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

徐建英

    我出生的鄂南地区，山高林密，各类野兽世代扎驻在深山之中，紧挨山边的庄稼跟着常遭罪，各村成立的护农小组中，父亲年轻时候就是其中的一位铳手。《枪支管理法》实施后，父亲的那杆双管猎枪被公安机关列入收缴之列，到父亲重新持证换上单管猎枪时，山下的庄稼人开始一茬茬往城里卷，山上的野兽下山无食可觅，也很少再来作孽，而父亲此时的年岁也大了。

    庄稼少后，荒地多了，从前热闹的围猎随着护农小组成员一样相继老去。父亲平日里侍弄完屋檐外廊墙角的几丘菜地，余下来的时间，还是喜欢一个人柱着那支老式的单管猎枪上山转悠。只是年岁大后，从前健步杠在肩上的猎枪，如今经被他柱在脚下，成了一支看起来很滑稽的拐棍。而他总是习惯说：“转转吧，习惯了咱湖村的山，转转也好。”特别是雪落的冬季，父亲每隔两日，必定在清早进山一趟。

    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季，父亲遇上了那个人。

    那个人，父亲时常在我们湖村周边碰到。笼着雾罩泊着小筏的湖边，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早晨，更多的时候，父亲会在密匝匝被夕阳涂得金灿灿的林子里遇到他，那些橡树，槲树，青杉，松柏什么的，平日里庄户人家司空见惯的树们，在那个人眼里像似镀过金的宝贝。有时他弓着腰，有时会曲膝半蹲着地，伴随着那个人手中的玩意儿“咔嚓”“咔嚓”的灯光闪过，有时还会哗啦啦一下跪在地下，样子庄严肃穆，像似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庆礼。再看那个人时，父亲就常常忍不着多瞅几眼，更多时会瞅他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

    那年冬季的雪很大，母亲的阻止没能如愿，反而加速了父亲进山的频率——隔日一趟转成了一日一趟。

    那天一大早父亲又柱他那杆老猎枪，鬼鬼祟祟地瞒着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条棉布小袋，踏着积雪穿过村口，走上了村后被雪落镶白过的南拢凹。那被大雪厚厚覆盖的山路上，一行脚印直向镶白的树林子，一股啸冷的雪风在父亲错愕的神情里吹动树条子上缀满的冰挂。

    顺着那行脚印，父亲很意外地在南拢凹岔路上碰到了那个人。他立在路边，像似在等着什么，背裹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缀上了一层薄雪。迎着父亲错愕的目光，他对着父亲笑笑算是招呼，然后跟在父亲身后，也上了山。

    父亲柱着猎枪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来，他紧了紧手中的棉布袋子，看着同时停下来的那个人，折返身向另一座山头走去。那个人在原地仅停了一下，也折转身子跟向父亲身后。

    父亲再次停下来，看着那个人，柱着的猎枪在雪地上不满地跺了跺，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个人。那个人在父亲的目视下，后退了几步，复又走上前，父亲的猎枪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个人停在原地半响，才背着包一步一回地绕向另一个山头。父亲站在雪地中，直见那个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才折转身向南拢凹的深山走去。

    父亲在响午时柱着猎枪空着手走进家门，棉布袋中装着几粒不知名的树木坚果，他边拍打着肩上的残雪，边絮絮叨叨地唠着那个人的不是，唠那个人扰了他的好事。母亲见此很不满地在一旁接口：“就是没人惊扰你，你平素不也照样是空手回家的。”而父亲听罢，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对此，我们再一次把父亲所有的举动归辔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

    这件事不久我返城找到了新的工作，应新同事约，我陪他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颁奖会。

    在获奖作品展厅中的一角，一幅叫《深情》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雪地里半蹲半跪着一位老人，老人的模样慈眉善眼，在他的手伸前的地方，是一只灰色的野兔，看到老人，灰兔眼神像极了委曲的孩子，挣扎着向老人身边挪近，一旁的雪地上，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几只鲜红的萝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远处一棵枫树，被积雪压弯的树桠下，隐隐有支陈旧的单管猎枪在雪风中飘。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米缸山下播绿记

白莹

    每年初夏的育苗工作，对于我们护林员来说，是一件大事。早上七点多钟我们已经到达离场部十多公里的二台苗圃地。山谷里晨风清凉宜人，天空蓝得像是刚刚被擦洗过；此起彼伏的鸟语，清澈如露珠；岩生忍冬小小的淡紫色的花朵正在吐蕊，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米缸山是六盘山的主峰，南北走势，巍峨高耸，山的东坡落叶松林浩瀚如海，那是西峡林场的前辈们历尽艰辛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营造起来的。如今站在山下仰望，峰峦苍翠，林海茫茫，针叶林与天然林林相迥异，林界清晰，却又融接为一体，像穿在大山身上一件裁剪合体而又别致的绿罗裙。山谷幽深宁静，除了清脆的鸟叫声，几乎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我们的到来让山谷里热闹了起来。

    育苗工作最能检验一个团队的协作精神，在这个作业流程中，大家忙忙碌碌却又井井有条：开沟、撒种、覆土，各司其职。这里是近几年新开辟出来的一块山地，土质并不好，属石块较多的杂质土壤，要把这样的一块地整饬成平整松软的苗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把土里大大小小的石块用耙子细细搂出来，还要把它们彻底从地里清理出去。从林畔筛出来的用来覆盖种子的森林土，也是女职工们用袋子一点一点背到地里的。这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活，实际干起来，若不是亲自劳作，真的是没法理解个中的艰辛。

    另有人员正在紧锣密鼓接微喷水管，育苗一经结束，浇水要马上跟上，经过催芽的种子大多已经露白，若在干土里经过长时间暴晒，会导致种子回芽而影响出苗率。大家心里都鼓着一把劲，所以育苗进度也很快。西边的山头上飘过来几朵闲云，朝忙忙碌碌的我们张望了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飘走了。日影一点一点朝我们的头顶移过来，长时间重复弯腰的动作，大家的腰都有点受不住了，但育苗工作向来是一件辛苦又开心的事，接踵而来的笑声又冲淡了疲惫。腰疼，那就忍着，谁让你不把腰放家里呢？——相互之间的调侃和打趣是最能解乏的。

    午餐很简单，蒸馍就榨菜，还有白开水。开水是二台护林点供应，驻点护林员马连成是一个行将退休的老牌护林员，在这个点上已经十多年，由于管护人员紧缺，他是这个点上唯一的一名护林员，独自守护着这片林区。看到我拍照，便乐呵呵地说，多给我拍几张。我知道，在大家心里，自己的工作太过平凡，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正是这一个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岗位，支撑并筑牢了六盘山区的森林资源安全屏障。

    风来了，一阵吹得紧似一阵，唤醒了阵阵林涛，草木们也随风舞动，像在普天狂欢。日影在移动，时光在奔走，地塄上一株株白色的绣线菊热烈地播曳着花球；山洼里地埂上像繁星一样缀满白色的野草莓花和黄色的蕨麻花，每一丛叶子都在合力擎起一朵朵小花，每一朵小花的脸庞，都在灿然仰望着太阳。风来，它们欢舞；风去，它们静默。像是听到了风的召唤，云也渐渐聚拢了过来，太阳躲进了云层，山谷里变得阴凉起来。

    育苗进行了一多半，我们停了下来，开始给育好的苗床盖遮阴网。桦树种子的顶土能力比较弱，种子播撒下去之后，只覆盖了薄薄一层土，容不得暴晒。盖好遮阴网，浇上水，种子们就可以在这张舒适的“席梦思”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待哪天睡醒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一伸懒腰，然后相互招呼上一声，就纷纷把小小的脑袋从土里探出来了，然后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出叶瓣，待它们有了直面风雨阳光的能力，我们就会掀去遮阴网。那时，它们一定会惊呼着，舒展小小的叶片，来拥抱这个世界。

    下午，育苗工作早早结束。风慢下了脚步，太阳也钻出了云缝。微喷管已接好，细雨般喷洒的水滴迎着西斜的阳光开始滋润这块土地。我爬上山洼，坐在树荫下，眺望我们的苗圃地。清凉的风从米缸山上吹过来，吹动绿波荡漾，吹来了丝丝的寒意。

    终有一天，这些种子会长成小树苗，会被栽植到有待绿化的山川峁梁，或是被移植到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成长，撑起一片绿荫，携送一缕清凉，而每一片随风而舞的叶子，是否都套保留着一份最初的记忆？

（有删改）

心底最挂念的人

吴念真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们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笨蛋！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①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②那雪下得正紧。

③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书匠（节选）

葛亮

秋天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

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

父亲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许多业界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馆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省外的专家，都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你说说看，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一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

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

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

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

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

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

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天工开物》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苋”。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

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孩子出去玩玩。

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

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十八型的自行车，带着我，穿过了整个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庙，停下来，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

老董说，咱们看秋去。

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墙处停住了。

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萧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的树。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

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

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

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

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中摇荡。

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

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您的后人来了。

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

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啊。

我问，橡碗是什么呢？

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壳子就是橡碗。

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一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便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

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

老董这才回过神，说，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哪朝哪代的旧书，可都补得赢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

我听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

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作，老董摇摇头，说，本来，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

（有删改）

大胜

梁鸿

我忍不住想把他写下来。写他和他的花园。

他家就在我家后院隔一条路的位置。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多岁，先是当兵，然后到外地参加工作，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的样子。

2010年左右，大胜向矿上请假，父亲生病了，他得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父母就他这一个独子。没想到，这一回来，就是十年。

在得了食道癌之后，大胜父亲变得极为衰弱，每日需有人搀扶才能走动一两步，大胜母亲自然无法胜任。大胜回来伺候一段时间，就办了停薪留职，他老婆留在厂里继续工作。

父亲还没去世，母亲又突然中风。办完父亲葬事，大胜又去矿上办了早退，一心一意照顾母亲。妻子一有假期，也会赶回来。大胜母亲一开始整个脑子都糊涂，这两年有所好转，偶尔有村人到他家里去，她还努力一一喊出名字。

此时正是深夏。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圆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枝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村庄的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几株月季、几棵凤仙花、鸡冠花，靠院墙栽一些牵牛花或凌霄，但是，像大胜这样，如此精心打理，仿佛要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融入其中的，还真是不多。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半闭的院门打开，大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更黑了，眼睛非常疲倦，人很瘦。他老了很多。

大胜招呼我们进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一个极瘦小的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头向一边歪垂着，一只胳膊也软绵绵垂向地面，她脖子上围着个婴儿用的小围巾，接住不断往下流的涎水。看到有人进去，她努力想把头抬起来。

这是大胜母亲。

我们走到她身边，大姐握住她的手，大胜扶着她的头，让她看着大姐。大胜母亲盯着大姐辨认良久，最后犹豫着说，这是梅？

是啊，是啊，你认出来了？大胜和大姐激动地叫。

梅，梅啊，大胜母亲伸出另一只手，使劲握住大姐，梅，梅，你看我啊，成这样子了。

你看，她能认出人了，之前两三年谁都认不得。我每天给她做康复，她可也努力，手一抓住单杠就不松。

大胜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母亲的头发。

大胜指着旁边的二姐三姐，大胜母亲一一认了出来。到了我，她直直地盯了好长时间，眼睛里一片茫然。

这是小清啊。

大姐把我拉到她身边，蹲下来让她看。

她抓住我的手，手像枯枝一样，瘦得只有骨头，却非常有力，她使劲看着我，最后无望地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浸了出来，说，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一点用也没有啊。

大胜安慰她说，小清一直在外面上学，要是走在街上，我猛一下都认不出来，别说你了。

大姐问大胜单位那边怎么办？

大胜说以前停薪留职是一分不给，办早退后，按照他的工龄，还可以发个基本工资。不过，老婆还在上班，俩人加在一起算勉强够，老太太现在吃的都是维持的药，也不是很贵。

那你一个人能撑下来吗？

也没办法啊。人病了，谁都没办法。我老婆是每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也能帮一下。

大姐拍着大胜母亲的手说，婶子，你看你这儿媳妇，又给你挣钱，又回来伺候你，以后可别再说人家了。

大胜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当年大胜带老婆回来，大胜母亲觉得她长得不好，人看着又不机灵，配不上自己儿子，就爱理不理，还经常挑刺，批评人家碗刷得不干净，地扫得不好，说话不得体，把一个小姑娘说得哭了一遍又一遍。

大胜母亲头歪着，使劲往下点，她想说话，可是嘴太慢，急得直流眼泪。

大胜扶着母亲的头，说，逗你呢，别急。

整个院子水泥铺地，地面平整光滑，物品简单有序。大胜母亲身上的棉布碎花上衣、裤子、脖子上的围兜都很干净，轮椅的把手、轮子闪着锃亮的光，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打理过的。没有放弃，没有衰败，没有一丝赘物，简洁到几乎让人不适的地步。

大胜母亲后面，有一个低矮的类似于单杠的东西，这应该就是大胜所说的母亲恢复臂力用的器械。轮椅前面，架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有吸盘底的碗。大胜说母亲每天吃饭像打仗，她的手不能协调动作，拿勺子非常艰难，大胜要在一旁鼓励加帮助，一顿饭从热到凉，再热热，又凉，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大胜站在母亲旁边，目送我们出去。

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院子角落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副牌，看样子是在算命。我很想过去看看，大胜算出来的是什么命。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

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长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

（选自《梁庄十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