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

笑谈大先生（节选）

陈丹青

①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②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③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④五四那一两代人，模样就摆在那里。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

⑤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⑥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⑦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⑧我喜欢鲁迅，还因为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⑨“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

⑩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是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两家客店

（法）都德

    在那小村的边界上有两所大客店，静立在街的两旁。

    那边，是一所高大的新建筑，尽是热闹、生动的气象。门都敞着，门前停着驿车，远客们在墙阴遮挡的大道旁酣饮。庭院里挤满了骡马和车辆，车夫在棚下躺着，等候夜间的凉气。屋里溢出狂暴的呼号和叫骂，酒杯在叮当相碰，拳头在乱击着桌子。还有一种清脆欢快的歌声超出一切喧嚣之上，震得窗户都在颤动。

    这边呢，静悄悄的像是没有人住。大门前乱草丛生，窗扇都已破碎，一株脱皮的冬青树横悬在门上。进门来是一间狭长的房子，荒凉而惨淡，从三个没有帘子的窗口中透入些微光，屋子越显得荒凉难堪；桌子上放着积满灰尘的破玻璃杯；一张黄色小榻和一张书桌，似乎都在那里打瞌睡。好多的苍蝇，聚集在天花板上，爬在窗户上。推开门，只听见一阵嘤嘤嗡嗡的翅子声。房子尽头，有一个妇人紧靠窗子站着，眼睛茫然地向外边张望。这是一个衰老的农妇，皱痕满面，容色灰暗。

    “你要干什么？”她擦了擦眼睛说道。

    “我想在这里休息，还想喝一杯酒。”

    她惊愕地注视着我，立着不动，像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这不是一所客店么？”

    妇人长叹了一声：“就算是吧。可是，为什么你不到对面去呢？那里多热闹呵。”

    “我受不了热闹，我想安静地休息一会儿。”

    不等她的答复，我就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看出了我说的是实话，这女店主才显出忙碌的样子。她打开门，搬过酒瓶，擦净杯子，竭力想驱散那成群的苍蝇。今天来了一位客人，显然是一件郑重的事情。这女人不时停步，手摸着头，像是因为东西不齐供应不周而觉得失望。她走进后面的屋里去，我听到她的大钥匙在摇动作响，听到她在摸索锁孔，在开面包箱，在洗拭盘子，时时传来沉痛的悲叹和掩抑的抽咽。这样过了一刻钟，我面前有了一盘葡萄干，一块干面包，石块一般硬，还有一瓶新制出来的酸酒。

    “替你预备好了。”这古怪的老妇说完，又回到窗口去了。我一面喝酒，一面想些话来和她攀谈。

    “不常有人到你这里来吧？”

    “从没有一个客人，先生。比起从前真差得远了。这里本是换马的地方，还要替打猎的人们预备晚餐，终年有牛马在这里往来停留。但是，自从我们邻家的铺子开张以后，就什么都完了。客人都跑到对面去，觉得这里太无趣味。实在呢，这屋子里确乎没有一点儿快乐处。我既长得不好看，一向又害着热病，我的两个小女孩也都死了。对面店里可大不同，他们终日地欢笑。有一个从阿莱来的女人——一个美貌的女人，衣上镶着好看的花边，脖子上挂着三串金珠——在看管店房。驿车上的车夫就是她的情人；所以把车子赶到那边去。她又雇了几个轻贱的女孩做使女，怎能不得顾客的欢心？车夫们不惜绕着远道在她的门前经过，可我呢……”

    她迷惘地，冷冷地说着，前额还紧紧地压着玻璃，显然是对面店里的事情能引她的注意。突然间，大道那边起了一阵骚动，驿马车轧着尘灰向前移动了。鞭声在空中爆裂，跑到门外的女孩们都喊道：“再会呵！再会！”那里又发出一种洪亮的歌声，压下了别的声音，就是我刚才所听见过的。这歌声飘来，使女店主听了浑身颤抖。她回过身来对我说道：“你听见没有？那就是我的丈夫，唱得好么？”我茫然望着她。

    “什么？你是说他……？”

    她脸上现出伤心的神情，但又柔声答道：“自从两个女孩死后我只是悲泣。这屋里充满了忧郁和苦痛，自然没有人肯来了。受不了这样的烦闷，我可怜的约瑟就跑到大道那边去喝酒了。他有一口好嗓子，那阿莱的女人就教他唱歌，听啊！他又在那边唱了。”

    她僵直地站着，神魂恍惚，颤抖着，泪珠从颊上滚下。

（有删改）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用的正是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厮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揭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陈泥鳅

汪曾祺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又过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他在通湖桥下住。非遇风浪险恶时，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就呆在家里。

      他也好义，也好利。湖里大船出事，下水救人，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闸炸了，炸得粉碎。船碎了，人掉在水里。这时跳下水救人，能要钱么?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人淹死了，尸首找不着。事主家里求到时，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

      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点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散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有的时候，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

      他也不娶老婆。有人劝他成个家，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淹死会水的。我见天跟水闹着玩，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这样多好，吃饱了一家子不饥，无牵无挂!”

      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怎么知道是女尸?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桥以西，桥以东，水面落差很大，水势很急，翻花卷浪，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像打雷一样。围观的人都不知这女尸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但也都知道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

      公益会的人去找陈泥鳅。

      陈泥鳅来了，看了看。

      “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

      “十块?”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桥洞只有肩膀宽，没法转身。水流这样急，退不出来。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大家都说：“十块就十块吧!这是砂锅捣蒜，一锤子!”

      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道了一声“对不起了!”纵身入水，顺着水流，笔直地窜进了桥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听见嗖地一声，女尸冲出来了。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窜进了水面。大家伙发了一声喊：“好水性!”

      陈泥鳅跳上岸来，穿了衣服，拿了十块钱，说了声“得罪得罪!”转身就走。

      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赌场、进酒店了。没有，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

      陈五奶奶守寡多年。她有个儿子，去年死了，儿媳妇改了嫁，留下一个孩子。陈五奶奶就守着小孙子过，日子很紧巴。这孩子得了急惊风，浑身滚烫，鼻翅扇动，四肢抽搐，陈五奶奶正急得两眼发直。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说：“赶紧先到万全堂，磨一点羚羊角，给孩子喝了，再抱到王淡人那里看看!”

      说着抱了孩子，拉了陈五奶奶就走。

      陈五奶奶也不知哪里来的劲，跟着他一同走得飞快。

（节选自汪曾祺《故里三陈》，有删改）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 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 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 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 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 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 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 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入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 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 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严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 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