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从头到脚都是笑眯眯的。

    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小黎根正苗正，一表人材，思想单纯作风正，部队上的鉴定写得好，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当时，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他向县委推荐，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只等着正式委任。这时，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当然啰，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扳苞谷，扳一个丢一个，生活不大严肃。饭桌上，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黎满庚从来没有被女同志波光闪闪的眼睛这样“扫描”过，常常脸红耳赤，笨手笨脚，低下脑壳去数凳子脚、桌子脚。

    总共就这么在一张饭桌上吃了四顿饭，彼此只晓得个“小黎”、“小李”。第三天，杨书记送走外甥女后，就笑眯眯地问：“怎么样？嗯？怎么样？”黎满庚头脑不灵活，反应不过来，不知所问：“杨书记，什么事？什么‘怎么样’？”真是对牛弹琴！一个二十好几的复员军人，这么蠢，这么混账。明明刚送走了一位花儿朵儿的人儿，他却张大嘴巴来反问舅老爷“什么‘怎么样”’？

    当晚，区委书记找民政干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在杨民高来讲，已经是够屈尊赏光的了。杨民高书记以舅老兼月老的身分，还以顶头上司的权威身分，不由分说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前程、小家庭生活安排，详细地布置了一番。也许是出于一种领导者的习惯，他就像在布置、分派下属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一样。“怎么样？嗯，怎么样？”区委书记又是上午的那口腔调。没想到民政干事嘴里结结巴巴，眼睛躲躲闪闪，半天才挤出一个阴屁来：“多谢首长关心，宽我几天日子，等我好好想想……”把区委书记气的哟，眼睛都乌了，真要当即拉下脸来，训斥一顿：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你个芝麻大的民政干事，倒像个状元爷，等着做东床驸马？

    民政干事利用工作之便，回了一转芙蓉镇。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共产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几天后，民政干事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向区委书记做了汇报。

     “恭喜恭喜，看上芙蓉镇上的小西施了。”杨民高书记不动声色，半躺半仰在睡椅里，二郎腿架起和脑壳一样高，正好成个虾公形。他手里拿一根火柴棍，剔除酒后牙缝缝里的肉丝菜屑，以及诸如此类的剩余物质。

    “我们小时候扯笋、捡香菇就认得……”民政干事的脸也红得和熟虾公一个色。

    “她家什么阶级成分？”

    “大概是小业主，相当于富裕中农什么的……”

    “大概？相当于？这是你一个民政干事讲的话？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杨民高书记精神一振，从睡椅上翻坐起来，眼睛瞪得和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似的。

    “我、我……”民政干事羞惭得无地自容，就像小时候钻进人家的果园里偷摘果子被园主当场捉拿到了似的。

    “我以组织的名义告诉你吧，黎满庚同志。芙蓉镇的客栈老板，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老板娘则更复杂，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妓女。你该明白了吧，妓女的妹儿，才会那样娇滴妖艳……”杨民高书记又半躺半仰到睡椅里去了，在本地工作了多年，四乡百姓，大凡出身历史不大干净、社会关系有个一鳞半爪的，他心里都有个谱，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

    民政干事耷拉着脑壳，只差没有落下泪来了。

    “小黎，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

    杨民高书记例行的是公事，讲的是原则。当然，他一个字也没再提到自己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亲外甥女。

从部队到地方，从简单到复杂。民政干事像棵遭了霜打的落叶树，几天功夫瘦掉了一身肉。事情还不止是这样。区委书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撤区并乡、各大乡领导人员名单时，民政干事没有挂上号。倒是通知他到一个乡政府去当炊事员。因为他从部队转地方时，本来就不可以做干部使用，只能做公务员。

    黎满庚没有到那乡政府去报到。他回到芙蓉镇的渡头土屋，帮着年事已高的爷老倌摆渡。本来就登得不高，也就算不得跌重。艄公的后代还当艄公，天经地义。行船走水是本分。

（摘自 古华的《芙蓉镇》，有删改）

朋友

秦辉

    我一定要去看望我的朋友刘长青，一定。

    每天上班，我都要路过一个建筑工地，总会看到一群戴着安全帽的民工。他们三三两两，有的斜叼着烟，有的哼着小曲。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刘长青。想着他正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混迹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休息的间隙，掏出手机写上几句问候，低头想想然后摇摇头删掉，再然后望着天空，想象着远方的我在干什么，以及我所在城帚的模样。

    刘长青好久没有给我写信了，我决定去看看他。

    我上街买了好多土特产品，给他妻子买了一套我用着感觉不错的化妆品。他曾在信中说，他妻子是老家附近几个村子里长得最俊的姑娘，好多小伙子做梦都想娶她呢!我问：“那你咋把她糊弄到手了？”他说：“还不是咱长得黑。”

    给他儿子带什么呢？刘长青的儿子叫康健，他说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说：“那直接叫健康多好。”他说：“那多俗，倒过来显得咱有文化。”他总是“那小子”“那小子”地叫。他说那小子特聪明，长大了肯定比他强；他说那小子吃得特多，像头小猪；他说那小子长得壮极了，跟个小老虎似的。

    我没见过刘长青，但见过他的照片，是在一座城市的火车站前照的，他穿着红毛衣，黑青裤子，站在一个枯败的花坛前，脸很黑，一本正经的。

    算来他儿子该上高中了。爱人建议我给孩子买套运动装，我说：“穿着不合适怎么办？”爱人说：“买大号的，应该没问题。”我去专卖店买了一套黑白相间的秋装，外加一个淡绿色的旅行包。

    火车开动时已是傍晚，夜幕在窗外渐渐拉开。放好行李，我从包里取出一封信。

    刘长青是个民工，是我结交了17年的笔友。他寄给我的信发自全国各地，而且信纸每次都不同，有时是孩子用的作业本，有时是工地记账本的账页，有时是皱巴巴的烟盒。还有一次是从街上撕下来的广告纸。他喜欢画画，而且有天赋，常在信中捎带几张街景素描或涂鸦。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封，他这样写道：“我刚从街上回来，我们站在街头，像货物一样被别人挑选。我这货质量好，一天之内两次被人挑上，一次是帮人刷油漆，一次是给人扛白菜。”

    现在，这封信就在我手里。再读这些熟悉的句子，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一直帮不了他。对此，我深感愧疚。他说：“你能听我乱七八糟地瞎说，就是帮我。

    刘长青长年奔波在外，只有麦收和春节时回家。今天是：芒种后的第7天，他肯定回家了。

    下了火车再换乘汽车，这条线路是我依据刘长青信封上留的地址打听到的。找到那个叫刘家庄的村子时，已是中午。我走向一户人家，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前摇着蒲扇。她告诉我，康健他爹娘这会儿在田里干活呢，只有康健在家。

    根据她的指点，我拐过两个胡同来到一座土屋前。

    房子很破，土坯垒的。院子里有两只羊啃着草，靠东墙边开出一小块菜畦，上面种着丝瓜、扁豆、生菜，还有一棵葡萄树。

    我走进去，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几个相框，有一张结婚照，刘长青与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并排而坐。女人梳着短发，大眼，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从左眼角到下巴连成一片，嘴巴有点歪斜，但笑得很错。还有一张，就是在列车站照的那张，刘长青站在枯败的花坛前，穿红毛表，黑青裤子。

    东面是一座大炕，炕上躺着一个男孩，好像是睡着了。他软软地倚在炕背上，嘴角流着口水，两条腿僵硬地伸着，那腿细得不成样子。

    我悄悄退了出去。

    回到家。我将衣服、化妆品等物品打成邮包，在收件人姓名处写下“刘长青”三个字的那一刻，我的泪水酣畅地流了下来。

（有改动）

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①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②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③“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④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杨绛在“菜园班”，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⑤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

    ⑥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

    ⑦“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⑧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越战越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⑨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有删节)

晚饭花

汪曾祺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野茉莉，处处有之，极易繁衍。高二三尺，枝叶披纷，肥者可荫五六尺。花如茉莉而长大，其色多种易变。子如豆，深黑有细纹，中有瓤，白色，可作粉，故又名粉豆花。曝干作蔬，与马兰头相类。根大者如拳、黑硬，俚医以治吐血。

    吴其癋：《植物名实图考》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

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

    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反对票

刘清才

    李希三从局长位子上退下来，走进霍然茶社，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一杯茶，眼睛投向窗外。这是他第一次来这家茶社，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新鲜。虽然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这里，也曾想上来喝喝茶，聊聊天，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催着他，就像大风中的风车，一个劲儿转不停，一直没有时间。回眸担任局长的这些年，每日每时不如同箭在弦上，片刻不敢放松，深恐有半点闪失。还好，自己在任期间，所作所为有目共睹，虽不敢说有口皆碑，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肯定的!

    王大为在李希三对面一屁股坐下，一口喝光服务员端过来的一杯热茶。他是应李希三之约，来跟老局长聊天的。两个人都不嗜烟酒，都爱好喝茶。不同的是，李希三温和谦恭，而王大为则性格直率。按说，王大为心里应当高兴才是，因为经过李希三力荐，他荣升为代局长，只等任命状下来，就是名副其实的局长了!但他面色阴沉，两把刷子似的眉毛紧紧蹙着，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李希三看他一眼，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因为就在前天，在上级组织部门来人考察他的民主测评会上，有五个人给他投了反对票!虽然这区区五张反对票与二十几张赞成票比起来不算什么，但是他心里毕竟不痛快!他懊恼地想，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

    大为，李希三呷了一口茶，说，十年前，在考察我的民主测评会上，也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王大为眼里显出一丝愧疚，低下头去。不错，那个投反对票的就是他。当时，说真心话，我心里特别沉重。李希三抬手搔了搔花白的头发。我把这张反对票郑重地搁在心里，时时不能忘记。

    王大为看一眼李希三，想说什么，但又把嘴边的话咽回去。十年前，李希三是副局长，王大为从别的单位调过来不久，他对李希三并不了解，他只是认为，既然是组织考察，就不能没有不同声音，就不能没人唱黑脸，于是，他投了反对票。

    后来，在跟李希三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就后悔了。他看出，李希三作风正派，公正无私，严于律己，选他当局长选对了人，他真不该投那张反对票。尤其是，李希三对王大为的工作能力颇为欣赏，许多重要工作都让他去做，三年前，又跟上级建议，提拔他担任常务副局长。可以这么说，李希三对他王大为有知遇之恩。多年来，他几次想要告诉老局长，投反对票的就是我，但是一直没有坦白的勇气。

    其实，我非常感谢这一张反对票!李希三指了指头顶，十年来，这张反对票就像一条举在头上的鞭子，时刻鞭策着我，警告着我，使我像一头拉车的老黄牛，一直老老实实向前走，不能走歪路，不能走邪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没有这一张反对票，我不敢想象，到现在，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

李希三眼圈一红，说不下去了。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道：一把手握有绝对的权力，在对权力没有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如何用，为谁用，是为人民群众，还是为个人私利，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来把握。有一回，我弟弟领着一个开发商季先生来找我，想要一个建设项目。季先生跟我弟弟是战友，曾经救过我弟弟的命。他来了，我很为难。给他和不给他都在一念之间。但是，我最终还是回绝了他，因为我想起了那张反对票!

    王大为也熟悉这位季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商人。后来，季先生听从李希三的建议，参加公开招投标会，拿到了项目。当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关键的时候，都是那张反对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希三说罢，紧紧握住茶杯，就像握住那张反对票。王大为心里忽然打开一扇门，豁然开朗了!同时，他也明白了老局长约他来霍然茶社聊天的真正用意。今后，他也要像老局长一样，把反对票当做高举在头顶的鞭子。他问道，局长，你想知道，十年前，那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吗？

    李希三豁达地笑了笑，说，这已经不重要了!

    王大为万千感慨，一直皱着的两把刷子似的眉毛不由松开。他一脸敬佩地看向老局长，发现对方那温和的、充满无限希望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到现在，他才真正了解老局长。同时，他也不再猜想那几个投反对票的人究竟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