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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深圳四校发展联盟体2018-2019学年试高一下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玉米

刘国芳

    老头是市长的父亲,但在花园小区,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花园小区的住户,都是有身份或者说有钱的人,只有老头和他们格格不入。老头穿一身青布褂子,两只裤脚一只高一只低,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老头住进来好几天了,保安仍不认识他。有时候见老头从外面进来,保安总要大声说:“你进来做什么?”

    老头说:“我住这里。”

    保安说:“你住这里?”

    老头说:“A区B栋303。”

    保安不相信老头住这里,但老头说的那么具体,保安只好挥挥手,让老头进去。

    小区里很多人看见老头进去,他们的脸色很不好看,等老头走远了,都说:“我们这儿怎么会住进这样一个乡下老头呢?”

    老头不管别人说什么,进进出出自在得很。有时候,他会笑一笑,看着小区里的住户或者说看着那些邻居打招呼。但老头自作多情,那些邻居面无表情,根本不理睬他。老头也不恼,只笑着跟自己说:“这城里人脸上怎么都像打了石膏一样?”

    这后来的一天,老头闲不住了,老头自告奋勇在小区里扫地。小区本来请了清洁工,但那人懒,一天只在早上扫一次,其余时间便见不到他的人。那时候正是秋天,满地落叶,老头就拿一把扫把,提一只撮箕,扫地上的落叶。小区的人见老人满小区扫地,忽然就明白了,他们说:“原来这老头是扫地的。”

    小区有一个角落,大概有两三亩大。这儿也栽了草,但因为偏僻,没人精心管理,草长得稀稀拉拉。有一天,老头在这儿侍弄起来。开始,小区的人不知老头做什么,以为老头在栽草。过了几天,看见老头把地全翻了,才知道老头要栽东西。保安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保安有一天拿着警棍走过来了,他们凶着老头说:“你在这儿做什么?”

    老头说:“看这块地闲着,想种些庄稼。”

    保安就“咦”一声,大声凶着说:“你以为这儿是你乡下呀?”

    老头说:“这地闲着不是浪费吗,种些庄稼多好。”

    几个保安不再跟老头啰唆了,推走他,一直往小区外面推。保安仍没把这个老头当小区里的人,所以往外推他。老头看着要把自己推出小区了,便大声凶着保安说:“你推我去哪儿嘛?老子住这里呢。”

    保安这才住手。

    老头后来继续挖着那块地,保安也时常过来干涉,但并不奏效。老头倔得很,把他赶走了,他过了一会又来了。小区的人后来都知道老头要在那儿种庄稼,他们看着老头,总摇头,还说:“典型的一个农民,走哪儿都忘不了种地。”老头随人家怎么说,把地挖好了,竟种上了玉米。老头应该是种田的好手,几个月过去,那块地的玉米竟青青翠翠好看得很。小区的人大多没见过玉米,有时候,他们会走过来,很有兴趣地欣赏着。

    这天深夜,有一个贼翻墙进来,然后潜进一户人家想偷东西。正要偷时,被发现了。贼跳窗跑了出去,然后往玉米地里跑。刚好保安往玉米地边走过,保安当即把蹿进玉米地的贼捉住了。

    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个乡下人,保安打了他两警棍,然后让人去喊老头来。看见老头来了后,保安说:“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不是和你一起的?”

    老头很生气,老头说:“他和你是一起的差不多。”

    保安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栽玉米,原来是为了你们偷东西好藏身。”

    另一个保安甚至用警棍指着老头说:“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一伙乡下人合伙在城里偷东西。”

    老头暴怒起来,老头说:“你他妈的才是贼!”

    一个保安举着警棍打过来,还说:“看你一副贼相,还嘴硬。”

    这句话极大地伤害了老头,老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老头说话了,老头说:“我是贼相,好,我让你们知道我是不是贼相。”老头说着,从身上拿出手机来。十分小巧的手机,很精致。老头迅速拨了个号,然后说:“你过来一下。”

    毫无疑问,老头给他当市长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大概十几分钟后,市长就坐着车来了,市长一见老头就喊道:“爸,出什么事了?”

    门口围满了人,有人认得市长,这人叫了起来:“这不是李市长吗?”

    一伙人鸦雀无声。

    不一会,物业经理和开发商都来了。开发商一个劲地道歉,还跟老头说:“我们立即把那几个保安辞了。”

    老头说:“那倒不必,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副贼相。”

    这事过后,老头还是原来那个老头,老头每天拿着扫把撮箕出来扫地。见了人,仍然笑一笑。小区的人现在都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见老头笑,也忙不迭地回一个笑。

    老头的玉米地还在,老头真是侍弄庄稼的能手。那片地,后来真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玉米。把这些玉米收了后,老头竟一户一户地去敲人家的门。门开了,老头递过去几个玉米,然后说:“我栽的玉米,你们尝尝吧。”

    小区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过老头送来的玉米,在老头走开后,有人说道:“难怪老头的儿子会当市长,原来老头人这么好。”

(选自《小小说选刊》)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小说通过写花园小区的住户对老头前后态度的变化,写出了城里人的势利,反衬出乡下人淳朴善良、宽容无私的形象。 B、老头面对保安的污蔑,迫不得已只能把当市长的儿子叫来,这是对自身尊严的维护,采取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 C、李市长是乡下老头的儿子,而小区的保安与住户却对老头产生误解,其主要原因是李市长对父亲的不关心、不孝顺。 D、小说善于在对比中彰显人性,通过对比,不仅将人物的趋炎附势、以貌取人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暗含对这些人以貌取人、善于见风使舵的讽刺与批评。
(2)、小说中的老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其形象。
(3)、小说为什么拟题为“玉米”,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可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月初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偷食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 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  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林掌柜

贾大山

    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门市柜台上,除了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巧玲珑的铡刀。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们儿!”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们儿,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只当铡了一双。”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杂货铺子里闲坐。两人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哥,喝点儿?”“喝点儿,老哥。”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我最馋你的豆瓣酱。”

    “我最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知我者,老哥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喝两盅。”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咦,这就奇了!老地方进的酒呀!”

    “最近,谁来打过酒?”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要赊账?”

    “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

    “酒呢?”

    “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怎么了,老哥?”

    “人也有字号!”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三举杯: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抹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他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打开顶针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肠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年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常微笑。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的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再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上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皇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小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害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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