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 ， 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请老师吃顿饭

闫岩

    七中初二(7)班转来一名叫薛小涛的学生。薛小涛身着崭新耐克装束出现，一副土豪姿态。经多名同学探究，涛父是位房地产大老板。

    土豪只能代表身份，代表不了成绩。一周后单元摸底测试，薛小涛仅得了40分，是最后一名。考卷发下去，涛父一再打电话邀请蔡老师吃顿饭沟通沟通孩子的学习问题。蔡老师推脱不掉，答应薛父去家吃顿便饭，时间定在周五晚上。

    周五说到就到，蔡老师与薛小涛一起来到薛家。薛家果然如蔡老师所料，奢侈豪华金碧辉煌。还好薛家夫妻淳朴自然，没有丝毫的土豪之气。这顿饭佳肴满桌，饭桌上薛家夫妻诚恳之至，一再强调他们忙着做生意顾不上孩子，希望蔡老师能多关照。蔡老师讲，教好班里的每位学生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顿饭后蔡老师发现他包里多了个大红包。说真的，眼下的这种风气，红包对老师来说也不算个大事儿，对土豪来说，1000块还不够一顿饭钱。蔡老师把它当作私房钱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了也拿了不能欠人家的。蔡老师开始给薛小涛补课。薛小涛聪明，一点就透，成绩上升迅速。期末薛小涛竟考了全班第20名。蔡老师欣慰，涛父涛母欣喜，又再三邀请蔡老师吃顿饭。蔡老师照样拒绝不掉赴了宴请。这次涛母回娘家，涛父约他去饭店，自然也是高级饭店。饭桌上蔡老师夸小涛是个好苗子，涛父对蔡老师感恩戴德。回来后蔡老师包里又冒出来一个大红包。

    学期结束，期末薛小涛考了全班第五名。涛父涛母心花怒放再次请蔡老师吃顿饭，时间定在周日。结果，周日 还没到。薛小涛出了状况。薛小涛在周五放学时叫住了蔡老师说他有事儿，蔡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薛小涛看起来有些怯惧．蔡老师很耐心地等他讲话。半晌他终于张口：“蔡老师．我想转学。”

    蔡老师惊诧地问：“为什么？’’

    薛小涛的头徐徐抬起，蔡老师看到他目光悲切却又洪亮持重地说：“我爸根本不是大老板，他其实只是一个卑微的农民工。他为了我能在城里上个好学校，找关系托门子花了很多钱；又怕同学老师看不起我，为我买名牌服装、蔡老师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家吃饭吗？那不是我家，那是我爸为了伪装借的包工头的家。那顿饭吃了我爸半个月的工资。后来我考了全班第五，他们又请你吃感恩饭。难道我的好成绩不是对老师的感恩吗？他们那么辛苦，节衣缩食却让我吃穿都是最好的，还要为我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请客送礼上。我很迷茫，无论我学习退步还是进步，他们都有理由请客送礼。蔡老师．我想再回村里上学，因为那里更适合我这个农村孩子。”

    薛小涛声泪俱下，蔡老师的愧疚之心已难以平复。他不露声色地拉过薛小涛的手说：“小涛，蔡老师一直都在等你敞开心扉诉说这一切，因为蔡老师相信你是有胆识有魄力的好学生，蔡老师也为你今天的勇气喝彩。”蔡老师拉开抽屉拿出两个红包：“小涛你看，红包都在这儿。作为人民教师，我必须有原则，我一直在等时机还给你们。小涛你说得对，你的成绩就是对老师对父母最大的感恩。小涛，今天你是蔡老师的骄傲，蔡老师相信将来你也会是我的骄傲。你已经用行动证买了自己是最棒的!”薛小涛一时难以自控泪水溢出，他坚定地说：“蔡老师，你也是我的骄傲，我一生的骄傲!”

    蔡老师再次从抽屉拿出几张表格说：“今年的优秀贫困生补助马上开始申请，小涛你如果不够优秀，蔡老师不会给你开绿灯。”薛小涛自信地答道：“我不要蔡老师开绿灯，我会证明自己的优秀。”

    次日，蔡老师偷偷从工资卡上取了该取的钱放进抽屉的红包里，放学后拿着红包跟小涛一起向他们租住的家走去。路上，蔡老师幽默地说：“小涛，你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也占一小部分功劳，你必须请我在你家吃顿家常便饭。”薛小涛说：“没问题，我妈做的玉米饼子特别好吃，还保证能让你减肥。”师生俩默契地笑起来。

    至于钱的问题，老婆知道了会怎么样？蔡老师想，那只是内部矛盾．总有办法解决的。

无争议陷阱

余秋雨

    在我们的心理习惯当中，与创新意识最有抵触的是什么呢？是“无争议陷阱”。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愿意接受一种“无争议”的成果，一有“争议”，就皱眉存疑。这一点，正好与创新意识水火不容。大家知道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文化把这个“无争议的陷阱”挖得很大，要求一项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里边无争论，而且最好在民众中也无争议。这种从众的惰性对创新而言是一种更险恶的陷阱。历史上哪有一项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学术研究成果，一出来就广受民众拥护的？我也是民众的一员，我发现，如果以民众的身份来考虑一项不是我们专业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标准一定是陈旧的、世俗的、平庸的。这不能怪民众，因为民众面对一种陌生的创新总会缺少精神扶手，总会惊慌失措，以他们的标准，就很少有创新空间。当不争议创新项目的时候，大家就去争议这个人，使他的创新无法进行。可见，“无争议陷阱”真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创新空间的最重要的障碍。

    据我所见，多数创新即使不被人家争议，创新者本身在待人接物上也确实有很多缺陷。因为他们多数不太合群，而且有点骄傲。他们有时候会面对失败，因此也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怨恨、衰弱、愤怒，却又未必有明确的对头，很可能在愤怒自己，就情绪不好。艺术上的创新者那更是这样了，独特的灵魂中的灵感使他们产生非常怪异的习性，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使他们很难认同世俗的潮流，甚至他们也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规范。因此无论从脾气到外型常常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对这一切，正常的社会都应该理解和容忍。不能设想一切创新者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完人和圣人。据我观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完人是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创新的。如果说，对所有创新项目略有争议是可以的，但对创新者的人品却绝对不要争议，因为没有争议的理由。如果老是去争议创新者的人品、习性、性格，那么，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可爱的人一个也不可能留存。

    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人？要防范的是以“争议”为名目来扼杀创造者的人。在现在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人的总数很大，他们是勤恳工作人的百倍，是创造者的百倍。有人说真正的比例可能比这个更大。很奇怪，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可“争议”的人物，但是自己却避开了“争议”。他们自己就成了洞察一切的评判者，只等待着一切被他们“争议”了的创造者投去求饶的目光。

（节选自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有删改）

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

艾平

    在我六岁的那一天，我亲爱的老祖母，你把我举在马背上，我的腿够不到马镫，你就用红缎子把我捆在马鞍子上。你手牵着马缰绳在前面走，一连走了三个屯子，带我拜见了三个可靠的人。你说的话，现在每一次想起来，总是忍不住流泪。

    “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叔叔了，请你教给他套马的本领吧！”“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舅舅了，请你教给他养牛的手艺吧！”“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姑父了，请你教他当一个勇敢的男人吧！”……

    我一直记得那个早上，我闻到了你锅里喷香的奶茶味，睁了睁眼睛，又闭上。你把我拎出蒙古包，一直带到牛圈里。你两腿夹着奶桶挤牛奶，让我去把半个月大的小牛犊抱过来撞撞奶。

    那小牛犊抻开四条腿跑，我追上它，却拦不住它，我拦住了它，却抱不住它，我抱住了它，却抱不走它……你把小牛犊撒在草原上，让我每天去抓抱，直到我把小牛犊抱到母牛的身底下。你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我就这样在草原上跟着你度过了一春又一秋，一头头小牛犊长成了大奶牛，我也练成了臂力强壮的小牧童。

    你把羊群交给了我，一遍遍嘱咐我：“遇到事情不要慌。那几头大肚子的母羊要生，你就远远地看着它。如果遇上难产的母羊，你就慢慢地帮着它。”

    阳光温暖。我看见一头母羊正在分娩，我按着你教给的办法，果然一头湿漉漉的小羊羔就在我的手里诞生了。不一会儿，又有一只母羊生出了一只黑脑袋瓜的小羊羔。

    我正想把羊群拢起来往回走，发现一只小个子母羊也有了生产的迹象。也许是头一次生产，它显得十分惊慌。天色暗下去，老鹰出现了，它闻到了母羊生产的血腥味，在羊群边上盘旋着。我的耐心变成了急躁。当我使着劲把小羊羔从小个子母羊的身体里拽出来的时候，母羊的子宫被我给拽脱落了。

    当我急吼吼地求助你的时候，你不慌不忙，轻轻地托起母羊的子宫，用温水冲洗干净，一点点送回母羊的腹腔。你又令我提起母羊的后腿，往下顿了几下，还在母羊的下腰处系上了一条皮带，然后把母羊放在蒙古包里照看了一夜。第二天，那小个子母羊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开始吃草了。

    你两天没有给我一个笑脸，第三天，你告诉我，好牧人是会跟草原说话的人。牲畜冷了，你也知道冷；牲畜饿了，你也知道饿；牲畜疼了，你也知道疼……你说牛儿羊儿和我一样，都是草原的孩子。

    那个冬天的雪花好大。早上一推开包门，我就看到了那只灰色的大母狼。它离我们的蒙古包不到五十米，面向我们趴着，一动不动。

    我急忙翻身上马，操起套马杆。我知道一出手就可以套住狼脖子。就在这时，我的肩膀被你甩出的放羊鞭击中了。你不让我去擒拿这只闯入我们家园的狼。

    它掏你的马群了吗？它叼你的羔子了吗？它向你发出凶狠的吼叫了吗？

    你告诉我这条狼不是来祸害人的，它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你拎着一块羊腿肉，走到离那只狼五六米远的地方，把羊腿肉往狼跟前一扔，可那狼没有动。

    “嗥……嗥……”，直到夜晚，那条狼终于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叫声，甚至你拴在羊圈前的牧羊犬都没有被惊动。突然，我听见狼微弱的叫声被放大了不知多少倍，“嗥……嗥……嗥……”，那声音凄厉又高亢，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我定神一看，啊？竟是你，我的老祖母，你在帮着那狼大声地叫着！

    母狼的伙伴听到了呼救声，赶来了。那母狼把头低向身旁的草丛，叼起一只小狼崽。接着，每一条狼都叼起一只小狼崽，飞快地离开了。原来，那母狼是为了守护身底下刚刚出生的孩子。它冒死从早晨坚持到夜晚，才敢召唤同伴来救助。

    事实证明你说的对，这群狼的家就在周围的草场上，而我们的畜群却不曾被袭击。

    我亲爱的老祖母，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

（选自2017年7月16日《文汇报》，有删改）

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选自《中外读点》）

阿芳的灯

王安忆

    走在那条湿淋淋的小街上，家家门户紧闭。雨滴敲在水泥路面上，滴滴答答，空寂的街上溅起回声。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家家户户半启着门，老人在门前择菜，小孩在门前嬉闹。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我走过这里，无心地回头，望见一扇大敞的门里，似乎已经是午饭以后很久了，可是桌上依然杯盘狼藉。一条壮汉横在竹榻，睡得烂熟，苍蝇停在他的脸上，十分安然的样子。一个老妇人，像是壮汉的母亲，背着门在踩一架沉重的缝纫机，粗钝的机器声盖住了汉子的鼾声。满屋都是叫不出名目的破烂东西，我甚至嗅到了一股腐臭味，于是便扭回头，走了过去。

    后来，我开始一日三回地在这条街上往来，因为我搬进新居，上班需从这里走过。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这街上多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摆在临街的一扇窗下。摊边坐着一个女孩，留着日本娃娃式的头发，浓浓的刘海儿罩着活泼泼的眼睛，面容十分清秀，只是略显苍白，可是，唇却有天然的红润。她穿的也是红颜色的衣服，一朵红云似的停在黄的梨、青的苹果、黑色的荸荠旁边，静静地看一本连环画或是织一件不仅限于红色的毛衣。如有人走过，她便抬起半掩在乌黑的额发后面的眼睛，如那人迟疑了脚步，她就站起来，静静地却殷殷地期待着。很少有人会辜负这期待。

    有一次，她见我过小迎上来：“今日的哈密瓜好得很，昨晚才从十六铺码头进来的，虽然贵了一些，可是划得来的。”

    我没买哈密瓜，而是挑了几只苹果。我看见她举秤的手是一双极大的手，关节突出，掌心有些干枯。她的脸却是极其年轻的，脸颊十分柔滑、白晳，眼睛明澈极了。她称好苹果，用一个极小的电子计算器算账，粗大的手指点着米粒大小的键钮。数字显现了，她爽快地免了零头，帮我装进书包。

    天黑以后，这里的生意便忙了许多，除了女孩，还有个男人在帮忙，听他叫她阿芳。我猜想这个男人是她丈夫，可又觉得她委实太年轻，远不该有丈夫。有一日，我忽然觉得阿芳有些异样，来回走了几趟，观察了几遍，才发现她的腰身粗壮了，显然有了身孕。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很惋惜似的，又很感动。再看他们这一对，也觉得颇为美好。他结实健壮，而她清秀苗条，叫人羨慕。他干活不如阿芳利索，态度也欠机灵，可是，对人的殷切却是一样的。

    有一日，我问她：“水果是谁弄来的呢?不会是你自己吧。”

    她说：“是我男人。他下班以后，或者上班以前，去十六铺。”

    “那么执照是你的了?”我问。

    是的，我是待业的嘛!”她回答，脸上的孕斑似乎红了一下，我便没有再多问。

    有了阿芳和她的水果摊，这条街上似乎有了更多的生机，即使在阴霾的日子里。

    后来，水果摊收起了，大约是阿芳分娩了。这条街便格外地寂寞与冷清了。阿芳的门关起来了。关起来的门，如同汇入大海的水滴，退进那一长排、面目如一的门里。我竟再也不记得哪一扇才是阿芳的门。偌大的世界中，一个小小的阿芳，又算得上什么?几个来回以后，我便也淡忘了。

一天傍晚，我忽然看见了阿芳。她依然是罩到眼睛的刘海儿，眸子明亮，皮肤白晳，穿了一件红花的罩衫，安然地守着一个色彩缤纷的水果摊。她怀里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有着和她一样鲜艳的嘴唇，看上去是那样惹人喜爱。她似乎并没认岀我，用一般的热切的声音招呼：“买点儿什么吧。”

    我挑了一串香蕉，她将孩子放进门前的童车里，给我称秤。我看见她的无名指上，多了一枚粗大的赤金的戒指，发出沉甸甸的微弱的光芒。

    从此，这里又有水果摊了，又有了阿芳、阿芳的男人，还有阿芳的孩子。阿芳也渐渐地认识了我，或是说记起了我，过往都要招呼，要我买些什么，或问我昨日的瓜果甜不甜。我还可以自由地在那里赊账，虽然我从来不赊。

    毛头渐渐地大了起来，阿芳也渐渐地圆润起来，却依然容貌俏丽，只是脖子上又多了一条粗重的金项鲢，腕上也有了一只小巧的手镯。夜晚，她男人将电灯接出门外，阿芳织毛衣，阿芳的男人看书，毛头在学步车里学步。摊上的水果四季变化，时常会有些稀奇而昂贵的水果，皇后般地躺在众多平凡的果子中间。

    这一幅朴素而和谐的图画，常常使我感动，从而体验到一种扎实的人生力量与丰富的人生理想。

    一天夜间，下着大雨。忽听有人招呼我，原来是阿芳的男人，正站在门口。他说，今日有极好极好的香瓜，不甜不要钱，或者买回吃了再付钱。我朝他笑一笑，便收了伞进去。毛头睡着了，盖着一条粉红色的毛毯，伸出头，口里还含着手指头。阿芳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越剧大奖赛的实况，那是一台二十英寸的彩电。屋里有冰箱、双缸洗衣机、吊扇、录音机等等。我从筐里挑好香瓜，付完钱，阿芳的男人又邀我坐一坐，避过这阵大雨。

    我站着与他说话。我问他：“就你们自己住这里吗?”

    他说是的，姆妈在去年去世了。

    “水果赚头还好?”我问道。

    “没有一定的，”他说，“像去年夏天的西瓜，太多了，天又凉快，价钱一下子压了下来，蚀了有几百呢!国营商店蚀得更多了。”他笑了一下。他虽长得粗壮，眉眼间却还有一丝文气，像读过书的样子，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只不过是车工罢了，插队回来，顶替姆妈的。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起很多年以前，从这里经过，有一扇门里的邋遢而颓败的景象。那里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母亲。或许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定是这里。我激动起来。阿芳随着电视里的比赛选手在唱“宝玉哭灵”，她是那么投入，以至竟然没有在乎我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我看着她，心里想着，难道是她拯救了那个颓败的家，照耀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黯淡的生计，并且延续了母与子的宿命与光荣?

    可我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那里。这里所有的门，都是那样的相像。我极想证实，又不敢证实。我怕我的推测会落空，就像怕自己的梦想会破灭。我很愿意这就是那个家，我一心希望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我决定立刻就走。雨比刚才更大、更猛，阿芳的男人极力地挽留我，连阿芳都回过头来说道：“坐一会儿好了。”

    可我依然走了。我逃跑似的跑出阿芳的家，阿芳的灯从门里幽幽地照了我好一程路。我没有再回头。我怕我忍不住会发问、去证实，这是那么多余而愚蠢。我不愿这个美丽的故事落空，我要这个美丽的故事与我同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