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 桐 树

丰子恺

①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也许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恐怕始终没看清楚呢。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距离方才看见。唐人诗云“山远始为容”，我以为树亦如此。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在我面前浓妆淡抹，显出了种种的容貌。

②当春尽夏初，我乐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好像一堂树灯，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③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

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一线空隙，好像一个大绿幛，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芭蕉叶形状虽大，数目不多，那丁香则要过好几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很多。那猪耳朵一般的东西，重重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④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起，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子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剩下几根枝头，回复了春初的面目。这几天它们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经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的光棍，样子怪可怜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诗：“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现在倘要搜集它们的一切落叶来，使它们一齐变绿，重还故枝，回复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间一切支配者的势力，尽了世间一切机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尤其是梧桐的落叶。落花也曾令人悲哀。但花的寿命短促，犹如婴儿初生即死，我们虽也怜惜他，但因对它关系未久，回忆不多，因之悲哀也不深。叶的寿命比花长得多，尤其是梧桐叶，自初生至落尽，占有大半年之久，况且这般繁茂，这般盛大！眼前高厚浓重的几堆大绿，一朝化为乌有！“无常”的象征，莫大于此了！

⑤但它们的主人，恐怕没有感到这种悲哀。因为他们虽然种植了它们，所有了它们，但都没有看见上述的种种光景。他们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们的根干，站在阶前仰望它们的枝叶，为它们扫扫落叶而已，何从看它们的容貌呢？何从感到它们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可知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这样想来也就释然了。

（选自《丰子恺散文集》，有删改）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材料一：简体化汉字已使用了几十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南方都市报》3月14日）

材料二：近日，针对全国政协委员要求“小学设置繁体字教育”、“逐步恢复繁体字”的提案，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代表教育部作出回应，称“推广简化字”是法律的规定，教育部要依法行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则对依法推广简化字表示支持。

（《潇湘晨报》3月14日）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