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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周公认为商纣灭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没有实行“德政”,为避免重蹈其覆辙,他提出建立一套以“礼”为核心的社会制度。 B . 周王朝所要实施的“德政”,是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和系统的行为规范,其操作的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推翻商代政权。 C . 儒家主张“因俗制礼”,即沿袭既有的风俗,让人民在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接受其中的合理内容和新的精神,以达到教化目的。 D . 《周礼》明确指出,大司徒官政之法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调查清楚全国各地的地理特点、物产和生民的情况,以便充分掌握各地的风俗。
    【答案】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 在制礼的过程中,儒家讲究园地制宜,尊重当地的传统,设立教育机构,因风俗而进行教化。 B . 庠、序是国家在各级行政区内设立的教育机构,其重要职责之一是把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转化成生活中的各种礼仪行为。 C . 儒家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是因为人有语言,而是人心存礼仪,知道用礼仪的规范来摆脱动物的习性。 D . 早在西周时,中国人就认识到同姓男女结合会带来生育的弊端,因此,儒家才专门制定了婚礼,对“不娶同姓”的婚配手续和形式进行了规范和要求。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从俗到礼是一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变革,儒家如果不把其思想巧妙地融合在各地的风俗中,礼仪制度的建设就不可能实现。 B . 周代社会的礼仪文明已传播四海,直至唐代都有外国使节和留学生来华学习,他们将礼仪制度引入本国推行。 C . 在周代社会中,礼既是一套系统完整的社会制度,也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D . 从周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较前代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礼治国成为德政的明确标志和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举措。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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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所谓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判断活动。因此,艺术批评就是批评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对各种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所做出的评价。

        艺术批评虽然与艺术鉴赏都属于艺术的接受活动,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艺术鉴赏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的审美体验,而艺术批评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判断活动。在一般的艺术鉴赏活动中,受众只要能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修养出发,较为准确地提到作品的意蕴,并从中体会到相应的审美愉悦,就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鉴赏的任务。而对于批评家来说则不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鉴赏活动所产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是批评活动的起点而已。批评家的真正工作在于运用自己的理论修养来对这种感性经验进行深入的剖析与分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超越个人观点的局限性,使自己的批评代表某种社会的要求与呼声,从而积极地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和读者与观众的审美趣味及思想观念。同时,由于批评家有着远远超越一般读者的艺术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的批评必然不会局限于具体的艺术作品,而会延伸到整个艺术现象,并且在根本上把艺术与审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观照,这样,艺术批评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活动,而成了一种社会的事业。

        不过,尽管艺术批评和鉴赏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一方面,艺术鉴赏仍是艺术批评的前提和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好的艺术批评家必然首先是一个好的艺术鉴赏家。这是因为,艺术批评不同于其他的理论活动,它是对于艺术现象的解剖与分析,其中,艺术作品又是它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对象。而对艺术作品的批评又必须服从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它必须以批评家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如果一个批评家没有对作品进行细致的欣赏与玩味,直接就以理性的方式对作品加以分解和剖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把所握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得出的判断与评价也就没有任何美学上的意义。批评家只是首先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力,时刻注意把自己的理性判断建立在精细敏锐的艺术感受之上,才能较好地完成艺术批评的任务。另一方面,艺术批评又对艺术鉴赏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说好的批评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鉴赏家,但的好的鉴赏家却不一定是好的批评家,原因在于鉴赏活动主要求助于欣赏者的艺术感受力,对于其理解和分析能力则没有直接的要求。有时,过分精细的分析还可能妨碍鉴赏家的艺术直觉和悟性。不过,鉴赏活动不可避免地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由个人的爱好和趣味所造成的狭隘性的片面性。在艺术史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极高艺术修养的鉴赏家,由于受到自身艺术品味的影响而无法客观地评价某些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比如歌德尽管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却仅仅因为雨果作品中对于一些丑陋事物的描绘而对其横加指责,这种看法显然与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的。为了克服个人见解和品味的这种偏狭性,主需要不断开阔自己的理论视野,使自己的看法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这显然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批评水平。伟大的艺术家尚且如此,普通受众更是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受众对于一部作品的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固然是由于艺术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有时分歧的产生却是由于受众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欠缺,这时,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就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有时还会成为一种裁决的标准与尺度。这就足见艺术批评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堂吉诃德》问世两年后就被译成了英文,汉语版的出现却已是3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下卷致雷莫斯伯爵的献辞中写道:“……前者,伪《堂吉诃德》流传甚广,令人苦不堪言。各方朋友催促在下速将真品呈送阁下,以正视听。然最为情切者乃为中国之大皇帝。一个月前,他遣特使送来中文书信一封,要求在下将《堂吉诃德》一册送至中国,皆因其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书院,拟以堂吉诃德之故事为教材,聘在下为院长。”

        当然,这纯属杜撰,但足见这位文学大师对中国有所了解,并兴致勃勃地将它写进了自己的献辞中。时至今日,塞万提斯的“呓语”已经成真:不仅《堂吉诃德》早已被译介到中国,塞万提斯学院也于2006年在北京创立,后又到了上海,除教授西班牙语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巴伦西亚、莱昂和拉斯帕尔马斯等6座城市创办了孔子学院。

        1922年,《堂吉诃德》首部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题为《魔侠传》,由林纾与陈家麟合作翻译。由于林纾不懂外语,陈家麟也只通英文,总体而言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版本,但基本译出了原著上部的故事情节,文字简明、洗练,往往用几个字就能传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部伟大小说最早被呈现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魔侠传》的出版掀起了一个翻译《堂吉诃德》的小高潮,先后出版过数种中译本,但都是转译,而且几乎都有删节。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了杨绛先生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也是目前国内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又有董燕生、屠孟超、孙家孟等专业西班牙语翻译家的全译本陆续出版。

        在我国,最先对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做出积极评价的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在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讲稿中写道:“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最初,鲁迅并未像周作人那样赞美《堂吉诃德》,但他们对待《堂吉诃德》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革命文学”内部论战中,鲁迅受到围攻,被称作“老骑士”“堂鲁迅”,但他却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请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并自己动手翻译了卢察那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第一场,又请瞿秋白译完全剧。他没有为自己辩驳,而是通过译介两个阐释“堂吉诃德精神”的著名文本,将 “堂吉诃德”的意义概括为“崇高的忘我精神和神圣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既为“堂吉诃德”正名,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堂吉诃德又被赋予了“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特质,呼唤人们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奋勇杀敌。在文学界,诸如张天翼的《洋泾浜先生》,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启发和影响。

        400年了,塞万提斯并未离开人世,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依然鲜活,他的精神也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依然需要捍卫自由、争取平等、同情弱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堂吉诃德精神”。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的人和自然

    木心

        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有着相互参透的关系,中国的自然滋养了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亲近着中国的自然。

        ②《诗经》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才能开诚咏言。楚辞通体苍翠郁,却过于避世独居;汉赋则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虫鱼鸟兽的谱第,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而宋词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哀婉,梳剔精致,吹气若兰。

        ③中国的人和自然紧密相联,无处不在。中国的“人”中有“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者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也许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种的花服谁,谁卜居的丘壑有谁的风神,谁的衣裳具备谁的性情……街头巷尾,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堆叠如山,令人无法喘息。幸亏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人。家家户户便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

        ④另外,人有时不免苦闷,苦闷逼使人有所寄托,因而将目光投向自然,但也有与自然过于亲昵的,至少可先举两则趣例:金鱼、菊花。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光阴,才培育出婀娜多姿的金鱼,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其品种令人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本是单调的,也被嫁接盆栽,作纷繁的形色变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式来对待庄稼,就洽谈室以颗粒无收告终

        ⑤中国的山水花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休戚,或盈或涸,或茂或凋。如果说这些是体小者,那么体大者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在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连缀了若干个取经故事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说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人所谓的“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摹拟这种“话本”的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元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的说唱体的艺术形式,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当前,各高校及其学子们纷纷开启了“秀”通知书模式。

        比如,有的大学通知书是一座手工拼插的微型3D版校门,经过激光雕刻、裁剪、拼插组装等多个步骤纯手工制作而成;有的大学通知书启用了法版印刷这门古老工艺;有的大学通知书更像是一个大礼包,套装包括了录取通知书、入学指南、种子袋(信封)、种子本(便笺)等四个部分;还有的大学在录取通知书中嵌入了基于AR技术的虚拟校园平台。收到通知书的新生,只需下我特定APP,扫描通知书正反面,就能查看校情校史介绍、学科特色展示等主题内容……

        这些通知书,从设计到工艺制作,从外形到内在意蕴,可谓用心十足,拼颜值、拼创意、拼情怀,各有各的亮点。一时间,各家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比拼,成了一个关注度颇高的热点话题。

        无论是之于大学还是新生,录取通知书都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东西。大学在这方面倾注心力,或借此展现大学文化、办学理念,或凸显大学价值与精神追求,抑或传递对新生的希冀,都是在仪式感上做加法。既能体现对新生的欢迎和期许,也是大学形象的一种自我营销和构建。

        当人们感叹如今大学的“千篇一律”时,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成为大学个性展示的一道缩影。工科类大学,往往主打枝术、创意牌,而文科类大学则意在凸显文化积淀与情怀。作为给新生准备的第一份见面礼,它最能反映出一所大学的自我定位,亦为外界窥视大学精神提供了一个窗口。而在讲究创新和个性的时代,大学能够突破成规,在细节上下功夫,本身也是一种开放文化的表达与实践。

        当然,大学精神和气质的展示,也不能全依赖于一份录取通知书。当人们为精美的录取通知书献上掌声的同时,也未尝不是在希望,由录取通知书设计这个细节上所表达的大学文化底蕴、创新活力、自由风格等,也能够在日常性的大学管理、文化氛围层面有更多的体现。换言之,大学录取通知书所营造出的“好感”应该只是一种开始,或者说它应是大学内部人文生态的真实反映。

        较之于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传递的视觉冲击,人们评价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或更看重一些更具体而务实的东西。就最近的热点问题来看,大学的学生会是否能够摆脱行政化的窠臼,不是学校行政框架的延伸,而是真正的学生组织?大学如何保护学生免受性骚扰,又如何对待已经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大学鼓励创新和个性,能否对多元文化有更多的包容?解决好这些问题,大学录取通知书才能在“好看”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厚重感。

        除此之外,大学录取通知书设计追求个性化,无可厚非,但也得警惕过度和不必要的“创新”。一方面,不管如何创新、如何注重设计,录取通知书的“原始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而纵观一些录取通知书,过多的“炫技”,过度的“展示”,往往有过犹不及和喧宾夺主之嫌。另一方面,越是在看“颜值”、注重“秀”的时代,肩负社会“精神高地”担当的大学,能够坚持本色,守得住孤独和沉静,也未尝不是一种更显稀缺和珍贵的个性。

    (摘编自朱昌俊《展现大学精神气质,通知书只是个开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网给文学经历20年快速发展,当初混沌的面容、模糊的概念,已经被网络平台细化为玄幻、都市、历史等类型,已收获丰富的作品、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各方的关注。但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有关其价值及合理性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网络文学起始之时,互联网对公众是一片全新天地,在线写作带有拓荒性质。开放的网络环境更是降低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门槛,网络文学作家日更的过程也是接受读者的建议调整思路的过程。互动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但读者在交流互动中的批评建议多是随感式、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中有赞赏也有恶搞,专业的文学评论的声音略显微弱和滞后,缺乏正能量的导向,缺乏有深度的客观评价,无法对海量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及时引导。文学评论要拉近与网络的关系,网络文学也要拉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只是载体,文学才是核心。文学则应趋向经典,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志在创作经典的作家,都逃不开前人“影响的焦虑”,而步入经典行列则必须具备挣脱影响的“陌生性”,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影响的焦虑”和“陌生性”两个关键概念,恰可用来讨论当下网络文学如何趋近经典的问题。

    那些早期网文作者,实际都充当着经典的媒介转化者一一创作平台虽然从论坛、网页到手机,心中构想的样式,却脱不开对优秀作品的经验认知,也就是以经典为参照系,使以往媒介中的经典借他们之手向新媒体拓展。其表达方式和界面是全新的、开创性的,但核心和本质却是对经典的继承。所以,网文呈现出的新奇特异,并不来自文学革新,而是在于媒介表现形式的新颖。《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诛仙》《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在网络上呈现出文学的新句式、新语体和新题材,表现出文学的新媒体面貌。它们天然具备表达的陌生性,是网文中最趋近经典的一类,它们的成功,离不开新媒介红利。

    与网络文学知名度和高曝光率同时到来的,是网络文学的盈利模式对网络文学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题材方面,类型细化让创作范国收窄,甚至套路横行;二是在创作体裁方面,收费模式让长篇小说一家独大。如果网络文学作家以市场价值为旨归,网络文学就会陷入由盛而衰的境地。

    国家相关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品,这为网络文学发晨指明方向。网络文学在褪去新媒体光环后,要继续保持动力和原创性,也必须突破产业局限和利益刺激,立足长远,打造精品。当快速码字能传达出作者的审美感知,表现出内心世界的倒影,让读者回味蕴藉诗意,渗透出高尚的人文精神,网络文学精品就已经不远了。

    (摘编自党云峰《网络文学需精耕细作》和《光明日报》201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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