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羊

李德霞

    我和母亲赶着羊群走出村口时，日头就要坠到西山背后了。

    下午，镇食品站的王站长在我们村收了四十只羊。我们村在山旮旯里，拉羊的车进不来，王站长就想从我们村雇个人往山外送羊。送一只羊两毛钱，四十只就是八块钱。母亲好不容易争来这份差事，忙喊来刚刚放学到家的我，让我和她一块儿往山外送羊。

    路上，母亲对我说：“等把羊送到山外，挣了钱，娘给你买热烧饼吃，再去扯几尺布，给你缝个新书包。”我抿嘴笑着，使劲地摇着羊鞭，撵羊的劲头更足了。出村不远，从对面的山坡上围过来一群羊。母亲担心两群羊混杂在一起，叫我盯紧点。原来，那群羊是母亲娘家村的，放羊人是母亲的六叔，我叫他六姥爷。隔老远，六姥爷就冲母亲打招呼：“是凤英啊，给食品站送羊啊？”

    母亲说：“是啊，是啊，六叔还没回呀？”

    六姥爷把羊群撵到一边，拎着羊铲踱过来，看着我们送的羊说：“凤英，六叔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

    母亲笑着说：“六叔，你说。”

    六姥爷把羊铲戳到地上说：“叔有十只羊，个头小一点，下的羔也少，想跟你送的羊调换几只。”

    母亲一下愣住了，随即摇摇头说：“不行吧，六叔你看，我送的羊人家都涂了抹子的呀。”

    六姥爷弯腰逮住一只羊，用手捏了捏羊背上的抹子，然后直起腰来，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得意地说：“抹子是油漆的，六叔这儿也有。六叔把换给你的羊也涂上抹子不就成了，保准你不会出事。嘿嘿。”

    母亲没辙了。想了半天，母亲又说：“六叔，我送羊可是挣了人家钱的呀，咱咋能干这事？” “羊不是公家的吗？要是你自家的，六叔提也不提。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母亲为难极了。六姥爷又说：“六叔也不白求你。这样吧，调换一只，六叔给你两毛钱。”

    母亲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想，是我给母亲解围的时候了。我抡起鞭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一顿猛抽。羊群受了惊，你追我赶，蜂拥着朝前冲去。我和母亲紧撵着羊群，听不清六姥爷在背后嚷嚷什么。

    出了山口，天已黑透。十几里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肚子也咕咕叫起来。

    王站长早已等在村口，见我们到来，忙把我们领到村头的一个大院门口。门楼上吊一盏大汽灯，贼亮贼亮的。一辆拉羊车就停在一旁。王站长对母亲说：“大姐，你们娘俩先歇个脚，等我们装完羊，就给你钱。”母亲放松地点点头，拉着我坐到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几个村里人帮着往车上装羊。奇怪的是，每抓到一只羊，临上车前，王站长总要猫下腰，拿手电照照羊肚子，然后再送到车上去。我悄悄问母亲：“他照啥呢？”母亲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四十只羊就要装完了。母亲凑过去说：“王站长，你刚才拿手电照啥呢？”

    王站长不说话，提起一只羊腿让母亲看。

    王站长说：“是这样的。上次，我也从山里收了几十只羊，也是雇人送到这里的，等回到食品站才发现，有一半的羊被人半道上调了包，大的换成小的，肥的换成瘦的……所以，下午在你们村收羊时，我除了在羊背上涂了抹子，还在羊肚子上加了个抹子……我这么做也是以防万一，并不是针对大姐的，哈哈哈……”

    好悬啊！我和母亲相视一笑。

    王站长掏出十块钱说：“大姐拿着，这是你的工钱。过年我要是去你们村收羊的话，还雇你送羊。”

    母亲掏遍口袋，只掏出一块钱。母亲尴尬地搓着手说：“我零钱不够，王站长就给八块吧。”

    王站长说：“不用找，拿着吧。多出的两块钱，送孩子吧。”

    母亲不安地说：“那咋成啊？”

    王站长伸手摸摸我的头：“小家伙，饿坏了吧？走，到屋里吃饭去!”

    母亲赶忙说：“不了不了，我们这就回去。”

    王站长不让，拉着我的手朝屋里走。饭是莜面鱼鱼，我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那个香啊，我一气吃下两大碗。

    往回走的路上，头顶悬着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小铁盒里的秘密

朱士元

（一）

    雪停了，大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车子行驶在上面发出“咔咔”的响声。

    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究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

    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在就开车走。

    孙子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您别急，我们到了这里不就是等于到了卫爷爷的家了吗？

    不是还有20里的行程吗？

    20里转眼间就到了。

    好，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雪，和我们那年在战场上一样，一下就是好几天啦，雪停了以后，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二）

    华伟是1949年2月参军的，那年他刚满20岁。到了部队，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班长卫国。

    解放家乡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捷报也频频传来。华伟跟在比自己大两岁的卫国身后，学会了很多打仗的本领。

    战斗休息期间，卫国教华伟识字，还教他打枪扔手榴弹，还为他补衣服。很快，华伟视卫国为亲哥哥，卫国也视华伟为亲弟弟。

    要去海南了。部队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华伟的母亲煮了20个鸡蛋送了过来，她要儿子不要饿着。华伟无法面对母亲，劝她连夜回去了。

    华伟把20个鸡蛋分给了全班人，班长让他留着自己吃，华伟一个也没留。

    那么多的战斗，华伟经历了。他看着好多战友离开了他，心里想起来就会难受。

（三）

    华伟，我们马上要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了。你怎么想？卫国问。

    保家卫国，这是七尺男儿的担当，我一定去！华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不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

    敌人再一次反扑过来，战士们怒目圆睁，等待敌人靠近些，再靠近些。

    打！首长一声令下，敌人倒下了一片，余下的缩着头拼命往回逃窜。

    轰！一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看，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手，已不能说话。

    班长卫国走到华伟身边一看，伤情十分严重。他立即叫来担架，要他们立即将华伟送到战地医院。

    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

    华伟对卫国说，你也负伤了，要去，你去，我在这里守着。

    你在这里已无意义了，得赶快走，有我在，敌人就别想上来。卫国坚定地说。

    哥哥，我是舍不得你何！华伟流泪了。

    弟弟，有军人在战场上流泪的吗？

    我委托你一件事，把我这枚军功章送到我淮阴老家，也好让爹娘高兴一回。卫国说。

    接了卫国的军功章，华伟便被担架队抬走了。

（四）

    卫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是连长告诉华伟的。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一年。

    华伟离休以后，写了无数封信去查询卫国的家乡，可一个回音也没有。

    66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

    华伟的叹息声，唤起了孙子的一种想法。孙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上网给您查询，再请志题者们帮忙，一定能带来希望的。

    孙子，这有可能吗？华伟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孙子。

    试试吧！

    好！

    3个月过去了，华伟老人的孙子收到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的与老人要找的卫国的家乡和家人完全吻合。

（五）

    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老人坐的车启动了

    卫国的侄儿已是年近80的老人了，见到华伟老人后泣不成声，说，叔叔有下落了，叔叔有下落了。

    华伟老人从小包中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卫国侄儿的手中，说，这是一枚军功章。

    卫国的侄儿用手轻轻地打开小铁盒一看，只见那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爷爷，这么多年，您一直不让我们看这个小铁盒，原来藏的是这么大的秘密啊。华伟老人的孙子既惊讶又感慨地说。

    是的，这个秘密可以洗清我叔叔那些传说中的不白之冤啦。卫国的侄儿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枚军功章。

    这么多年了，真的难为你们啦。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您何，华叔！您的小铁盒藏了我叔叔的一生啊。卫国的侄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郑重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卫国的侄儿向华伟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了？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到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项王故里

梁衡

    项羽的家乡在苏北平原，两千年来不知几经战火，文物留存极少，而他的故里却一直没有被人忘记。清康熙四十年，时任县令在原地竖了一块碑，上书“项王故里”四个大字。这恐怕是第一次正式为项羽立碑，由是这里就香火不绝，直到现在有了这个旅游城。城内遍置各种与项羽有关的游乐设施，其中有一种可在架子上翻转的木牌，正面是项羽、虞姬等各种画像，翻过来就是一条条因项羽而生的成语。如：破釜沉舟、取而代之、一决雌雄、所向披靡、拔山扛鼎、分我杯羹、沐猴而冠、锦衣夜行、霸王别姬……讲解员说她统计过，有一百多条。现在我们常用到的成语总共也就一千来条，一般的成语辞典收三四千条，大型辞典收到上万条，项羽一人就占到百条。要知道他才活了三十一岁呀，政治、军事生涯也只有五年。后人多欣赏他的武功，倒忽略了他的这一份文化贡献。项羽少年时不爱读书，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未想他自己倒成了一本后人读不完的书。汉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司马迁写了这样一个人物，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就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两千年，而且还将影响下去。

    汉之后，项羽成了中国人说不尽的话题。史家说，小说家写，戏剧家演，诗人咏，画家画，民间传。直到现在，他的故里又出现了这个旅游城，城门、大殿、雕像、车马、演出、射箭、投壶、立体电影、仿古一条街。项羽是民间筛选出来的体现了平民价值观和生活旨趣的人物，人们喜欢他的勇敢刚烈、纯朴真实，就如喜欢关羽的忠义。历史上的“两羽”一勇一忠，成了中国人的偶像。这是民间的海选，与政治无关，与成败无关，是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青史丹心并存的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做人，一个是爱国。

    项羽是个多色彩的人物。刚烈坚强又优柔寡断，雄心勃勃又谦谦君子，欲雄霸天下又留恋家乡，八尺男子却儿女情长。他少不读书，临终之时却填了一首感天动地、流传千古的好歌词：“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杀人如麻，却爱得缠绵，在身陷重围、生死存亡之际还与虞姬弹剑而歌，然后两人从容自刎。他是一个性情中的人物，艺术境界中的人物，有巨大的悲剧之美。他身上有矛盾，有冲突，有故事；而其形象又壮如山，声如雷，貌如天神，是艺术创作的好原型，民间说唱的好话题。连国粹京剧都专为他设了一个脸谱。全国北至河北南到台湾，“项王祠”“项王庙”又不知有多少，百姓自觉地封他为神。南迁到福建的王姓奉霸王为自家的保护神，台湾许姓从大陆请去项羽塑像建庙供养，以保佑他们平安、幸福。这就像商人把关羽奉为财神。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信，自觉地信。

    但项羽毕竟是曾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于是他又成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看出来，太史公是以热情的笔触、惋惜的心情刻画了这个人物。后人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褒贬他，评点他，抒发自己的感慨。鲁迅说，一部《红楼梦》有的见淫，有的见《易》。一个历史人物，就如一部古典名著，能给人以充分的解读空间才够得上是个大人物。唐代诗人杜牧抱怨项羽脸皮太薄，说你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回呢：“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宋代的李清照却推崇他的这种刚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毛泽东则借他来诠释政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项羽是一面历史的多棱镜，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谱，满足人们多方位的思考。而就在这个园子里，在秋风梧桐与黄河古槐的树荫下，我看见几个姑娘对着虞姬的塑像正若有所思，而一个小男孩已经爬到乌骓马的背上，作扬鞭驰骋状。  

    （节选自梁衡《秋风桐槐说项羽》，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