它，你相信它，每个人都相信它，它便真的有效。我可以拿着这张毫无价值的纸，去超市，把它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换来我可以吃的真正的香蕉。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你永远不能和黑猩猩做这件事。黑猩猩当然也会交易，你给我一个椰子，我就给你一根香蕉。这行得通。但是，你给我一张没有价值的纸，就期望我给你一根香蕉？没门！你觉得我是什么，人类吗？

尤瓦尔·赫拉利《为什么人类会崛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