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中的叩门声

     冯骥才

    唐先生坐在那张高背的皮椅子上，抽着烟斗。他显得疲惫不堪，软弱无力，身子坐得那么低，好像要陷进椅子里似的。那样子，仿佛一连干了三天三夜的重活，撑不住了，瘫在了这儿。

他的眸子黯淡无神，嘴角下那一对喜悦的酒窝不见了。天才入秋，他就套上两件厚毛衣，当下还像怕冷似的缩着脖子。屋里静得很，家具上蒙了一层薄薄的尘土，显然好几天没有擦抹过，没有客人来。

他的一幅画被莫名其妙地定为黑画——还是那个曾请他刻烟斗的艺术处处长定的。那位处长本来挺喜欢他的画，但为了迎合上边某种荒谬的理论，为了自己在权力的台阶上再登一级，亲手搞掉他。一下子，他又失去了一切……喧闹的人声从屋内消失，好似午夜后关了门的小饭铺，静得出奇。而玻璃书柜的第一层上还摆着几只名人和要人请他雕刻的烟斗。这几只烟斗刻得精美极了，却放在那里，没人来取。

这时，他听到有人轻轻叩门。已经许久没听过这声音了。他撂下烟斗，趿拉着鞋去开门。

打开门，不禁惊奇地扬起眉毛。原来一个人抱着一盆特大的金光灿烂的凤尾菊正堵在门口。因花枝太长，抱花盆的人努力耸着肩，把花盆抱得高高的，遮住他的脸，但枝梢还是一直拖到地上。

啊，是老花农——老范!不用说，肯定是他来了。他总是在这种时候出现；而在自己春风得意之时，他却悄悄避开了，并且总是不声不响地用一片真心诚意对待自己。唐先生感到一阵浓郁的花香，混着一股淳厚的人情扑在身上，心中有种说不出的乱糟糟的感触。嘴里忙乱地说：

“老范，老范，快请进，请进……好，好，就放在地上吧!这花儿开得多好!好大的一盆，重极了吧!”

来人把花儿放在地上，直起腰。他看了不由得一怔，来人竟不是老范。他不认得。是一个中等个子的青年人，穿件黑布夹祅，装束和气质都像个农民。手挺大，宽下巴，一双吊着的小眼睛，皮肤黑而粗糙；鞋帮上沾着黄土。

“你?”

“俺是您认得的那老范的儿子。”

唐先生听了，忽觉得他脸上某些地方确实挺像老范。忙请他坐，并给他斟了杯热茶。“你爹还好吧!这两天，我还正想去看他呢!”唐先生这话真切不假，毫无客套的意思。

不料这青年说：“俺爹今年夏天叫雨淋着，得了肺炎，过世了。”他的声音低沉。但好像事情已过了多日，没有显得强烈的悲痛与难过。

“什么?他?!”唐先生怔住了。

“俺爹病在炕上时，总对俺念叨说，唐先生最爱瞧凤尾菊。这盆是他特意给您栽的。他嘱咐俺说，开花时，他要是不在了，叫俺无论如何也得把花儿给您送来。”

唐先生听呆了。他想不到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事，一个对于他无足轻重的人，竟是真正尊重他、真心相待于他的人……他心里一阵凄然，不知该说些什么话。他下意识地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烟斗，可是划火柴时，手颤抖着，怎么也划不着。那青年一见到烟斗，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说：

“唐先生，您知道，俺爹多喜欢您刻的烟斗吗?您曾经送给过他一只烟斗吧!他临终时对俺说：‘你记着，俺走的时候，身上的衣服穿得像样不像样都不要紧，千万别忘了把唐先生那只烟斗给俺插在嘴角上。’”

“什么?”唐先生惊愕地问。他好像没听清这句话，其实他都听见了。

那青年又说了一遍。他的脑袋嗡嗡响，却一个字儿也没听见。

直到现在，唐先生的耳边还常常响着那傻里傻气的“美，美呀!”的苍哑的赞叹声。他后悔，当初老花农向他要烟斗时，他没有把雕刻得最精美的一只拿出来，送给他……

(节选自《雕花烟斗》，有删节)

母亲的小木匣

王举芳

母亲说：“小木匣的锁坏了，你给我换一个吧。”我接过母亲手中那把带着岁月锈迹的锁说：“行，下班后我去修锁匠那里看看。”

还没下班，接到多日未见的同学电话，说他来出差，想见面聊聊。我想锁早一天买晚一天买没事儿，下班后便拉着同学一起吃晚饭。吃完饭还没到家，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让我明天出差一周。

出差回来，妻小声对我说：“咱妈那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咱妈能有啥宝贝?”

“整天走着坐着都抱着那个木匣子，仿佛里面有天大的秘密。”妻努努嘴示意我，“喏，你看，睡觉都抱在怀里呢。”我望向坐在躺椅上睡着的母亲，果然，她的双手妥帖地把小木匣搂在胸前。

这个小木匣是外公做的。外公是个木匠，那年有人拿了木材给外公，请他给即将出嫁的女儿做两个柜子。柜子做完，外公用下脚料做了这个小巧玲珑的木匣。外公虽是木匠。但外婆是个病身子，加上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吃喝，没有余钱给就要出嫁的母亲买木材做嫁妆，小木匣成了母亲唯一的陪嫁。

母亲欢喜地抱着空空的小木匣走出外公的家，进了奶奶家的老宅子，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记忆中，母亲总把小木匣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面的小铜锁一直是锁着的。少年的我对小木匣充满了幻想与好奇，终于趁母亲不在家，用锤子把小铜锁砸开，迫不及待地打开小木匣，里面除了一股淡淡的松木香味儿，什么也没有。母亲回家后很生气，一把拉过我，摁在床边，照着我的屁股啪啪狠劲儿打，边打边说：“让你起邪心。今天不让你长记性，以后你也会对别人的东西起邪心。人，不能对别人的东西起歪心和邪心，你知道不知道?你说你记住了没……”那顿打啊，我的屁股都被打开花了，好长时间都得趴着睡觉。

小木匣也不总是空空的。刚参加工作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女孩喜欢书和苹果，我想用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赢得女孩的芳心。母亲拿出小木匣，拿来两个红红圆圆的苹果洗净、擦干放进去。把我给女孩买的书放在苹果上面。十几天后打开小木匣，里面的书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我把带着苹果香的书送给女孩，女孩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欣喜与娇羞。

后来女孩一家南迁，我的恋情就如风筝一般断了线。

“锁买来了吗?”母亲醒了。

“没，我明天一定买。”说完这话又过了四五天，我才去买了锁。母亲很高兴，没有责备我的拖延与忽略。小木匣上了锁，母亲依然一刻不离地抱着它。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见老王头和咱妈一起逛街，两人聊得挺热乎。你说咱妈是不是黄昏恋了啊?”妻说。

“咱爸去世快二十年了，咱妈要真找个老伴，我还真同意。”

妻说：“我也同意。”

“妈，我看王叔挺好的，哪天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吧。”我试探着对母亲说。

“你王叔一点都不好。哦，我是说他可悲惨了，儿子儿媳要抢他的银行卡，这不，他说让我给他保管着。我说可不能放在我这里，我让他约了他的儿子儿媳，我去和他们谈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欺负老王头，就让老王头和他们脱离关系，然后把所有的钱和房产全部捐出去。我会陪老王头一起和他们战斗到底。他们都吓坏了。我这像不像你们说的‘女汉子’啊?”母亲笑了：过了一会儿，母亲抚摸着小木匣严肃地说：“我的小木匣，不能装别人家的东西，装别人家的东西，沉啊。”

母亲走得很突然，却很安然，就那么抱着小木匣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能叫醒。

母亲离世一个月后，我让妻拿出小木匣放在桌子上，小木匣在母亲的抚摸和时光的浸润里闪着光。我轻轻扭动钥匙，打开小木匣，一股说不出的厚重味儿扑面而来。

里面放着我和妻的结婚证。

“妈这是怕我们离婚，把我们的结婚证藏着，日夜抱着……妈……”妻禁不住哭泣起来：妻用泪眼望着我说：“我们再也不要一吵架就说离婚好不好?”

“嗯。”我的眼睛也开始潮湿。

小木匣里本应装着属于母亲的故事，而普通平凡的母亲一辈子没有秘密。

妻擦干泪，郑重地把结婚证放回小木匣里，锁好，放在了枕边。

(选自《时代文学》)

米缸山下播绿记

白莹

    每年初夏的育苗工作，对于我们护林员来说，是一件大事。早上七点多钟我们已经到达离场部十多公里的二台苗圃地。山谷里晨风清凉宜人，天空蓝得像是刚刚被擦洗过；此起彼伏的鸟语，清澈如露珠；岩生忍冬小小的淡紫色的花朵正在吐蕊，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米缸山是六盘山的主峰，南北走势，巍峨高耸，山的东坡落叶松林浩瀚如海，那是西峡林场的前辈们历尽艰辛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营造起来的。如今站在山下仰望，峰峦苍翠，林海茫茫，针叶林与天然林林相迥异，林界清晰，却又融接为一体，像穿在大山身上一件裁剪合体而又别致的绿罗裙。山谷幽深宁静，除了清脆的鸟叫声，几乎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我们的到来让山谷里热闹了起来。

    育苗工作最能检验一个团队的协作精神，在这个作业流程中，大家忙忙碌碌却又井井有条：开沟、撒种、覆土，各司其职。这里是近几年新开辟出来的一块山地，土质并不好，属石块较多的杂质土壤，要把这样的一块地整饬成平整松软的苗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把土里大大小小的石块用耙子细细搂出来，还要把它们彻底从地里清理出去。从林畔筛出来的用来覆盖种子的森林土，也是女职工们用袋子一点一点背到地里的。这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活，实际干起来，若不是亲自劳作，真的是没法理解个中的艰辛。

    另有人员正在紧锣密鼓接微喷水管，育苗一经结束，浇水要马上跟上，经过催芽的种子大多已经露白，若在干土里经过长时间暴晒，会导致种子回芽而影响出苗率。大家心里都鼓着一把劲，所以育苗进度也很快。西边的山头上飘过来几朵闲云，朝忙忙碌碌的我们张望了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飘走了。日影一点一点朝我们的头顶移过来，长时间重复弯腰的动作，大家的腰都有点受不住了，但育苗工作向来是一件辛苦又开心的事，接踵而来的笑声又冲淡了疲惫。腰疼，那就忍着，谁让你不把腰放家里呢？——相互之间的调侃和打趣是最能解乏的。

    午餐很简单，蒸馍就榨菜，还有白开水。开水是二台护林点供应，驻点护林员马连成是一个行将退休的老牌护林员，在这个点上已经十多年，由于管护人员紧缺，他是这个点上唯一的一名护林员，独自守护着这片林区。看到我拍照，便乐呵呵地说，多给我拍几张。我知道，在大家心里，自己的工作太过平凡，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正是这一个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岗位，支撑并筑牢了六盘山区的森林资源安全屏障。

    风来了，一阵吹得紧似一阵，唤醒了阵阵林涛，草木们也随风舞动，像在普天狂欢。日影在移动，时光在奔走，地塄上一株株白色的绣线菊热烈地播曳着花球；山洼里地埂上像繁星一样缀满白色的野草莓花和黄色的蕨麻花，每一丛叶子都在合力擎起一朵朵小花，每一朵小花的脸庞，都在灿然仰望着太阳。风来，它们欢舞；风去，它们静默。像是听到了风的召唤，云也渐渐聚拢了过来，太阳躲进了云层，山谷里变得阴凉起来。

    育苗进行了一多半，我们停了下来，开始给育好的苗床盖遮阴网。桦树种子的顶土能力比较弱，种子播撒下去之后，只覆盖了薄薄一层土，容不得暴晒。盖好遮阴网，浇上水，种子们就可以在这张舒适的“席梦思”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待哪天睡醒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一伸懒腰，然后相互招呼上一声，就纷纷把小小的脑袋从土里探出来了，然后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出叶瓣，待它们有了直面风雨阳光的能力，我们就会掀去遮阴网。那时，它们一定会惊呼着，舒展小小的叶片，来拥抱这个世界。

    下午，育苗工作早早结束。风慢下了脚步，太阳也钻出了云缝。微喷管已接好，细雨般喷洒的水滴迎着西斜的阳光开始滋润这块土地。我爬上山洼，坐在树荫下，眺望我们的苗圃地。清凉的风从米缸山上吹过来，吹动绿波荡漾，吹来了丝丝的寒意。

    终有一天，这些种子会长成小树苗，会被栽植到有待绿化的山川峁梁，或是被移植到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成长，撑起一片绿荫，携送一缕清凉，而每一片随风而舞的叶子，是否都套保留着一份最初的记忆？

（有删改）

旗杆子

冯骥才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叫旗杆子了。十二岁已经高人一头，二十岁时高人四头。饭量如虎，别人一顿饭顶多吃三个馒头，他吃八个，还得喝四碗粥。

男人向来靠干活吃饭，可是能叫他干的活儿只有三样：盖房子时往高处递砖头瓦片，擦洗店铺门上边的招牌，天黑时点路灯；别人用梯子的事他全不用，可是这种活儿并不常有，这就得叫他饿肚子了。然而，他饿肚子，并不全是活儿少，还因为他怕见人。他走在大街上，孩子们总拿他当作怪物，笑他，骂他，用石头扔他，但他从不回应。他怕人们见到他时，露出那种吃惊和嘲笑的神气。

他从不招惹任何人，人人却可以招惹他。他平时很少出门。这么大的人，天天窝在家中，肚子和饭锅全是空的。他怕人，从不和人说话，好像天生不会说话。没人到他家串门，也没人关心他的肚子。

清明后的一天，他上街找活儿干，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忽有两个穿戴像模像样的中年人笑嘻嘻迎面走来，仰着脸问他：“我们给你一个活儿，一天三顿饭管饱，外加五个铜子儿，你干吗？”

旗杆子一怔，他不信有这种好事，多半拿他找乐。这两人说，他们是西头公园的，给他的活儿是站在公园门口收门票。真有这种好事，还管三顿饭吃？是不是天上掉馅饼了？他当即答应了。

到了西头公园，他的差事确实如那两个人说的，再简单不过。他每顿吃十个馒头居然也没人管。他愈想愈不明白，这种事谁不能干，为什么偏找他？

自从他站在公园门口那天开始，游人居然翻了两番。公园园长说他衣服太破，像个超大乞丐，就请来裁缝给他缝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用的布比公园客厅的窗帘还长。头发剪成平头，还给他特制了一顶皮帽檐的制服帽，大小能给酒坛子当盖儿。郝园长还用彩带给他缝个胸花。这样，他即刻成了一景，全城各处的人都跑来看。来到西头公园的人，不只站在公园外边看他，都要买张门票递到他手里，尝一尝这世上难得的神奇。公园赚大钱了。

为了叫旗杆子变得更高大，更神乎，更有光彩。郝园长叫厨子给他菜里加些肉骨头和鱼脑袋，旗杆子天天吃得周身冒火。腰身很快宽了一倍，这一壮，更威风。

可是，这就叫公园里其他人心生忌恨。暗地骂他这个没人要的怪东西，居然跑到这儿吃鱼吃肉，成了人上人。

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的人见到这个天下罕见的巨人，便会给一点赏钱。旗杆子收下后，知道这钱不该归自己，不管多少，尽数给了郝园长。可是公园里其他人说他私藏了不少赏钱，这些话传到郝园长耳朵里，郝园长说：“你们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藏钱你们看见了？”

有人把郝园长带到大门口的门柱边，支上梯子，叫郝园长爬上去看。这墙柱顶端铜球底座下边竟然掖着一些钱，有铜子儿、银元，还有洋人的纸币。旗杆子比墙高，铜球在他身边，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钱藏在这里。

郝园长火了，把旗杆子叫来劈头盖脸一通骂。旗杆子站在那里，嘛话没说，也不分辩，表情发木，只是脸不是色儿，最后他把长衫脱了，帽子摘了，转身走了。

郝园长是有脑子的人。等事情闹过去，他便琢磨，那钱真是旗杆子藏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拿回家，干嘛掖在墙头上边？他暗想，是不是有人做手脚，成心搅局？可是，旗杆子离开他这儿之后，哪里还能找到一天三顿的饱饭吃？

这事对郝园长也是一样。旗杆子一走，他的公园好像荒了。他就又跑到老城内外去找旗杆子。一连找了十天，在锦衣卫桥那边找到了旗杆子的破房子。敲了半天没动静。郝园长进去，只见旗杆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儿。郝园长发现他身子板平，肚子凹了下去，肯定是饿死的。他动了良心，后悔那天一气之下辞退了这个被冤屈的大个子。

郝园长打听房前屋后的邻居，只听说过他的一点零碎。诸如他家是山东鲁西南的沂蒙山人，父亲给人扛活，父母早已死去，没有手足，也无亲友，孤单一人。郝园长心里有愧于旗杆子，出钱给他打了一口松木棺材。

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

桑叶与蚕宝宝

朝颜

进入征村乡吴坪村的时候，一场急雨刚刚歇住了脚，厚厚的云层从天空中渐次消散。不远处的青山之间，还萦绕着白色的雾气。山下的屋宇和田园，便都像置身于仙境中了。视野之内，树木、蔬菜和青草绿得不染一丝杂质。一条平整宽阔的柏油路直插沃野，新耕的水田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云雾的万千姿态。一辆高大的农用拖拉机威风地驶过侧畔，车尾还粘着湿漉漉的新泥。

这里是江西省修水县的西南郊，一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然而如今，穿过一幢一灰瓦白墙的农家宅院，我在这里已找不到贫穷的痕迹。

横平竖直的田间，铺展开一望无边的桑林。桑树不高，却枝叶葱茏，每一片叶子都肥美而多汁，绿得精神。底部的枝条已被采摘得光溜溜的，顶部仍在不停地抽出鲜嫩的新芽。这样的长势和桑叶产量，是我幼时所见枝叶稀落的野桑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桑叶的使命是喂养蚕宝宝。而后是茧，是丝，是琳琅满目的丝制品，是村民们走出贫穷、奔向富裕的希望。

“三斤毛铁半斤钢，打把锄头去栽桑，一条田塍栽三转，三条田塍栽九行”歌谣在蚕乡流传开来，像茂盛的桑树，遍布山坡田垄。地处赣西北山区的修水县，在清代时，就因产丝居全省之首而获“绢出义宁州”之誉。蚕桑传统延续至今，更成为全县产业发展的重头戏。仅我脚下的吴坪村这片土地，便建有二百零八亩蚕桑产业基地。

桑田一侧，矗立着四座标准化养蚕大棚。我们走进了其中一座。只见偌大的空间，整齐地排列着方格蔟，底层撒着厚厚的消毒的石灰，上面再垫一层新鲜的桑叶。一些蚕宝宝在不倦地喻食，一些已经爬上了属于自己的蚕屋。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小小的木格中，见一条身子黄而透明的蚕，正从口中牵拉出晶莹透亮的细丝。它不停地快速摇动着脑袋，仿佛这分分秒秒的光阴都不能耽误。

蚕的一生，如果撇开化蛹和成蛾期，须经历四次休眠蜕皮。在此期间，它们变得脆弱敏感，稍不留神就患病死亡。尤其是第四次蜕皮，时间长，过程艰难，死亡风险大，直接关系着最后的产量。千百年来，蚕农们秉承着祖上代代总结的传统经验，一季又一季地侍弄着蚕宝宝。他们依靠着简易的蚕具和蚕室，劳心劳力，但是产出却常常与付出不成正比。

“现在不一样了。”一位扶贫干部告诉我，“我们不仅有养蚕大棚，还建有小蚕工厂。在两个最关键的时期，统一消毒，统一管理，生产几乎零风险。”小蚕工厂，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我不由地想象起来，宁静的夜晚，无数只黑黑的蚁蚕，在小蚕工厂里挤挤挨挨地蠕动，它们昂起脑袋噬咬着桑叶，沙沙沙，沙沙沙—仿佛一曲悦耳动听的乐曲。

然后，它们休眠、蜕皮，变白、变胖，被蚕农们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悉心地照顾着。再然后，它们和我眼前所见的熟蚕一样，被送往大棚最后，择一个小方格为归宿，走完短暂而辛劳的一生。我又不禁想象着另一幅画面；某一天清晨，管理员打开大棚，无数只洁白的蚕茧卧居其间，仿佛刚刚下过一场盛大的新雪。

自从扶贫工作队来了以后，村里成立了蚕桑生产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优先成为社员和股东。从流转土地到购苗栽桑、技术指导，再到蚕茧收购，全部由合作社牵头，统一进行。桑蚕鲜茧的价格，也由保险公司统一承保。当所有的风险被解决后，蚕农们放下了曾经的后顾之忧。现在，他们只需专心种桑养蚕，凭着勤勉付出便可安心地等待收益分红。

这一路上，我们围绕着修水县转了大半个圈。从吴坪村，到征村乡，到整个县域，无不见桑树遍布沃野，郁郁葱葱。我看见因病致残的胡经明，用一把竹椅支撑着身体，在桑田里奋力地挖地草；我看见从打工地返乡的樊南星，带着身患“渐冻症”的妻子下地，双手并用飞快地采摘桑叶；我还听见吴坪村的脱贫户石根感慨地说：“用好国家政策，自身勤劳肯干，就是最好的脱贫药方。”

何止是他们呢？在修水，九万八千亩桑园，十个五千亩蚕桑乡镇，二十个千亩蚕桑村，一百五十个百亩专业组，三百七十五户十亩以上大户……一头，承载起三万多名蚕农的希望，另一头，连接着丝绸企业上亿元的年销售额，还有两千多在家门口就业的人。现在，桑园还在一亩亩扩大，蚕农的雄心也在一天天变大。随之而来的，还有桑果休闲采摘、桑葚酒、桑葚饮料、桑叶茶、桑芽菜、蚕丝被、食用蚕蛹等相关产品产业的开发。日子，正一天天生机勃勃地向前走。

我携着满身的绿意退出桑园，抬起头望去，天边早已云开雾散，万道金光下，深情抚摸着这热腾腾的土地……

（选自202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邮票

萧乾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消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课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他不像我，爱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用轻笔写，又描成立体，然后又填成黑字，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罢咧。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篇，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呵，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多，多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蹑蹑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写着“三十四”号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河山”，我还记得那是《精忠传》里岳飞写的呢。

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个！”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其实，也不怪你。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闭上眼睛，也不成，也不成。”

“我爸爸新近给鬼子捉去了。之前一家杀的就剩我们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只剩他老两口。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说“都不死，永远就都当猪！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心下好像是说：“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后来，我才发现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背面用铅笔草率地写着：

“我走了。羡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话，莫忘。邮票，随你撕。那住址只告诉你：我拼命的场所。无从通讯。——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选自《篱下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