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显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摘编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删改）

新媒体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

孙玮

    ①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构图而成的“二维码”。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让不少人质疑：二维码这样的新媒体，只不过是个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的工具，如何可能成为未来的象征？何以能够承担保护城市文脉的功能？

    ②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不少人存在负面认知：在抹平疆界的全球化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新媒体研究中，人们正力图解释新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空间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

    ③二维码在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边看展品，边听手机里的语音介绍，游走于思南公馆。新媒体传播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为游览者创造了一个由地理、叙事、影像、意义等多重空间并置的世界。游览者说：“以前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现在这种博物馆模式，为我们创设了一种全方位解读公馆的体验。” 与看电视和用电脑上网完全不同的是，游览者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完全是虚拟叙事中的，它是虚实相生的“复合空间”。这个空间再现了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④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城市不应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的空间，而应视为依据大众使用和体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为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路径。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将存留在上海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通过新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以另类方式延续、伸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⑤思南博物馆的“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朗读亭”等许多项目都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运作。这些公众号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这些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公众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新媒体除了发挥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种附着记忆、强化认同的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

    ⑥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传播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更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由地理、信息、意义等交织而成的网络，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以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促成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⑦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打通人—机之间的隔膜。二维码联结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并被不断创生出新的链接形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将不断涌现，城市文脉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材料一：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是指每年11月11日的网络促销日，源于淘宝商城（天猫）2009年11月11日举办的网络促销活动，当时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有限，但营业额远超预想的效果，于是11月11日成为天猫举办大规模促销活动的固定日期。“双十一”已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并且逐渐影响到国际电子商务行业。

    根据阿里巴巴11月12日零点公布的数据，2017年“双十一”天猫，淘宝总成交额1682亿元，刷新纪录。2017双十一，全网母婴销售额高达91.4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3.6%，其中海外购占比19%，移动端消费达90.4%，母婴仍然是2017年海外购占比最多的品类。全网个护彩妆销售额为205.7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8.1%，其中海外购占比14.9%，移动端消费达93.6%，消费者热衷购买套装。家电销售额为513.0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20.2%，其中海外购占比0.3%，移动端消费达92.2%；全网手机销售额为221.0亿元，占全网总销售额的8.7%，移动消费达到91.8%。每年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网购订单均会瞬间激增，而下单后的送货环节都成为买家吐槽的重点。天猫，京东，易迅等国内几大电子商务网站比拼送货速度，承诺网购包裹“当日达”，“一日三送”等快速送货服务。

（摘编自《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材料二：

历年淘宝双十一销售额表

材料三：

    自天猫2009年首创“双十一”购物节以来，每年的这一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购物盛宴。但在盛宴的背后也有一些隐忧，出现了一些乱象。“双十一”之乱，从商家的广告大战中就可窥见一斑。某电商网站在多家媒体投放了一组以“打脸”为主题的广告，广告语包括“快递等半月”“五折买假货”“差评被人肉”内容，直指竞争对手价格虚高，快递慢，平台售假，促销玩噱头、刷单造数据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几乎已成电商领域的通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大电商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双十一”战线已经长约一个月，虽然这是商家自发的市场行为，但无序的竞争带来了多重恶果：一方面民众的冲动消费被进一步刺激和放大，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电商网站的信任被透支，此外还导致了快递行业不堪重负，过度包装不环保和浪费等问题。

    从近年来国内主要网购平台开展“双十一”促销活动情况来看，部分网络经营者涉嫌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消费者逐渐看清个中猫腻，他们更趋向于理性购物。

    “双十一”消费热潮不能沉醉在逐年攀升的数字泡沫中。如果要获得长足发展，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必须有更多的理性。唯有如此，才不会让“双十一”成为一场“垃圾消费”狂欢节。

（摘编自《双十一是垃圾消费么？透视网络消费背后的那些事》）

材料四：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汹涌客流和极为庞大的单日成交量显示了老百姓较强的消费意愿和较高的消费能力，这对拉动内需无疑是个积极信号。电子商务需求的逆势“井喷”，透露出中国网上消费的巨大潜力，是传统零售业态与新零售业态的交锋。分析人士表示，随着100亿节点的成功突破，中国的零售业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线上交易形式已经由之前的作为零售产业的补充渠道之一，转型为拉动中国内需的主流形式，由此开始全面倒逼传统零售业态升级。

（摘编自《13小时销售破百亿11.11购物狂欢节刷新中国零售新纪录》）

季羡林先生二两三事

    季羡林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得知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即复长函致季羡林，奖掖、鼓励了他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晚年的季羡林，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如果说陈寅恪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10天）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胡适那时在编一份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甚而是切磋。季羡林说，解放前3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读《胡适论学近著》受启发而写的《浮屠与佛》。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墓陵，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张中行先生认为，季羡林先生一生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是朴厚。他的家虽然房间还算多，但大都成了书库，剩下的几间生活用房，也是陈旧简单，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都是最简单不过的陈设。而季羡林的布衣粗食，更是让接触过季羡林先生的人印象深刻，他永远是穿布衣制服，是那种很耐穿的咔叽布料做的，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工友，绝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那样大学问和社会地位的著名学者。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百度百科）

    ②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传记》）

材料一

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

材料二：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傅乐成教授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与刘子健的“内省说”有相同之处。宋代文化的确具有“内省”或“内敛”等特征，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到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范仲淹在内省中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依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即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再如苏轼提出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无穷无尽，其广博大气世所罕见。

与唐人的粗犷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精细入微，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宋代理学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并于“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宋人自身的修养，“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则指通达中庸之道，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广大而尽精微，破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宋代文化意与韵的形成，离不开宋代“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叙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其独到的理学即哲学。如果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所在。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并在“祖宗家法”的保障下，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乃至逼向“极高明”之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

（摘编自沈松勤《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

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定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性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能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①“辞虽已 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②“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讲究形象性、跳跃性，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③“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要加上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及放飞联想和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