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自动化

    一百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特写道：“文明的发展就是加大不用想便能完成的事情的数量。”如今，计算机可以被编程执行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软件程序还负责脑力工作，比如观察检测、分析判断，甚至作出决定等等直到最近都还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职能。怀海特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这样的信念——人类活动是从上到下有等级区分的：每当我们把一件任务或一种工具交给机器去负责，就把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等级更高的、需要更多灵活性、更多智能或更开阔视野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见——自动化学者称之为“替代神话”。节省劳力的设备不只替代了工作或其他活动中的一些彼此孤立的组成部分，它还可能改变了整个任务，包括参与者的态度、技能和角色。

    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用电脑工作时，经常会陷入自满和偏见——两种会削弱我们表现和引发错误的认知缺陷当中。当一台计算机诱使我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自动化自满就出现了。相信计算机会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并且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我们任注意力四散开去。我们与手头的工作脱离开来，对周围事情的注意力也在淡去。自动化偏见则是指我们过于相信显示器上面的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对软件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忽略或无视其他的信源，包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一台计算机提供了不正确或不完备的数据，我们会视而不见。

    计算机自动化将我们从执行者转变为观察员。我们放下了操纵杆，转而观看屏摹。这种转变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专业技能的发展。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和其他专家都依赖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信息和提出行动方案，但一些迹象表明，软件越是能干，会计师就越是不行。最近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决策支持系统对三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其中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非常先进的软件，由计算机评估相关业务风险。第三家公司使用简单的软件，需要会计师来评估一系列可能的风险。研究人员对每家公司的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做了测试，第三家公司的会计师明显比其他两家的强，对不同形式的风险都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解能力。

    许多计算机系统设计者都假设，人类操作员是“不可靠，低效的”，至少和计算机相比是如此。于是，设计师便尽量让人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最终，人变成了监控者，而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人类——出了名的爱走神的物种——特别不适合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个人的能力“不用就会变差”，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如果一味盯着屏幕，最终也将和初出茅庐的新手没什么两样。难以集中注意力和缺乏对原理的认知这两点加起来，增大了操作员遇到事故时无力应对的可能。于是乎，人类成为了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摘编自尼古拉斯•卡尔《电脑一歇菜，人能挺住吗？》）

延续诗词的文脉

胡妍妍

    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中华民族文脉绵延，我们于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②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 ， 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③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④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选自《人民日报》，有刪改)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国学是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个根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小学，一个是经学。经学就是“六经”，再扩展，是十三经。其实十三经已经推衍开了，基本的还是“六经”。“乐经”不传，实际上是“五经”。就是《诗经》、《书经》、《周礼》、《周易》和《春秋》。这就是经学。汉代一大批注释、传疏、义证，晋唐又有一批，宋明又有一批。清代重新回过头来再注再疏。后来的经学，不是经学的原典，而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怎样流变，有汉宋之争，有明清之变。研究经学史，不了解清代学术不行，因为他们把字、词、义解释得更清楚了，汉宋儒的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不了解清代学者对经学的重新检讨研究，念字就会念错，发音就会不准确。对“五经”音义的校正，是清儒的一大贡献。

    宋代重视义理，也就是“六经”的义理和思想。濂、洛、关、闽四大家，基本上都回到“六经”，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重归“六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抓住了《周易》。所以朱子研究《易》，二程对《易》的研究极高深，张载也研究《易》。张载讲《易》是有名的，但在程颢、程颐面前，他主动让出一席之地。为什么清儒反宋？他们觉得宋儒讲空话。字音都没有念清楚，空谈义理，有什么意思？清儒就指出这个字那个字以前念错了。这样一种功夫，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六经”。清儒的原话，“读书必先识字”。你说“经”，是哪一本“经”？是古文还是今文？具体是哪一个文本？所以清儒的功夫在甄别和辨伪，目的是恢复“经”的本原。要恢复本原，必须有小学的功夫。小学的功夫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是认字，训诂学是释词，把字词的意思解释清楚。这还不行，还要懂音韵。说这个字，汉代这样读，宋代那样读，清代是这样读的。清儒把“六经”的字一个一个弄准确了。所以要说国学，最主要的应该是经学和小学。要懂经学，就得懂小学。小学是工具和路径，不懂小学，通经之路就走不过去，就没有能力研究经学。

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

布衣的原意就是古代的平民。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强调要写的许多“布衣之侠”，正是那些出于民间的侠客们。《盐铁论》：“古者庶人髦老而后衣丝，其余则仅麻枲，故曰布衣。”杜甫《赴奉先县咏怀》：“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短褐”也即布衣的意思，它乃是与权贵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王维《寓言》因此说：“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布衣也就是寒士，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出身和利益，使他们要向统治阶级要求开放政权，要求从那些豪门世族、皇亲国戚、权贵势力的手中夺到一部分政治地位，这就是实现封建时代中开明政治的条件，也就是那时代的民主成分。统治阶级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也就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盛世；统治阶级不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没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衰世：这都是历史上的事实。

应当说，开明政治并不是统治阶级好心的赐予，而是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而当时要参与政治，就不得不通过知识分子，所以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权贵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布衣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为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借。所以岑参诗中说：“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杜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当然在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军事斗争力量的存在，隋末的农民起义，正是使唐代与隋代的政治面貌区分开来的因素。这军事斗争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却并不经常出现；而当其还并不到改变这制度的时候，其现实的意义也还是为了要求开明政治，在这里，布衣的自豪感也就自然有了根据。

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之外，经常地代表着封建社会中主要矛盾集中的表现。这一个矛盾发展得好，封建社会就表现为向前推进；这一个矛盾发展得不好，封建社会就要显得停滞。所谓发展得好，就是矛盾中进步的方面得到抬头，也就是表现为布衣在这个矛盾上走向胜利。唐代正是布衣在又一次农民起义后，继续着建安以来的民主斗争，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当时在经济上是“均田制”的出现，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政治上表现为“贞观之治”的任用诤谏之臣，“终南捷径”之重视草泽布衣。《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桢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司马承祯的话，一方面是讽刺那些冒牌的布衣，说他们不过想借此往上爬而已：另一方面也就说明了当时布衣的在野政治地位：若不是布衣声誉日高，牌子响亮，社会上也就不会有谁来冒牌了。当然对于真正的布衣与冒牌的布衣之间是应当批评和判明的。李白所以每提到从政，就多半同时提到准备还山，正是为了表明一个真正布衣的态度，乃是并不恋栈于仕途的。

(摘编自林庚《唐诗综论•李白的布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