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①优美是人类最早把握的一种美的形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对于美的最初认识，都是“美在于和谐”，都强调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统一之中，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谐，也就是优美。

    ②优美的基本特征是和谐，是一个事物的各种对立因素的统一。它首先表现为感性形式的和谐统一。优美的事物往往是小巧的，光滑的，逐渐变化、不露棱角，娇弱以及颜色鲜明而不强烈等等。其次它还表现为内容的完整与统一。亚里士多德就强调美的事物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再次，它还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即形式能够完美地适合于内容，内容和形式处于交融无间、互相适应的状态，既不是形式压倒内容，也不是内容溢出于形式。另外，这种和谐还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即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状态中，主体感到了他同外部世界的统一，外部世界成了他的自我的肯定，从而产生一种审美的愉快。

    ③优美的这一基本特征是由优美的本质决定的。美的本质和根源在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真和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矛盾统一，而优美、崇高、喜剧、悲剧等等便是这种矛盾统一的各种具体不同的形态。优美以比较单纯直接的形态表现了这一本质，它表现为现实对于实践的单纯的肯定，而不是二者的对立、冲突和斗争；表现为对于丑的排除，而不是美丑并存的局面；表现为实践的静态成果，而不是实践的艰苦历程。在这里，现实与实践、真与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似乎是处在交融无间、相对统一的状态中，所以在形式上它呈现为和谐与相对稳定，给人们的审美感受也是单纯平静的。

    ④优美的这一本质还可以在它的各种具体形态中得到进一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优美往往表现为人们之间的一种融洽的关系与和平宁静的生活氛围，像体现着无私的友谊、贞洁的爱情、亲子之爱等等的各种场景与行动。自然中的优美往往是那些为人们所熟悉所把握了的对象，如花颜月色、珠光宝气、鸟兽虫鱼等等，以及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甚至野外的荒郊小径。艺术中的优美是现实中的优美的能动反映。优美的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般不具有严峻对立、不可调和的性质，而且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而优美的诗歌和散文，则是往往摄取一些日常生活小景，集中地表现，在形式上也力求完美和谐。

“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等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