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1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赌水

顾文显

    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后，团长只带着30多人冲出重围，一路狂奔甩脱了日本兵的追击，30多人几乎瘫倒在一座小山脚下，30多张嘴裂出了无数道血口子，大家已几昼夜滴水未进，现在咳嗽一声都能打出火花！

    警卫员爬到旁边拐弯处，喊不出话来，他只能举起手臂示意。团长把残部带过去，发现山脚的乱草里隐藏着一个两只脚大小的窟窿，窟窿里静静地卧着一泓清水……30多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有水，就有了命，否则，他们就算是逃出了敌人的包围，也得活活渴死！

    可大家把目光投向团长时，团长却一摆手，说：“慢。”团长皱起眉头，端详这个小泉眼一阵：怪怪的，四周没发现野兽踩踏的爪印，哪怕有溅在边上的水滴也好，至少说明有动物饮用过它了，然而，没有。小泉眼静得跟死人一样，满满的，一滴也没有外溢……不久前，曾经发生过一支小部队误饮毒泉全体死亡的事件，全军上下都通报过的。假如这次一下子误饮中了毒，这些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勇士们，就得软绵绵地倒下！

    空气仿佛要凝固了，冒烟的嗓子被泉水引诱着，好多人心里说，喝它一阵，就是毒死，也比渴死强。团长凝望着远方，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也就是说，舍了这眼小泉，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水源的，成败在此一赌，得有人先尝这水！团长吩咐几个强壮些的战士到附近看看，哪怕是抓到一只小蜥蜴，让它来试水。然而，大家失望了。团长用眼神命令大家别动，他走到小窟窿边蹲了下去。“团长！”几个沙哑的声音止住了团长的行动，谁都有义务先闯这道水关，只有团长不可以，他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是部队的灵魂。

    几名精壮的警卫冲了上来，要求尝这水，保护首长是他们的义务。团长摇摇头，他还在沉思，在这一泓摸不透底细的泉水面前，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有些优柔寡断了。突然，那个受伤的号兵挣扎着站了起来：“团长，让我来试试。”团长一下子呆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号兵的身上，他年龄最小，又是那么痩，抵抗力最弱了，何况还受了伤，轮也轮不到他身上。刚才突围出来时，团长竟然还背着他跑了很长一段路，怎么可能让他先尝这水呢！然而，团长盯着号兵的脸凝视了好久，才郑重地说：“谢谢你，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告诉你娘，你表现得很勇敢。”团长认识小号兵的娘？众人都很疑惑。号兵神色庄重地蹲下，双手捧起一捧水，像捧起这支部队生的希望，他运足气，咕咚咚，连喝了三大捧。战士们听见，团长捏着皮带的手指关节嘎嘎地响，团长的眼睛盯着西方的一抹晚霞出神。

    号兵抹了抹嘴报告说：“报告团长，水很甜，肚子没疼，就是有点儿咕噜。”团长又盯了号兵片刻，突然笑了：“小家伙，你肚子里没食，它不咕噜才怪呢！同志们，可以喝水了，小心点儿，别弄脏了它。”团长拍拍号兵的头：“你很勇敢呀！”“爹……”号兵刚发出一个字，却被团长严厉的目光给噎了回去。

    这支队伍借着月光，喝足了小泉眼的水，肚子里填饱了草根，他们在团长的率领下，雄赳赳地上路了。没有人议论号兵是团长儿子的事，但是，每个人身上都鼓足了劲儿……

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决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

台风天的喜酒

黄果心

    从清晨起，十级以上飓风央裹着暴雨，发着山崩海啸般的怒吼，肆虐着大地。楼房外面，不时传来残旧建筑物的倒塌声、树木的断裂声。

    成胜被困在家中，心里被风雨搅得异常闷燥、焦急。今天是江局长娶儿媳喜日，早在一个星期前，江局长就托人给局里所有在职人员散发了请柬，请柬上写明，中午十二时正在聚乐大酒楼设宴助喜，届时恭请光临。成胜接到请柬时，仿佛拿在手中的是一块烧红的木炭，可他避之不及，弃之不行，只能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想不到上班才几天，他就接到了这张红色的请柬。当时他请教同办公室的老杨，以往他们是怎样对付请柬的。老杨迟疑片刻，才吐露真言，说小成呀，这张小红纸对你来说，含意恐怕非同一般哩。是江局长对你特别赏脸，你才能进局里来的，现在他唯一的“公子”结婚，赴宴时你拿不出一千二千，至少也得拿出八百元以表心意。要八百元！成胜心里暗暗叫苦。虽说八百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数目，可他自到局里，还未领过工资，哪来八百元！不过自己初来乍到，既遇上这等事，没有钱也得借。本来，他计划好，今天上午去找几位要好同学，无论如何得凑足八百元，然后再去聚乐大酒楼，可偏遇上台风，他好意思上同学家门借钱？

    他忽又心存侥幸地想，台风天大家躲在家里连班也不上，肯冒这么大风雨出门喝喜酒的，江局长儿子的喜日会不会改期？他拨通了老杨家的电话，拐弯抹角地进行了试探。老杨在电话中说，江局长“公子”的婚期是早就定下的，恐怕是不好更改啦。虽然天公不作美，他打算顶风冒雨赴宴去。连侥幸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成胜看了看手表，已是上午近十时了，若再不出门借钱，就将来不及了。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穿上雨衣，开门出去。

    外面风雨好大。他刚出楼房，就被刮得晃了几晃。他稳住身子，恍惚听得风雨声中夹杂着人叫声、车鸣车。循声看去，院子中停着一辆启动待发的遮篷卡车，不少人正往汽车跑去。成胜刚进局里，还未分到住舍，现他住在妈妈退休前的单位——文化馆的住舍里。他拦住了一位从身边走过的人，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人说，你还不知道呀，因风大雨大，青龙潭水库的堤坝有被冲塌的危险，县委县政府紧急通知，马上组织人赶去固堤护坝！成胜问我们局的人去不去。对方说，去呀，所有县城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都要去！成胜心里转起了念头，水库堤危事关重大，固堤护坝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我不能不去呀！想到这里，成胜心里有些轻松起来。只要参加抢险护堤，自己就有充足理由不去聚乐大酒楼了，就可以避免借钱的难堪……真乃天助我也！

    成胜随文化馆的汽车赶到了水库。堤坝上下，有不少人在冲风斗雨，在趔趄跄踉，忙着运石头、装泥包、搬泥包……固堤护堤。成胜在拼战中放眼寻找，除他之外，他所在的局里没有第二个人到场。

    堤坝被保住了。台风过后，县里对抢险护堤工作进行总结，对战风雨护堤坝人员择优给予表彰，成胜榜上有名。成胜所在的局呢，因绝大多数人视水库的告急及面临的威胁于不顾，聚于聚乐大酒楼大喝喜酒，被县里通报批评，江局长还受到了记过处分。

    在受表彰的第二天，成胜满面春风地到局里上班。刚走进办公楼，他意外地发觉同事们对他好像不似往日那般热情了。有两个人在背后悄悄指点着他；有一位同事明明从对面走过来，他正想笑面招呼，人家却板着面孔拐进了侧旁的一扇门内。见到江局长时，江局长那铁板也似的脸上倒是硬挤出了一丝笑容，还说：“哟，我们的护堤英雄来了嘛。看不出，你能给局里带来光荣，真令人刮目相看啦！”成胜听出，局长的话里含有假惺惺的成分，且还带有一种无形的芒刺。成胜心里纳闷，不明所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后，见里面只有老杨一人，即开口讨教原因。老杨神情暧昧，欲言又止。在成胜一再诚心讨教下，他看了一眼门外，终于压低声音说：“局里别的人都挨了批评，只有你当了‘英雄’，大家心里能平衡吗？且你还得罪了江局长，你去出那个风头做什么哟？！年轻人，今后你在局里的日子怎么过啊！”成胜“嗬”了一声，顿觉有一股寒意从心底冒了出来。

(节选自2019年第6期《文艺生活》，有删改)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含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

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波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

青山为证

叶仲健

“依第。这信递岭上去！”端叔将一封信交给放牛娃。“给哪个?”放牛姓看出端叔十分急慌。

“一个叫青山的人。”端叔叮嘱，“记住，只能交给他！”

绊风岭，童安镇最高的山，上面有个村子，稀稀拉拉几户人家，眼下是游击队根据地，上去得半天，对放牛姓来说，只消个把钟头，以前放牛，他常跑上面去，有条近道，得穿越一处崖洞，鲜为人知鲜风岭村口，一个小伙子拦住放牛娃，问他找谁。放牛娃说：“青山。”“找青山哈事?""见到青山才能说。”小伙子搜遍放牛娃全身，才领他往村里走。信，躺放牛娃鞋窝里，没被发现。

将放牛姓带到一个汉子面前，小伙子退到屋外站岗。“找我哈事?”汉子不老，三十来岁模样。

“青山横南北?”

“绿水绕西东！”

暗号对上，放牛娃脱掉鞋，掏出信，递过去。

汉子扫了一眼，未立即打开，拍拍放牛娃臂膀：“好样的！”

放牛娃是我的父亲。他自小是孤儿，寄养堂叔家，十三岁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半路逃脱，躲进苦竹村，给林伯家放牛。父亲说端叔过去是隐藏在我们村的地下党员，他帮他送过好几回鸡毛信，“有回撞见一伙巡山的，不懂哈来头，我只管逃，他们在我背后追，跑出几里地，我上树躲了一宿，不知道多惊险！”

父亲将他的故事对我讲了无数遍。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工作一年多后，意识到一个问题；父亲对革命事业也算有过贡献，按理应该享受优待才对，可父亲哈都没有享受过，修了大半辈子地球，一生清贫。我向民政局朋友咨询此事。朋友说对老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国家确实有优待政策，前提是你得去认定身份，具备至少两名在世的且同时期、同地点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证明。

我回家向父亲提及此事，让他联络编叔和青山，“只要拿到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每月就能享受好几百元补助。”“我看还是算了，当年我又不是奔着好处去的。”父亲将头摇成披浪鼓：“黄土理半截的人了，争这些做甚?”我说：“至少得让国家给你恢复名分吧?”父亲还是拒绝。我有些生气：“你要嫌害臊，我替你去办。"

从父亲话中得知，端叔全名林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童安镇政府工作，家就在镇上。只是，一番辗转，我打听到，曾任制镇长的端叔，十年前退休，两年前过世，不曾造留与父亲有关的一鳞片爪，出师不利，也就失去寻找青山的必要，“青山”是否真名，何许人也，身在何处，也许死去的蝙叔才清楚。这事就此搁置，父亲雅患胃癌过世后，不了了之，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难免遗憾。

后来。我调至市司法局，听说我来自童安镇，一位同事说他知道那地方。“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遗址吧?我父亲当年在那蹲点过，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孟良幽战役。”文献记载，游击队在绊风岭设立根据地，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倘若他父亲在那里参加过革命，保不准会知道我父亲。我让他回家问问他家老爷子是哪一年的事，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放牛娃给他们送过鸡毛信。同事当即打电话，挂掉电话后说他父亲当时不负责通讯任务，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得向王副局长打听。“王副局长?”“市公安局王青山制局长，早退了，跟我父亲是老战友，"听到“青山”这名字，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让同事引见。同事说没问题，周末让他父亲带我去。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二岁高龄，谈吐清晰，据说还能每天看报，他问我有没有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我说没有。父亲只照过一次相，晚年照的，那照片成为他的遭照。他说：“既然你爹已经过世，你找我的目的是啥?”我怔住，是呀，我的意图是让政府恢复父亲的名分，还是奢望上级照顾我的仕途，抑或只是为了印证父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不瞒你说，当时是有这么个放牛姓，至于是不是你爹。恕我不能下结论。”这是位相当睿智的老人。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您这话，不枉此行，”

我向王青山老人辞别，转身离去那一刻，苍老的声音逃过来：“我给过他一枚弹光！”

我的心被抓了一下，回过头问：“刻着“王'字的弹光?”

老人目光一亮：“对对对，我还让他有因难拿弹壳来找我哩，还给过他地址，”那枚弹壳，父亲看得很重，跟钥匙率一块儿，傍在身边几十年，只是他过世后，我忘记丢那去了。回想起来，身份认定这件事，父亲一直是拒绝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游击队员和老地下党员，拒绝享受国家优待。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哪怕再穷困潦例，也不向政府伸手，他们是最值得敞佩的人……”坐着的老人颜疵巍地站起，左手按住我手背，右手拍拍我臂膀，“你爹。好样的！”

回到老房子，翻箱倒柜，那枚洋壳怎么也我不着。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如同父亲那段峰噪岁月，青山可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