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 “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 他肯定会来。再见， 警官。”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农家院里的瓮

刘江滨

    自父母先后去世，已暌离故乡八九年了。尽管每年清明节都回老家到父母坟前祭拜，但只是在麦苗青青的田野朝着村庄远远瞭上几眼，从没进过村。前些天，也许是有了点岁数的缘故，突然想到生我养我的村庄看看。于是便趁着假期有了一次故乡行。

    这个冀南平原的小村，变化之大可用“惊奇”二字来形容。临街所有的墙面都粉刷了白灰，整齐划一；原来坑坑洼洼、乱堆着柴火秫秸的街道消失了，代之以平展展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大多房子都是近年新盖的，门楼贴着彩色的瓷砖，漂亮气派，还有数座二层小楼矗立村间，惹人眼目。记忆中的村庄难觅踪影，让人怀疑是否走错了地方。

    那天不算太冷，虽然不足够晴朗，天上的太阳依然放射着暖意。我去看望堂哥，进了院门，堂哥正坐在屋檐下晒太阳，闭着眼睛听收音机里的京戏，身旁放着小凳，上面有一杯茶正袅袅冒着水汽。我环视一下宽敞的院落，东南角摆放的七八只大瓮，粗粗笨笨的，十分突兀，闯入眼帘。

    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理解堂哥对瓮的感情，也了解瓮的过去。

    瓮在农村曾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家什，存水、腌菜、储粮是它的三大功用。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责任田，家家原有的瓮显然不够用了。为了省钱，许多农家用水泥砌成瓮。家里有粮，心中不慌，除了上交的公粮，余下一瓮一瓮的粮食成了农民心里的定心丸，腰杆子硬了，笑容挂在脸上，连走路都更显笃定。后来连公粮都不用交了，打下的粮食全部收到自家的瓮里。像堂哥这样，那些瓮就是他勤劳致富的奖励证书，是他光荣岁月的见证，怎舍得毁掉？

    瓮还能当“储藏柜”，家里给老人孩子买的点心，买来的瓜果等，都可以存放到瓮里，既恒温保存，还能避免老鼠偷吃。老鼠的尖牙利齿能把木柜咬出洞，却拿陶瓷和水泥做的瓮一筹莫展。瓮还能当“保险柜”，农家主妇常常把钱用布包好塞到粮食里，至于是哪只瓮，埋有多深，这个秘密除了主人谁能知晓呢？

    如今，瓮的这些功用成了昨天历史。家家都有自来水，龙头一开哗哗流淌，和城市一样，吃饭、洗衣、如厕全搞定，再也用不着水瓮了。现在可随时吃时令蔬菜甚至是反季蔬菜，不用大瓮腌菜了，即便喜欢腌菜，也是用瓶瓶罐罐腌一点，讲究精致和品位，只是作为爽口的小菜，谁还把咸菜作为主菜呢？

    收麦收秋时节，粮商的联合收割机开到地里从收割到脱粒一气呵成，一手收粮，一手付钱，农民和城里人一样都吃上了“商品粮”，米呀面呀从农贸市场购买就成。如果说比城里人多了一层方便，就是可以把从田间收获的部分粮食放到面粉厂，用的时候只需扣除加工费就行啦。

    瓮，这个傻大笨粗、分量沉重的物件，在今天已基本淡出了现实生活，慢慢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或许将来再从课本上读到“请君入瓮”“瓮中捉鳖”“瓮牗绳枢”等这些成语的时候，孩子们再也看不到实物了，只能从插图上想象它的模样。我在想，堂哥那些包括被儿子砸了一个口子的瓮，还能保存到几时呢？

（摘编自2018年03月24日《人民日报》）

银行里的男孩

【美国】菲利普·罗斯

    一天，我到西大街某银行的一个小型储蓄所准备开个新账户。

    已经是午饭时间，储蓄所里只有一个职员在值班。那是一位大约40岁的黑人，紧贴头皮的头发，小胡子，整洁、笔挺的棕色西装，身上的每一处都暗示着，他是一位细心谨慎的人。

    这位职员正站在柜台后面，柜台前站着一位白人男孩，黄棕色的头发，穿着一件V字领的毛线衣，一条卡其裤和一双平底鞋。我想我特别注意他是因为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初中生，而不是一位银行的顾客。

    男孩继续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下面所发生的事。

    他手上拿着一本打开的存折，脸上写满了沮丧的表情。“但是我不明白，”他对银行职员说，“我自己开的账户，为什么我不能取钱。”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职员对他说，“没有父母的信函，一个14岁的小孩不能自己取钱。”

    “但这似乎不公平，”男孩说，他的声音有点颤抖，“这是我的钱。我把钱存进去。这是我的存折。”

    “我知道是你的存折。”职员说，“但规定就是那样。现在需要我再讲一遍吗？”

    他转身对我微笑了一下。“先生，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本来想开一个新账户，但是看到在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幕后，我改变了主意。”我说。

    “为什么？”他说。

    “就因为你说的话。”我说，“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您刚才的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已经够年龄把钱存入你们的银行，却没有达到取出他的钱的年龄。如果无法证明他的钱或者他的存折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银行的规定的确太可笑了。”

    “对你来说也许可笑，”他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似乎有点生气了，“但这是银行的规定，除了遵守规定，我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跟银行职员辩论的时候，男孩满怀希望地紧挨着我，但最终我也无能为力。突然我注意到，在他手上紧抓着的那本打开的存折上显示只有100美元的结余。存折上面还显示进行过多次小额的存款和取款。

    我想我反驳的机会来了。

    “孩子，以前你自己取过钱吗？”我问男孩。

    “取过。”他说。

    我一笑，转问银行职员：“你怎么解释这个？为什么你以前让他取钱，现在不让呢？”

    他看起来发火了。“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现在知道了。就这么简单。”

    我转身对男孩耸耸肩，然后说道：“你真的被骗了。你应该让你的父母到这里来，向他们提出抗议。”

    男孩看起来完全失望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存折放进背包，然后离开了银行。

    银行职员透过玻璃门看着男孩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转身对我说道：“先生，你真的不应该从中插一杠。”

    “我不应该插一杠？”我大声说道，“就你们那些该死的规定，难道他不需要一个人来保护他的利益吗？”

    “有人正在保护他的利益。”他平静地说。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银行。”

    我无法相信这个白痴居然会这样说。“瞧，”我揶揄道，“我们只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但你也许愿意跟我解释解释银行如何保护那个孩子的利益。”

    “当然，”他说道，“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消息，街上的一帮流氓已经勒索这个孩子一个多月。那帮混蛋强迫他每周取一次钱给他们。显然，那个可怜的孩子由于太过害怕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那才是他为什么如此烦恼的原因。取不到钱，他害怕那些流氓会打他。不过警察已经知道这件事，今天他们也许就会实施抓捕行动。”

    “你的意思是说根本没有年龄太小而不能取钱的规定？”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规定。现在，先生，你还需要开户吗？”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

    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的。

    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

    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

    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

    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服……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

    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

    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

    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

    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

    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木头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秦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

    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

    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

    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

    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

    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蘊县的便宜。

    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

    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

    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

    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

    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今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

    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

    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

    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

    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

    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我好恨它的平凡。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大雪纷飞

梅寒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差一点就是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那场雪，不早不晚，就赶在他走出单位大门，骑上摩托车往朋友家赶的时候下起来。起先是那种小雪粒，落到他的头上肩上，簌簌有声，有一些调皮，从他的头发上跳下来，顺着他的领口就往里钻，凉冰冰的，挠得他的心头一阵阵痒。他没像一般路人那样缩脖子驮背急吼吼前行，他行得像个绅士，一任漫天的雪花飘白他的头发，他的肩头，他的臂膀……

    他喜欢雪天。这个小城，已经有好几个冬天没落过一场像样儿的雪了。

    雪越下越大，雪粒儿变成小雪片又变成漫天飞舞的飞絮，从暗沉沉的云端飘下来。路上的车子行人都急了，喇叭声响成一片。他的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拼命地动起来的。手机放在棉衣内口袋里，他能清晰的感受到它的震动。他没去接。那么大的雪，那么喧闹的大马路，接也是白接。他继续骑着车慢慢往朋友家去。

    是一位与他住同村的朋友，他的发小。朋友的妻刚刚做完乳癌手术，他和妻相约在那天中午下班后一起去看。东西是他买的，妻先带着东西开车走了。他单位上有事，又回去处理了一下才骑上车往朋友家赶。

    手机在他的口袋里固执地震动着，震得他心发慌也发焦。他以为又是哪个同事打来的，让他回去继续去处理那一堆永远处理不完的数据。他赌气似的不去接。

    雪越下越大了，路面上已经白茫茫一片。看来，那场雪的来势不小。

    他是顶着满身的雪花抵达朋友家的。在朋友家的院子里，他竟然看到妻同他一样浑身披满雪花——她还在握着手机一遍遍固执地拨打，他口袋里的手机还在固执地震动。

    朋友很尴尬的站在妻子旁边，在安慰她。

    “你死人啊，还是聋了，电话也不接！”妻一见他就朝他开了机关枪，丝毫不顾忌有朋友在场。

    “路上没听见……你有事？”他已经习惯了她的暴躁无常，他以一贯的冷静来回复她。

    “没事我撑的啊给你打电话，我问你，你买的这些东西总共花多少钱……”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劈头问出的是这一句，他不知道，是她被气糊涂了还是摆明了要在朋友面前出他的丑。那一句，似一记猛鞭，一下子把他抽懵了。他的脸“腾”一下红了：“昂……那个……”他想去补救，已无可补救。因为他看到朋友几秒钟前还笑着的脸一下子冻住了，而他的妻，已经旋风般地刮到院外，打开车门，“砰——”又关上。她把车子发动了。

    他的世界一下子只剩下那一地茫茫大雪……

    那天，他刻意与朋友回忆小时候的种种趣事，试图弥补那个巨大的裂痕。无用。他最终和朋友尴尬地不欢而散。

    从朋友家出门时，外面的雪已经下了厚厚的一层了。朋友执意要开车送他回家。他拒绝了，他说他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了，正好沿途看看雪景。

    他没骑车，推着走。与来时不一样，路上已经少有车辆行人了。天色欲发地暗下来，漫天的雪裹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了。原来，雪大了也会压得人透不过气的。他一步一步走在那长长的雪地上，“咯吱——咯吱……”是他的脚与雪亲吻的声音，又像是胸腔里某种碎裂的声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次，一定回去跟她说……”

    那一句话，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十几年了。它曾无数次地冲到他的嘴边儿上，可他却始终没把它说出来。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有很多，先是因为孩子太小，孩子后来长大了，上中学，怕影响他学习。再后来，孩子去读大学，又怕他担心……就一直没说。它最终被一些无关紧要的谩骂代替了。那些谩骂，是他从她嘴里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的，又当武器抛给她。骂够了，日子又如常地走下去。可他知道，那一段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

    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响了，这一次，他接得飞快。竟然莫名地期盼，期盼是她打来的。尽管他知道盼也是白盼，她从来不会主动向他表示一下关爱，她只保留自己对他蛮横发脾气的权力。

    那电话当然不是她打来的，是儿子打来的。儿子已经二十八岁，是那个小城一家医院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了。

    “爸，你在哪？”儿子的声音如此轻快飞扬，与往日明显不一样。

    “路上。”

    “我……我认识了一女孩儿，印象还不错，这周末想带她回家里看看……”

    “哦，好哇好哇……”儿子的婚事，一直是他心上的事。他盼这一天，盼了太久了。他的眼睛竟然莫名地湿了。

    儿子要带女友来家了，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家里，还要去商场采买，第一次来，不能让人家出去吃饭。要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气氛……他游走的思绪被儿子的电话给扯回来了。也顾不得在大雪地里寻愁觅恨，他摘下眼镜，将上面一层雾气轻轻擦拭而去，然后，急急跨上车，发动车子就冲进了雪幕里。

    雪，纷纷扬扬的雪，下得更大了，那道歪歪扭扭的车辙很快就被大雪埋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