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①。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可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月初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偷食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　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　　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林掌柜

贾大山

    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门市柜台上，除了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巧玲珑的铡刀。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们儿！”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们儿，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只当铡了一双。”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杂货铺子里闲坐。两人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哥，喝点儿？”“喝点儿，老哥。”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我最馋你的豆瓣酱。”

    “我最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知我者，老哥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喝两盅。”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咦，这就奇了！老地方进的酒呀！”

    “最近，谁来打过酒？”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要赊账？”

    “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

    “酒呢？”

    “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怎么了，老哥？”

    “人也有字号！”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三举杯：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抹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

（有删改）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他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打开顶针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肠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年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常微笑。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的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再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上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皇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小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害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