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古人习惯于将铜称为金，因此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又因为这种文字在钟鼎之类的青铜器上出现最多，所以又名钟鼎文。青铜器在商周时代有着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它是巫或王（王也是最大的巫）在祭祀仪式上用来沟通上天、通达祖神旨意、实现合理统治的手段与工具。

    铸造青铜器的泥制模型—陶范质地松软，比龟甲、兽骨容易雕刻，所以早期金文相对于甲骨文更能自由地表达出象形表意的内在精神。此时期金文文字的大小、长短不一，书写的章法只讲究纵向的顺序而无视横向的严整，字体或长或短，犄角错落，顾盼生辉。

    西周以后，青铜器铭文大大发展，在性质、内容、形式、字数、书体方面都与前期有很大变化。刻铸的位置由隐蔽逐渐转向器物显要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宴飨礼仪等多方面，成为宣扬祖先功业、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铭文有了“史书”的性质，开始讲究行列秩序，对字体进行有意的布置与规范。从西周中期开始，这种追求行列整齐、字形工整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到了周穆王时代，这种方正整饬的铭文就较为常见了，金文的书写秩序化初步形成，铭文的笔画也受其影响摆脱象形的束缚走向线条化，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再自由随意，长短阔狭趋向统一，布局也显得齐整圆融。西周中晚期，一些长篇铭文的书写开始被规范在阳线方格中，由于这种格子往往长大于宽，因此填写其中的铭文字体显得比较细长。此时金文的铭刻已经超出了宣告神谕王命内容的意义，而是追求秩序的“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国自行其是，许多美化修饰类字体纷纷出现，这些字一方面纵向拉伸字体，另一方面增加弯曲宛转的线条以填充线条之间的空隙，如鸟虫篆。依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而多数金文依然保持整饬的面貌，一方面与当时日趋便捷的手写体保持同步，一方面力求满足青铜器典雅规整的要求，还要适应范铸与刀刻的特点，作为“正体”的金文就这样不断地对手写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与处理，从而逐步发展为以端庄秀丽的长圆形为主体的字形特征。

    笔画圆转是金文字体的突出特点。西周早期的文字笔画中肥而首尾略有锋芒，到了西周晚期的籀篆体则首尾如一，线条圆匀宛转，字体圆润典雅，这一方面可能有刻意修饰美化的成分，另一方面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也不无关系。因为青铜液浇铸时的高温冲击会磨损字模的笔形之口，而脱范清砂、打磨器物又会进一步磨损字口。这就使铭文的笔画变得浑圆，难见锐锋。范铸的字模经过铜水的浸润，加强了线条的厚重感，再加上青铜材质本身所具有的坚韧结实的质地、自然展露的色彩，共同构筑了金文端庄肃穆的古朴之美。

（选自陈虹《汉字在古代器物上的感性显现》，有删改）

礼治秩序

费孝通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例如殉葬。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新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

    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悲剧美的音乐诠释

    ①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音乐中的悲剧美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的、极有光彩的组成部分。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

    ②悲剧美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悲剧”，也不同于戏剧体裁中的悲剧，而是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所以它既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戏剧体裁中的悲剧有着内在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美学悲剧包括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事件,包括了一切艺术对这种苦难现象的表现。悲剧性的审美意义“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的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悲剧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类似，必须能使人兴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的一种”。这表明悲剧是一种富于哲理性、崇高的艺术。不过，并非所有的崇高都是悲剧，也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属于崇高，那些表现英雄牺牲的悲剧性，具有震撼力，本身就与崇高相通。但具有正面素质的“小人物”的悲剧则是在社会生活中遭到不应有的痛苦而引起人们同情、沉思。这类悲剧性与崇高相去甚远。然而悲剧的效果就在于通过描写人类类似的苦难，来引起人民的恐惧与怜悯，从而净化和陶冶情操。

    ③大多数美学家认为，悲剧除了痛感之外还能给人一种深层次的快感。音乐作品中存在大量以悲为美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有过这样的解释：“怜悯和恐惧是人们最容易滋生的两种情感，必须用悲剧、音乐等艺术手段，将这些容易滋生的、过分强烈的、搅乱平静生活的情感宣泄净化，而重新回复心理平衡。”悲剧的目的不在于让人沉浸在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之中，而是使人的灵魂重新进入一种平静安宁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着自由的喜悦。

    ④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的舒张，而所谓的“生存快乐”，只有在受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熟知的贝多芬，他的幸福恰恰源于他的痛苦压抑和孤独。在他三百多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都化作了深沉壮美的音响世界。他用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用充满斗争精神的音乐与命运抗争、与黑暗的现实抗争。一切具有悲剧美的哀伤里，都能发现可以化作积极力量的因素。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充满了人生不幸的控诉，音乐中刻画的社会冲突性，认识悲剧的深刻性，表明了悲剧美正是源于痛苦，这种痛苦又代表着神圣精神力量的升华——从痛苦走向欢乐。

    ⑤悲剧不是重在对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对反抗苦难和毁灭中所呈现出来的抗争之美的表现上，只有对苦难和毁灭的抗争，才能够揭示出人性中的美，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全部光辉，张扬人的生命本质。

    ⑥音乐的审美功能在于它能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使人们在音乐中找到自己与人类世代流淌的情感之流的连接点、交汇点、融合点。并在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感流入自己的心灵。音乐用其特有的方式诠释悲剧美，引导人们进行真理的探索和伦理的追求，在强烈的感动和激荡中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力量。

（节选自《文艺生活》，有删改）

古代“文人趣味”的生成与演变（节选）

李春青

    人们的美学观念、文艺思想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趣味则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趣味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离开趣味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与说教，而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确证的趣味也只能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时尚与习俗。因此可以说，趣味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历史性。

    “文”可视为中国古代贵族趣味的标志性符号。在周代典籍中随处可见的“文”是贵族趣味与贵族意识形态的纽结点，它既包含着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贵族价值体系，又包含着以礼乐为核心的贵族趣味系统。孔子赞扬周代的政治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人则常常用“繁文缛节”来评说周代文化，这些都是对“文”这一趣味特征的理解。“文”就是一切形式化的人为建构，包括典章制度、礼仪、知识系统、诗、乐、舞、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等，也包括贵族阶层在正式场合的一切言说。这个“文”的系统把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

    “道”可视为士人或士大夫阶层趣味的标志性符号。秦汉之后，受过教育的布衣之士有机会进入官僚行列，于是已做官的读书人和希望做官的读书人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士大夫趣味结构的基本内涵。西周贵族阶层话语系统中没有“道”的位置，它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士大夫阶层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原有贵族阶级蜕化而来的，他们在贵族文化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就是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可以说，士人阶层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是对他们所尊奉的“道”的诠释，而“道”也成为士人阶层文化心态、性情倾向与观念系统的综合性呈现。正因如此，“文”“道”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一个延续千年的基本主题。

    “雅”可视为文人趣味的标志性符号。“文人趣味”是在士大夫趣味中孕育而生的。如上所述，对“道”的推崇与信守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趣味的基本维度。然而这个阶层毕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导者，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决非仅仅囿于狭隘的政治领域。于是，士大夫阶层就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标志——“文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当士人阶层意识到自己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并且为个人情趣的表达挣得合法性时，文人趣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心理基础。文人趣味主要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雅化”追求：形式上越来越精益求精，风格上越来越细腻微妙，评价标准上越来越专门化。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这是古代知识阶层身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古代趣味演变的历史轨迹。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热，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资本论》）

材料二：

材料三：

    近期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制裁事件亦反映出我国在芯片领域的脆弱地位，推动集成电路发展已经上升至国家重中之重，芯片国产化率虽待提高。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讲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摘编自来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产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余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产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精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全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因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接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高亲政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我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感，免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生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全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图案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公共危机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公共危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对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以控制为导向型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直面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变革。

    公共危机管理也被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按照传统观念，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安全相对应，而与国家安全鲜有关联。这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分别主要指称国家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二者没有交集。如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国家安全理念将内外部安全整合在一起。今天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有效预防、应对公共危机，最大限度地限制、控制其影响，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二是防止公共危机传导、放大、演化为国家安全危机。

    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难以根据既往的经验或对未来精准的预测来全面把握公共危机的缘起、演进，它们往往会超越人的常规思维。公共危机越发不受地理边界或职能边界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传播与扩散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高度互联，其崩溃将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公共危机的全球跨境传播。2011年泰国发生洪突，淹没了众多生产金业，由于泰国生产全球28%的硬盘驱动器，洪灾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生产受到影响。进入21世纪后，以控制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危机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质疑。工业社会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以产生所追求的秩序，公共危机管理者可以按照控制的逻辑，构建应急组织并采取按部就班的响应行动。但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适合应对复杂程度低、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不适合应对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且，控制需要拥有清晰职责边界的响应组织。后工业社会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强大的跨界性使清晰的职责边界，变得形同虚设、破绽百出。

    在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网络化社会，公共危机的影响沿着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链条扩散、菱延，形成一个异常纠结的局面。从某种意又上讲，公共危机也形成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应对网络化危机需要采取网络化模式。公共危机的应对不仅是每个社会单无的职责，还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各个相关主体之间要形成密切协同关系，特别是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广泛、深入的合作，对公共危机开展有效的共同治理：最后共同享有公共危机治理的收益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