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

席慕蓉

     1我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逸仙新村的一个小学里，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容颜。

    我的女儿是三岁多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也不过是去随便玩玩。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那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举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等到学校的广播通知一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操场。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饱满，身体结实，低年级那些小朋友们，更是扭得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而此时，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瞩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孩子都特别熟悉。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反而想去做一个潇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时，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灯下，我不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而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一切拥有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注】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

喝晃汤

江岸

    无论如何，大过年的，总得让老婆、孩子高高兴兴吃上一顿猪肉，一家人总得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包一次饺子！

    可是，有一年，快过年了，周全明还没有想好，怎样弄到过年要吃的那几斤猪肉。有十多年了吧，他家就没有杀过年猪。黄泥湾这十几户人家，虽然不是家家户户每年都杀年猪，但多数家隔个三年两载也要杀一头。整个湾子十多年没杀过年猪的，只有周全明一家。他上有偏瘫老娘，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和老婆两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粮食都不够吃，还能吃猪肉?他家年年向集体借粮，才不至于挨饿。

    好在黄泥湾有一个老辈子传下来的习惯，没有杀年猪的人家，可以向杀年猪的人家赊一块肉来吃，等到自己家杀年猪了，再还上就是了。每一年，周全明点头哈腰地从别人手里接过称好的猪肉，满面笑容地说，今年吃你家的，明年吃我家的。这句话，被他重复说了十多年。后来，他再开口赊肉的时候，要么热脸贴了人家凉屁股，人家干脆不理睬他，要么他赊五斤，人家只肯给三斤，而且还是猪后裆处的囊囊膪^①。

    周全明几乎欠了整个湾子所有人家的猪肉，今年找谁借呢?找谁借，都难以启齿。他到姐姐家串门，他姐不忍心，悄悄塞给他五元钱，对他说，你到公社食品站去买几斤猪肉，给娘和孩子们过年吃吧。

    周全明攥紧五元钱，手心里汗津津的，走到食品站的时候，竟将一张钞票都捂湿了。食品站却排着一个长龙似的买肉的队伍，他只好站在队尾，焦急地看着案板上的半扇猪肉被一点点肢解，一点点被人买走。

    突然，一个年轻人径直走到肉案前，也不言语，卖肉的赵师傅却挥刀砍下一一大块好肉，递给年轻人。

    我们排半天队了，凭什么他不排队?

    还讲不讲先来后到……

    人群里响起纷乱的抗议声。

    赵师傅叭一声把刀砍在肉案上，双手往腰间围裙上一叉，傲慢地说，他是我儿子。谁喊我一声爹，我也给他砍一块肉!

    大家顿时沉默下来。

    周全明慢慢走到肉案前，对着赵师傅响亮地喊了一声，爹!

    赵师傅愣了，所有等待买肉的人都愣了。

    周全明不由分说，从肉案上拔起刀，砍下一块好肉，拎起来，大步流星地走了。

    分田到户那一年，周全明家田地分得多，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他家不仅能吃饱饭了，而且过年要杀年猪了！还要请众乡邻喝晃汤。

    黄泥湾人把猪血叫做猪晃子，杀了年猪，往往要开一两桌席面，把每家家长请来坐席，俗称喝晃汤，席上的主菜就是猪肉、猪肠、猪心肺、猪血放在一起的乱炖，就是晃汤。另外还要给每家每户送一海碗炖好的晃汤。这种杂烩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而叫晃汤，可能和猪血最廉价有关。这应该是一个乡间的谦词。

    喝晃汤这天，周全明家少有地热闹起来。

    酒至半酣，有人笑道，老周，你家的猪拱进萝卜地里了吗？

    还有一个更促狭的人，竟然踢了一脚桌下抢吃骨头的狗，对着席面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够不够人吃的？你们还想抢？

    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周全明的脸立马红到了耳根。他讪笑着，吱吱唔唔地说，俺家欠大伙儿十多年的肉账呢，还清以后，一头猪就剩下头蹄和下水了。明年一定让大家吃个痛快，保证一块萝卜不兑，全炖好肉。

    你还让我们等到明年？我看见你家厨房里还挂着一块好肉呢，怎么不炖上？肯定是留到过年自己吃吧！有人不依不饶。

    周全明解释道：这块肉，是留下来还给公社食品站卖肉的赵师傅的。

    赵师傅已经退休了。

    当周全明敲开他家大门时，他问，你找谁?有事吗?

    周全明毕恭毕敬地说，我就找您，今天专门过来还几年前借您的猪肉。说着，双手递过猪肉，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赵师傅接过沉甸甸的猪肉，死活想不起来周全明是谁，更想不起来自己何时借给他这么一大块猪肉。

(选自《2017中国年度作品微小说》，有删改。)

[注]①囊囊膪[口语nāngnāngchuài]猪胸腹部肥而松的肉。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的响。屋里是纺车嗡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

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大娘！”

“唉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那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

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滚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早晨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