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 ， 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与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如《论语》引《诗经》中所描绘的那位姑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如苏轼所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四是精诚观，《庄子》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法国雕塑家罗丹崇奉自然，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箴言就是“自然总是美的”。他还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罗丹这里说的“自然”“真实”，均可以理解成“朴素”。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所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时删改）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它。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明代地方学校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既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同时也和明代学校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延师设学。洪武二年，他诏令地方设学，自此地方儒学逐渐在各地府州县铺展开来。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在都司卫所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推动地方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地方学校最大的功用是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明朝建立之初，新生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但忠于元朝的遗民和囿于纲常的儒士不愿意入仕新朝，再加上战乱后人才匮乏，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学校便成为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朱元璋即位初期在南京设国子学，各部官员也多从国子学监生中选拔。地方学校通过岁贡这一方式为国子学提供充足的生员。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明初科举、学校、举荐三途并重的选官方式逐渐被科举一家垄断，原本“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状况也变成了“非科举毋得与官”，于是士人欲入仕必由科举，欲科举必入学校。

    明代的地方学校承担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出于对儒学的服膺，再加上对元朝动乱的反思，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崩溃固然是由于统治腐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教化的忽视，尤其是对儒学的轻视。事实上，明代地方学校的很多社会功能，都以増强社会控制为核心。明代统治者不仅将学校作为育人之所，也使其成为推行教化、管控地方的有利武器。因此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认为地方学官应当关心时务，多言政事，但同时又严格控制生员的言行。此外，朝廷还通过指定教学内容等方式控制学校教育。在边疆地区以及新征服的地区，明代同样积极地进行学校建设，如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当时的边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兴建学校的举措，其中大多数学校都是明朝首次兴建。

    作为国家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机构，明代地方学校还承担着举办地方礼仪活动的职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乡饮酒礼和孔庙祭祀。明代对乡饮酒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固定的参与群体和严格的座次安排，无故不赴宴之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在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便是习礼读律，府州县官员于地方学校召集社会的各个阶层，如良民者、年高有德者、无过犯者，大家共坐一堂，颂读朝廷律法，通晓教化之意。明代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先师庙和明伦堂等建筑。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等儒家先贤之地，而明伦堂是生員的讲习场所。学校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学官从祭酒至训导，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释菜礼，地方官知府以下至知县及其佐贰等官，则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香。明朝政府旨在通过这种定期的儒家祭祀以及乡饮酒礼，达到教化地方、扶正民风的目的。

    然而，任何制度、机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地方学校亦是如此。由于生员的逐渐冗滥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原因，明代的地方学校逐渐走向衰败。

（摘编自吴晗、苏建文《明代地方学校的兴衰》）

材料一：

注意力源于人的感觉和知觉对一定对象的选择指向和集中。各类企业通过挖掘消费者对自己产品（服务）的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者，产生价值和利益，形成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形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融合各类传媒内容所形成的视觉注意力经济和听觉注意力经济。近年来，在视觉注意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听觉注意力经济崛起，网络有声读物成为消费者的‚阅读新宠。从最早的唱片教材、广播剧，到磁带出版物，再到今天的网络电台，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有声读物市场越来越大。据统计，2018年，我国有声读物市场规模达到46.3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85亿人。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商用化为各类媒体发展新的传播渠道提供了便利。在互联网这一没有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平台上，音频内容产品触网成为必然。同时，与网络视频内容相比，网络有声读物更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碎片化时间消费，非常符合移动互联网的特性，消费者在运动、出行、锻炼等各类场景下都能使用音频。网声读物迎合了人们的多场景收听需求，人们在不方便阅读和观看视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络有声读物获取信息和知识，感受‚听读带来的娱乐魅力，满足求知欲。

网络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未来，知觉注意力将是注意力经济的主导形态。为适应注意力经济发展转型，我国网络有声读物平台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关注垂直领域差异化经营。同一产业内，因产品在质量、款式、性能、销售服务及信息提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某一企业的产品能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有显著区别。产品差异化是企业竞争制胜的核心策略。无论是对单纯娱乐消费型用户，还是对知识获取型用户，网络有声读物平台都应打造垂直化内容。垂直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你持续的做同一个领域的内容。对网络有声读物平台的用户而言，垂直化能真正提升产品的影响力，增加用户粘性。对网络有声读物的同业竞争而言，垂直化可以形成竞争门槛，提升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还需要借力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融合应用，内容推送会更加智能，增值服务也会越来越多地与音频内容捆绑。以喜马拉雅FM为例，它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归类与剖析，不仅有针对性地推送符合用户喜好的音频节目，还利用LBS的定位功能为用户提供周边的生活服务信息，实现‚传播销售+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化运营。再比如，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音频的教育内容可以为家长们解决孩子用眼过度的后顾之忧，如果音频教育内容能够和未来的语音识别、VR/AR等场景应用结合，则可以打造出全场景、全媒体的学习平台。

（摘编自金雪涛《网络有声读物崛起与注意力经济的转型》）

材料二：

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及新媒体的日益普及，有声读物市场也日益扩大，受众越来越多。有声读物的内容、演播者的音色和表现形式，构成有声读物的综合艺术特征。有声读物的特殊性在于，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作用于受众，而是通过演播者的有声语言表达传递给受众。这种共鸣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众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共鸣；第二种是受众与演播者产生的共鸣，这是有声读物特有的审美现象。许多演播者拥有悦耳的声音、精湛的演播技巧、深厚的文学修养，他们演播的作品深受受众喜爱，他们的声音成了标志性的符号，能够得到受众的认同。目前，有声读物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在提升受众审美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媒体上的有声读物内容呈现鱼龙混杂的状态，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良莠不齐。一些有声读物平台，排名靠前的大多数是穿越，仙侠，盗墓等内容，而中外经典、知识、教育等内容则较少，甚至有的充斥着暴力、低俗等内容。这对审美受众的影响是极大的，会使人形成低级的审美趣味，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

有声读物的艺术质量需要制作技术来保证。传统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小说是由专业的编辑团队进行录制、制作的。从文学作品的选择、改编、录音、音效设计与制作，到背景音乐的搭配、音频的剪辑，都要经过精雕细刻并合作完成。而当下，有些平台只需一台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以录制、上传录音作品，对制作质量的审核也不够严格，很多作品背景音乐与内容不符，杂音较多，从作品选择到演播再到合成甚至只有一人完成，使作品效果大打折扣，实在不具备艺术性和欣赏性。

演播水平是有声读物艺术性的重要体现。优秀的演播者需具备规范的语言、悦耳的声音、纯熟的表达技巧、充沛的情感、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充足的演播经验。但目前，许多有声读物平台将文字作品简单地用人工智能语音进行合成，使得有声语言显得生涩、不畅。这样的有声文学作品，无法产生与文学内容相符合的情感，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此外，一大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声音不悦耳、语音不标准、表达不准确、情感不充沛，甚至还会念错的网络主播纷纷加入到有声读物的制作中，这样质量的作品势必会影响受众的感受力。

（摘编自刘超《有声读物提升受众审美的多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