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雪》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如果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治国理政著作，《贞观政要》应该不会落选。作为唐代历史学家，吴兢编撰此书，目的是给唐玄宗提供学习榜样。在序言中，吴兢高度评价贞观政治，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吴兢把唐太宗的言行事迹，分作10卷40篇进行记述，就当时的政治特色而言，围绕君主治国，已经概括得很全面。如果从唐太宗的视角看，应该更能直奔主题。唐太宗对于自己的治理成绩很自信，他在写给太子的《帝范》一书中，对于治国经验进行了高度概括：一是克已纳谏，一是以人为本。

    在早期的儒家经典《尚书》中，主张“民惟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孔子把这个思想具体化为争取人民的信任，认为“民不信则国不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说，而荀子则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认识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历史规律。这个思想系统，即民本主义思想。唐太宗经常引用荀子的说法，足见他对民本主义传统是有清晰认识的。

    “以人为本”是贞观之治一条成功的路线。思想上重视人民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法律的制定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贞观朝廷深知人民的困苦来自赋税过重，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制度，贯彻藏富于民的政策。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政治安定的根本保证。贞观时期之所以能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和谐景象，就其实施的以人为本政策而言，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在唐朝以后，古人通常把贞观之治看作卓越治理的代表。

    “以人为本”，从早期的思想家来看，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懂得民间疾苦，从而在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能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唐朝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深知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所以政府拥有土地的时候，法律规定要先从无地、少地的家庭开始分配。努力保证农民拥有土地可以耕种，不允许土地随意买卖，凡此等等，只有保证弱势群体的起码生活水平不会下滑，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底线。贞观时期的以人为本政策，至少体现了朝廷是看重长远政治利益的。

    贞观之治发生的时候，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时期。尤其是摆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政治，主张实施三省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期，继承历史与文化的积极成果，唐朝迈开了历史性的脚步。贞观之治，是传统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一个榜样，其治理智慧对后世启发良多。

（摘编自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面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拋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题目：文章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