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与新闻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来了，“十一”的脚步近了。中国新闻网做了一篇让媒体同行哭笑不得的稿子——《打个赌，国庆期间你一定会看到这“十条新闻”》，作者“突然发现”每年国庆假期的新闻都高度相似，于是“大胆”预测。

    从“高速部分路段拥堵提前×小时，今日×时开堵”到“假期出游人挤人，有关部门提醒注意安全”，从“黄金周游客再现恶习，文明出游任重道远”到“节后综合症来了！教你满血复活”……盘点不可谓不全面，而且确实都是似曾相识的“新闻”。

    要说这是“打赌”，中新网定然稳操胜券，不信等着瞧。不过这个发现也不是秘密，但凡有过几年从业经历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新闻是有套路的，很多都有成熟的操作流程。如果有闲心，相当一部分的新闻都是可预测的。

    可预测的新闻还是新闻吗？只要符合真实性原则，当然还是。但这样的新闻总是怪怪的，因为它们是被刻意“发现”的，与人们对“新鲜事”的预期不相符。

    一个老人摔倒了，讹人了，很快各地媒体都会报道老人摔倒的事，讹不讹人都是新闻。讹人的话，开腔讨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没讹人的话，那是正能量。是摔倒的老人突然变多了吗？是老年人群体的道德水准突然变化了吗？都不是。只因为“扶不扶老人”成为热门话题，各媒体的记者、编辑便都来蹭流量。中国这么大，发现几个老人摔倒的故事还不容易？这和国内女星去戛纳蹭红毯没有境界高下之分。

    国庆节新闻的可预测性，道理同样如此。世上没有两片长得完全一样的叶子，又岂会有一成不变的国庆假期？不变的或许不是国庆假期，而是媒体发现新闻的眼睛。

    当然，也不能全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首先，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媒体总要留人值班。他们还不像交警等特殊岗位可以得到人们的点赞，而只能默默奉献，有时连他们经常替其他群体呼吁的加班工资都拿不到。再者，每逢佳节新闻少，除了带着预设的视角去注定会发生新闻的地方守株待兔，真没有太多办法。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媒体可以偷懒，还是因为报道对象配合，毕竟媒体不能改变报道对象的客观属性。高速公路如果不堵了，媒体肯定不会虚构拥堵。游客如果都文明观光了，媒体自然无由开启批判模式。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本应是同步进化的。如果被监督对象重复犯一些低级错误，监督者却自己先进化到高级层次那也说不过去。这就好比，村民还食不果腹，大喇叭没办法去宣讲肥胖症的危害。

    因此，到底是媒体的眼光太死板，还是报道对象多年无变化？大家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多留个心眼。

（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5-9-29，有删改）

儒释道互补与心态和合

    ①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一种文化战略，有人从中读出一种社会理想，都讲出了一番道理。我想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在我看来，“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

    ②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道家的精神趣旨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

    ③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则告诉人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佛教是从印度引入的学问，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看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一个民族，文化内核越强大，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文化内核如果削弱甚至消逝了，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

    认识多元文化，前提是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讲到传统文化，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的时代提倡多元文化，各种文化都应该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其实似是而非。所谓“多元文化”是指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文化。每一个文明都享有平等的尊严，每一个民族都有可以用来参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文化支柱，这是我们要清醒认识的。

    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制造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企图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当今，某些西方势力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声称唯独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对其他文明则采取抑制、消解、淹没等。

    探讨多元文化，需要抱这样一种态度：其他文化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借鉴、吸收，但这里面一定有主次、有轻重。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更为频繁，但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些人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本位文化逐渐被消解。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的同时存在让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完善与补充本位文化。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位文化的存在，如果自己都失落了，又用什么去交流？如果交流的目的只是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置换自己，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冲击了很多国家的电影市场。在法国人看来，电影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同样包含价值观，并且负载着很复杂的文化内涵。为了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法国曾与美国在电影市场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坚定地捍卫法国文化。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摘编自2017年《人民教育》第19期彭林《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有删节）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

    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心怀爱惜之情，并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蚁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有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选自王汐朋《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有删节）

    《庄子》承继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道家著作。现存世33篇，分为内七篇、外十五篇和杂十一篇。其文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思想奇特，意出尘外，文笔多变，气势壮阔，妙趣横生，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勾勒了逍遥飘逸的人生境界。

    庄子尤为强调精神的自由，因此《庄子》开篇便是《逍遥游》。他生逢乱世，生活穷困潦倒，却洒脱地鄙弃权势名利，坚拒楚相之职，竭力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在他看来，顺从天道，自然而为，不为物累，方能旷达处世，泰然逍遥。所以《庄子·道遥游》里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便无须依赖外物。然而，世人总有“机心”，心为俗物所羁绊，便难以达到真正的逍遥自由。如《庄子·养生主》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庄子看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穷的知识和利益，也是一种“机心”，这恰恰是为利益所累。如何能“不物于物”，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心斋”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修行方式，即去除求名斗智的心念，消除由生理激起的贪欲，使心境达于空明之境。具体怎样才能返璞归真，庄子又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即当做到不为人工而毁灭天然，不为世故而毁灭性命，不为贪得而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去。

    《庄子》强调逍遥游，并非看破红尘，他同样珍视和强调积厚、诚信、忠诚等美好品质，只是尤为强调以自修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自由。正如《庄子·让王》中所强调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回首《庄子》，其所强调的不执着自我，不执念于一时、一事，不耿耿于荣辱得失的开阔境界和旷达胸怀，所强调的审己体察、丰富自身心灵的修行方式，以及抛开成见，消除争论，尊重差异，以不齐为大齐的人生智慧，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保持平和的心态、成就胸怀浩荡达观豁达的人生有指引作用，而且对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的开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和启示。

（摘编自孙欣《旷达逍遥，天人合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