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审美视野的逐步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从对动物的审美到对植物的审美，对山水的观赏由“比德”到“畅神”的转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处于狩猎生活时期的欧洲原始洞穴画作者，尽管生活在不乏美丽植物花卉的环境里，但他们着意描绘的只是经常与之周旋的野兽形象。我国仰韶彩陶，已有鱼、鸟、蛙等自然物的形象，但它们都是脱离各自的生存环境被加以表现的，几何化的写意手法和强烈的变形处理，表明这些自然物已变成象征符号，还谈不上自身的美。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

    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提法，和《荀子》一书中所记的孔子“以玉比德”的观点，都可看成代表。这种用自然物比附人的德行的观点，虽仍有其片面性，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历史的进步。《诗经》常以鸟兽草木比兴，作为抒发情意的借用物。《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表明“比德”观念对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以物喻人的形象，所以就使自然物往往附着了传统的隐喻意义，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直到今天还影响人们对这类自然物的欣赏。

    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王羲之《兰亭集序》写到自己面临会稽山阴兰亭一带有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的美景所产生的感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宗炳平生“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酷爱描山画水，认为再现山川之美，足以“畅神”。他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肯定观赏和再现自然美可以“游目骋怀”，可以“畅神”，也就是肯定从自然界可以直接得到审美的满足。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时比西欧早一千多年。在这种观点基础上诞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具有开山意义。由此而形成的专事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品类——山水诗画，后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卓越贡献。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人把祭祀作为诸礼俗中的首重。依时有春杓、夏稀、秋尝、冬蒸。流传至今的中元祭祖和中秋祭月，当是“秋尝”的重要内容。而无论是中元祭祖还是中秋祭月，都是为了合道，是趋吉避凶的方法论。

    《易·系辞下》讲：“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华夏先祖视太阳为寰宇之间阳性之最，名为太阳；视月亮为寰宇之间阴性之最，名为太阴。作为中国民间农时重要依据的阴历即是据月亮运行周期编成。既然月亮在天地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有着祭祖传统的中华先祖当然就要献祭。《国语》记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力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所谓“夕月”就是祭祀月亮的仪式。不过当时祭祀月亮是在秋分这一天。据《周礼·春官》郑玄笺注：“天子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历代王朝也都把祭月列入国家祀典，严格执行。

    古人发现，秋分之日太阳行至赤道上空，昼夜相等。此后，白昼渐短，阳气渐衰；黑夜渐长，阴气渐增。所以，在秋分这个阴阳相当的时刻祭月，既是敬送阳气之往，又是恭迎阴气之来。但秋分是据太阳的运行确定的，在农历中不固定，或在月初，或在月中，或在月末。若在月末，就很难见到明月，无从献祭，后遂演变为农历八月十五进行。

    在民间，中秋献月饱含着百姓浓烈的感恩之情。一年劳作，托福于天地护佑，风调雨顺，日丽月清，五谷和瓜果成熟了，作为受益者，就要首先把果实献给天地和祖先品尝，所谓“秋尝”。

    在古人看来，祭就是吉。因为祭是人天中介。生命来自父母，父母又来自他们的父母，寻根究底，肯定有一个第一父母。这个“第一”应该就是老子讲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也是万物之一，自然也是由道生的。要保持生命力，无疑就要保持和道的联谊。古人用的方法是祭。可见祭是人类和宇宙能量保持畅通的一种形式。

    按照现代科学的说法，任何事物都由三要素构成，即信息系统、能量系统、物质系统。

    月亮作为一个巨大的天体，肯定有它的信息系统和能量系统。这就是古人讲的“月神”。既然真有“月神”，《论语》中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显得必要。

    古代国家和集体层面的月祭都是要诵读祝文的。向西设坛，由祭官或女性贤淑沐手恭诵祝文，然后向月焚化。祝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先是歌颂，再是立志。作为阴性能量的载体，月亮有着太多值得人们歌颂的地方。

    为了让这种能量具有存在感，祭祀之后要分食祭品，古人名之为“饺”。随着祭礼的不断演进，月饼和瓜果就成了中秋的主要祭品。无疑，祭品是一种祝福化了的食品，因此，在祭礼之后，我们看到，许多人舍不得吃掉自己分得的祭品，要拿回家，让老人和小孩分享。

(选自《中秋是归途》，有删改)

    职掌卜筮，是先秦史官与《周易》关系之最突出的纽带。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谓是不遗余力。阅读先秦文献，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易》占筮准确而感到惊讶。例如，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如何来解释史官们的这一类“神奇”的预测呢？其关键，是先秦史官对《周易》变化观精髓的理解和运用。

    《周易》是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文解字》引《秘书》：“易”原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周易》义理的阐述等等，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从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占筮的结果，其实，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说卦”，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周易》的变化观去分析、推测其前景，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知道了这个例子所蕴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易》筮有时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变化结局的奥秘。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以《易》占筮，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事，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并非科学的方法。其次，先秦史官的以《易》占筮，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易》要讲八项。然而，在每次占筮时，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占筮的结果，也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只需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来作论断。主观随意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牵强附会的特点也很显著。

    先秦史官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堪称当时的“通才”，而《周易》是一部既简明又涉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著作，可谓“通学”；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职责要求，先秦史官堪称《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周易》对于具体人和事的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对于《周易》变化观的活用，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的历史、现状的观察和了解。而其这方面的败笔与尴尬，正好说明《周易》唯心、神秘思想本身的致命缺陷。深入探讨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对于《周易》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晓平《先秦史官与〈周易〉》）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我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这也是《圣经》里提到的一种爱的方式：爱他人应如爱己。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其特点是这种爱没有独占性。如果我具有爱的能力，我就会去爱我周围的人。在博爱中凝聚着同所有人的结合，人的团结和统一。博爱的基础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同人共有的核心相比，人与人之间在才能、智力和知识上的差别微不足道。要了解这种人共有的核心，必须要深入了解人，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如果我只看到一个人的表面，那我看到的主要是使我和他分开的差别。如果我了解到他的本质，我就会看到我们的共性，我们是兄弟这一事实。这样的一种核心对核心的关系——用来取代表面对表面的关系——是一种“中心关系”。西莫尔·魏尔曾经很优美地表达过这种关系：“同样的话可以是很一般的，也可以非同一般，这要按说这些话的方式而定。说话的方式则取决于这些话发自内心的深度，而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在双方息息相通的情况下，这些话会触动对方相等的内心深度。所以一个有能力区别的人就会听得出来这些话的分量究竟有多大！”

    博爱是同等人之间的爱。但虽然我们是同等的，事实上也往往不完全“同等”，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需要帮助。今天是我需要帮助，明天也许是你。有这种要求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弱小，另一个人强大。弱小是一种暂时状态，而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的能力是普遍的持续状态。对需要帮助的人，对穷人和陌生人的爱是博爱的基础。爱自己的骨肉不足为奇。每个动物都爱自己的后代并照料他们。软弱的人爱自己的主子，因为他靠主子为生；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他需要他们。只有当我爱那些与我个人利益无关的人时，我的爱情才开始发展。在《旧约》中，穷人是人爱的中心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仅是穷人，还有陌生人、寡妇、孤儿、民族的敌人、埃及人和伊多姆人。在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同情的过程中，人开始发展他的博爱。在爱自己的同时，他也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那些虚弱和惶恐不安的生命。同情包含着了解和认识的因素。在《旧约》里这么写道：“因为你们了解异乡人的心，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当过异乡人……所以你们也应该热爱异乡人！”

（摘编自弗罗姆《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