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①“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搬离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父亲带我们进了电梯，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到了5楼，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②“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2016年8月第15期《读者》，有删改。）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秋水

田中禾

    鸡子叫头遍金保就醒了。妈起来做饭，风箱呼嗒呼嗒的，猪在院里哼唧。他睡不着，可又不想起来。麦种完了。他早对秋水说过：“种罢麦，一定要找个门儿挣钱。”可如今，啥门儿也没找到。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格子，直射在金保的床前。他想起从前在学校可没这么笨，总在前十几名里。下了学，庄稼种得也不赖。起先，他想投稿儿，买书，订杂志，没日没夜地写。寄出去十几篇石沉大海的文章，一场梦也就结束了。后来他想学修收音机、钟表。谁知那进修班跟哄人差不多，白扔了30块学费。

    “唉，钱难抓呀！”他叹了口气，开始穿毛衣蹬裤子。“哪云彩眼里有个挣钱门儿呢？”他皱皱眉，“反正今年我的棉花争气，一级就卖了400斤，还不说加价款。玩去！”

    他一脚踏进厨屋，喊：“妈——”厨屋里雾腾腾的。风箱呼嗒呼嗒，没有人应声。他又喊“妈”，却听见妈在背后说话：“你瞧你，还不快穿上袜子鞋！真真是……”

    妈一手端着糠瓢，一手向屋里指着。金保听见灶前传来低声的嗤笑，他一看，原来是秋水在那儿拉风箱。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哟，这么早来了？”

    “早？太阳晒着……”秋水没把下句话说完，咯咯地笑着使劲拉风箱。

    妹妹放早学了。秋水把馍饭端上桌，妹妹忙忙地喂鸡，妈给猪拌食。

    “吃！都吃了再弄。”秋水这么说着，夺过妈手里的糠瓢。

    “二姨！”——没过门，她还不便叫妈。“今年花收得好呀？”

    “好哩。”

    “卖了多少一级？”

    “总有两三百斤吧。”

    屋里忽然有些沉默。问到花，就等于问钱。谈到钱，大家就未免神经紧张。

    “金保，我看你别老盘算挣钱，倒不如先盘算到手的钱咋花？”秋水叫着金保的名字，眼睛却望着妈。秋水的眼睛不大，很秀气，滴溜溜的，很有神儿。

    “那还用说，先尽你们办事用呗。”妈款款地说。

    秋水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还和在学校那会儿一样，爱红脸。

    “我不是说那……”

    “我刷，我刷！”金保站起来去拾掇碗筷，话头就这样打断了。

    秋水把扯旗一样搭在屋里绳上的脏衣服收下来，拿了棒槌和棉油皂去下塘。静静的塘边立刻响起嘭嘭的声音。银亮亮的水珠迸溅起来，清澈的塘水泛起涟漪。金保最爱看秋水洗衣服。她半蹲着，向水里探着身子，短发辫一只向前一只向后，两只手在石条上来回搓，细细的腰肢随着胳膊起伏。

    照往常习惯，过了午，金保就推出自行车送她回家。七里路，走一后晌。可今天，她竟把脸一摆说：“我不回呢。”“不”字咬得挺重，连妈都感到诧异了。

    她斜着身子，用手指着背后的水塘说：“你瞧这水多好！清得像水晶样。”

    他很有些茫然，好像读一首朦胧诗。

    “俺姨夫在县鱼苗场。我跟他说了，这一冬，你帮他干义务工去，跟他好好学。开了春，买千把尾鱼苗，把这口塘承包了。”

    “那……那靠得住吗？”

    “我知道你专走保险门儿。没听俺爷说：喂猪不如喂羊，喂羊不如养塘。如今鱼价一年年涨，街上都卖一块二一斤了！”

    “这是过水塘，下了雨，鱼都跑了！”

    “我知道！”秋水拿火辣辣的眼睛盯着他，“你呢，要你那手干啥！”

    “得一笔本钱。”

    “你呀……那卖花的钱呢！压在箱底能生儿吗？”秋水声气不高，金保却如猛地听了炸雷——天爷，那宝贝钱，他连摸都怕摸脏呢！

    妈倒先应了：“保儿！你这上不得山打不得狼的脾性。秋水说了，你就试试。”

    “家里你放心。”秋水说，“我住俩月，等你过年回来再走。”

    金保咧开嘴笑了，一头扎进屋去收拾行李。他弯着腰，忙活着。呼啦，从他肩膀上摔下来一本书，只见那上边有四个字：淡水养鱼。

（有删改）

驮马

施蛰寸

    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当我乘坐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直到今天，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它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二十匹。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常常是一面反射阳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红绿色的流苏。颈项下挂着一串大马铃。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头上的流苏跟着它的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志，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管理马队的人叫做马哥头，他们老是抽着一根烟杆，在马队旁边或前或后地行走。马哥头也有女的。倘若是女的，则当这一长列辛苦的驮马行过一个美丽的高原的时候，应合着那些马铃声，她的忧郁的山歌会使你觉得何等感动啊！

    驮马队在交通方便的大路上，每天走六十里，总可以找到一个马店。每到日落时分，马店里的伙计便到城外或寨门外的大路口去迎候赶站的马队，这是西南一带山城里的每天的最后一阵喧哗。马哥头虽然赶了一天路，很少有人需要洗脸洗脚甚至沐浴的。他们的晚饭也不由马店里供给，他们都随身带着一个布袋，袋里装着苞谷粉，侍候好了马匹，他们便自己去拿一副碗筷，斟上一点开水，把那些苞谷粉吃了。这就是他们的晚餐。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森林里露宿了。要露宿的马队，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地。在那里卸下了驮鞍，把马拴在树上，打成一围，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天色黑了，山里常常有虎豹或象群，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烧起火来，做成一个火圈，使野兽不敢近前。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它早已不知去向了。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现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岖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个坡，翻下一个坡，又走上一个坡，在那无穷尽的山坡上，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物资，我们看着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心里会感到怎样沉重啊！

一九三九年六月

欢乐颂

陈毓

    天赐我一个婆婆，我婆婆赐给我一大串亲戚。缘着那条脉摸索去，一个，一个，又一个……我用了几年时间，总算弄明白彼此间复杂的称谓。

    有个大妈，我最喜欢。每年清明前，大妈就会捎信来：今年的春茶下来了。油菜花黄了。再不来，林子里的笋子可老了。这些话经我婆婆转达，我会立即催促婆婆：明天我就陪您去一趟吧。

    大妈表达亲情总是从饭桌上开始，清炒菜薹、油焖竹笋、韭黄爆河虾、桃花豆腐、白果焖腊肉、笋干煲鸭汤……只有我们吃满足，大妈才觉得我们是见过面了。

    有什么吃什么，大妈总说。语气一定不是表达谦卑，是对生活的知足和感激。看见我们那么欢喜吃她做的饭菜，大妈的厨艺展示越发地才华横溢。一顿，又一顿。我感叹大妈把春天装进我身体里了。大妈说，你能多来就多来，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不委屈你。

    大妈像个磁场，在她身边，我就觉安静、快乐、知足。我想这好比香樟树的周围不滋生蚊虫，在大妈身边我就不浮躁不定了。

    大妈爱唱歌，老了也没消弱这爱好，对人唱，对山唱，在菜地摘菜时唱，下河浣衣时也唱。是地道汉水民歌的调子，曲调婉转悠长，借景状物，从心所欲，真是情从心生，歌从口出，那么的自然而然，如万物生。蓝的天，白的云，山峰青，江水碧。简单却隽永的日子，我在那短暂的相逢里似乎过了一生，又恍惚只是打了个盹醒来。

    所谓幸福，也不过是依着这个蓝本画的吧？我端着大妈自酿的米酒，迷迷糊糊地想。大妈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留你久住这里，你也会不惯，会着急。你小住几天合适。

    “妹是鲜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

    不知谁的歌声从河面飘过来。

    “太阳落坡四山黄，唱起山歌送阿郎，阿郎回家慢慢走，妹儿泪珠湿衣裳”。

    立即就有另一歌者在后坡呼应。我倾耳听。在这悠长欲睡的春日午后。大妈停住针线，悠然起歌：“大路边上栽南瓜，我把萝卜当娃娃。四季豆儿两头尖，当中一个闪弯弯……”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对身边咕咕啄食的小母鸡说。

    这样的大妈让我们忽略她的年岁。

    但是大妈七十三岁了，这年的春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活不过七十四岁，谁都不在意她的话，我也不信，因为她依然清、瘦、硬朗。

    大妈的身体忽然弱起来，大家才想起她春天的话，几个哥嫂都不明白是什么给了她暗示，但大妈的表情从容自然，如落叶树木进入冬天。初冬的第一场风过后，大妈躺下，大哥通知该通知的亲戚，其中有我，大哥说大妈疼爱的人，都得回来给她唱歌。我以为是那一带老人故去后守灵人唱的孝歌，说我不会。大哥说，就是唱歌，欢乐的歌。

    我到时大妈已经弥留。大妈躺在床上，她要重新启程，回到三十一年前和她分别的大爹、四十年前从她怀抱离去的三弟身边。那是宋氏家族墓地，那里还长眠着大妈挚爱的她的婆婆，她在大妈五岁时收养了流落异乡的孤儿，养大妈到十八岁，然后从大妈的养母变成大妈的婆婆。没有通常人哀叹身世飘零的悲苦，大妈说，她从一个家走丢就是为了进另一家门的。现在，她回到她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亲人那里，在那里继续看护她留在世上的亲人，她的遗言就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她送行。

    歌声在大妈弥留的那一刻响起。都是大妈熟悉喜欢的汉水民歌的调子。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四妹、四妹夫一个接一个唱，直到这个家族的晚辈都加入到这唱歌的队伍里来，低缓、悠长、重重叠叠，让我再次看见那根血脉的藤，弯转绵延，生生不止。歌声伴大妈渐行渐远。

    我忽然惭愧，大哥说我是大妈疼爱的人，我当然得给大妈唱歌，我搜索心海，想起不久刚学会的一首民歌，我在大妈床前的席子坐正身子，端庄而歌。

    “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火塘会熄掉呢。冷风吹着老人的头么，女人拿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棵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有个女人在着么，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着么，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

    灯火摇曳，我看见大妈脸上恍惚积满笑意，仿佛说，大妈喜欢这歌呢。

家（节选）

巴金

    祖父在床上呻吟着，奇怪的药和药引煎在药罐里，成了一碗碗浓黑的苦水。然而祖父服了药，病反而加重起来。祖父的病并没有给这家庭带来大的骚乱，人们依然在笑，在哭，在争闹，在争斗。

    医药不能够有大的效力，于是人们便开始求助于迷信。这全是由贫弱的脑筋里想出来，可如今却由陈姨太发起而为那几个所谓“熟读圣贤书”的人所主持而奉行了。一个无知识的妇人居然成了一种支配的势力，其结果便是一个鬼的世界代替了人的世界。

    最初是几个道士在大厅上作法念咒。到了夜深人静时，便由陈姨太一个人在天井里拜菩萨。“见鬼！”觉慧骂着。“你只配干这些事！”

    然而另一个花样来了，这就是克明、克安、克定三弟兄的祭天。三人过于严肃以至成了滑稽的样子。觉慧的批评也是同样的：“见鬼！”几个钟头以前，克安和克定还在打牌，喝酒，和女人调笑，现在却跪在这里诵读那愿意代替祖父死的祷告辞。

    在觉慧想着“你们的手段不过如此”的时候，新的花样又来了。这一次不是“见鬼”，却是“捉鬼”。傍晚，每个房间的门都紧闭着，霎时间全公馆变成一个静寂的世界，显得很凄惨。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骇人的怪叫和姿势，把病人骇得用被盖蒙了头而惊叫起来。满屋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地板也烧焦了两处。

    然而花样又来了，据说这公馆里到处都布满着鬼。这说法也有些人不相信，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对。觉慧虽然有这勇气，然而没有人听他的话。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晚上举行大扫除，要捉尽每个房间里的鬼，说是这样祖父的病才可以痊愈。于是第二次的滑稽剧又在预定的时间开演了。

    有的人躲开了，小孩哭着，女人叹息着。

    觉慧心里充满了愤怒。他觉得身子被压得不能动弹，周围尽是黑暗。他想他不能屈服，不能让这样的事在他的眼前出现。

    不久那巫师走到了觉慧的房门口敲门。觉慧在里面大声叫着：“我不开。我这里没有鬼！”

    忽然有人在外面猛烈地插着门。他的愤怒被激动起来了：“你们究竟要做什么！”

    “慧侄，快开门”，是三叔克明的声音。“你要明白事理，大家都希望着祖父病好，难道你一个人就不愿意？”

    “我不开！”他烦躁地在房里躺着，觉得头脑快要爆裂了。

    “三少爷，你不顾到你爷爷的病吗？你这样不孝顺！”

    觉慧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尖锐女音，这是他平日讨厌听的，这时却挟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打来。他的愤怒因此增加了。

    “三弟，快开门，我有话和你说，”这是觉新的声音。

    觉慧痛苦地想着：“你也这样说！自己做了懦夫还不够！”他觉得他的心也快要炸裂了。“好，我给你们开罢。”这样自语着，门一开，立刻现出了一些带怒的，涨红的脸，责备的话语要从这脸上爬出来，像蛇要爬出洞那样。愤怒占有着他，热情鼓舞着他。他完全忘却这些人是他的长辈。他愤怒地轻视地问道：“你们究竟要做什么？”他憎恨的眼光强烈地在众人的脸上扫。

    众人呆着了。克明、觉新这些人无论如何是没有脸说出“捉鬼”两个字来，他们知道自己究竟还有一点知识，而且他们根本上就不相信捉鬼的办法。

    “给你爷爷捉鬼。”陈姨太究竟勇敢多了，她挺身出来说。

    “捉鬼？你倒见鬼！”觉慧把这句话向她的脸上吐去。“你们不是要捉鬼，你们是把祖父活活地闹死！”

    “你——”克明的脸气得变成了青色。

    “三弟。”觉新要来阻止觉慧。

    “你还好意思说话，你不害羞吗？”觉慧把眼光定在哥哥的脸上。“你也算读了十几年书，料不到你竟然没有知识到这样程度！呸，你们会孝顺祖父，笑话！我昨晚亲眼看见祖父被那巫师骇成了那样子。我一定要看你们怎样谋杀祖父，谁敢进这房里来，我就打他的嘴巴！”

    平时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他招来一些麻烦，这时反而因了语气太重的缘故，他倒占了上风了。他站在门口，身子立得非常坚定，面貌异常严肃，眼光十分骄傲。他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克明第一个羞愧地低了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悔。觉新又是气，又是悔，眼泪流在脸上也不去揩拭。陈姨太平日总是仗着别人的威势，看见克明一走，便好像失了靠山似的，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敷衍般地骂了觉慧几句，就带着满面羞容扭着身子走开了。

    陈姨太一走，其余的人也就一哄而散了。虽然娘姨中间有人暗暗发了不满意觉慧的议论，然而这一次觉慧是大获全胜了，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