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古人习惯于将铜称为金，因此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又因为这种文字在钟鼎之类的青铜器上出现最多，所以又名钟鼎文。青铜器在商周时代有着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它是巫或王（王也是最大的巫）在祭祀仪式上用来沟通上天、通达祖神旨意、实现合理统治的手段与工具。

    铸造青铜器的泥制模型——陶范质地松软，比龟甲、兽骨容易雕刻，所以早期金文相对于甲骨文更能自由地表达出象形表意的内在精神。此时期金文文字的大小、长短不一，书写的章法只讲究纵向的顺序而无视横向的严整，字体或长或短，犄角错落，顾盼生辉。

    西周以后，青铜器铭文大大发展，在性质、内容、形式、字数、书体方面都与前期有很大变化。刻铸的位置由隐蔽逐渐转向器物显要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宴飨礼仪等多方面，成为宣扬祖先功业、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铭文有了“史书”的性质，开始讲究行列秩序，对字体进行有意的布置与规范。从西周中期开始，这种追求行列整齐、字形工整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到了周穆王时代，这种方正整饬的铭文就较为常见了，金文的书写秩序化初步形成，铭文的笔画也受其影响摆脱象形的束缚走向线条化，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再自由随意，长短阔狭趋向统一，布局也显得齐整圆融。西周中晚期，一些长篇铭文的书写开始被规范在阳线方格中，由于这种格子往往长大于宽，因此填写其中的铭文字体显得比较细长。此时金文的铭刻已经超出了宣告神谕王命内容的意义，更多的是追求秩序的“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国自行其是，许多美化修饰类字体纷纷出现，这些字一方面纵向拉伸字体，另一方面增加弯曲宛转的线条以填充线条之间的空隙，如鸟虫篆。依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而多数金文依然保持整饬的面貌，一方面与当时日趋便捷的手写体保持同步，一方面力求满足青铜器典雅规整的要求，还要适应范铸与刀刻的特点，作为“正体”的金文就这样不断地对手写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与处理，从而逐步发展为以端庄秀丽的长圆形为主体的字形特征。

    笔画圆转是金文字体的突出特点。西周早期的文字笔画中肥而首尾略有锋芒，到了西周晚期的籀篆体则首尾如一，线条圆匀宛转，字体圆润典雅，这一方面可能有刻意修饰美化的成分，另一方面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也不无关系。因为青铜液浇铸时的高温冲击会磨损字模的笔形之口，而脱范清砂、打磨器物又会进一步磨损字口。这就使铭文的笔画变得浑圆，难见锐锋。范铸的字模经过铜水的浸润，加强了线条的厚重感，再加上青铜材质本身所具有的坚韧结实的质地、自然展露的色彩，共同构筑了金文端庄肃穆的古朴之美。

（选自陈虹《汉字在古代器物上的感性显现》，有删改）

文艺与观众，另一场相爱相杀

聂昱冰

    ①关于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区别，钱穆先生有一个观点：西方戏剧力求真实，百分之百还原生活。而中国戏剧的要求则是始终和生活隔着一层，它通过各种艺术方式，告诉大家，这是在演戏，不是生活。

    ②所以，在西方，是“戏如人生”，而在中国，是“人生如戏”。

    ③由此联想到，中西方小说也是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西方小说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细节和逻辑上的真实，力求还原生活，再进一步凝练出生活中的秩序和道理。即使是所谓西方魔幻主义题材，也只是装在魔幻的壳里，反映现实生活。中国的小说，则仍旧是“和生活隔了一层”。

    ④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钱穆先生也有论述，他认为：在西方，宗教是人们的慈母，而丈艺作品则是人们的严父。在中国，日常规范人们行为的是伦理道德，这些礼教更像是严父，文艺作品则 承担起了慈母的角色。这是一个很贴切而且通俗易懂的比喻。

    ⑤在生活中，人们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期待是不同的。尤其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严父慈母，父亲永远都是要板起面孔，让孩子们望而生畏。母亲对孩子则是更多了关爱、宠溺和放纵的。

    ⑥回过头来，再看现在流行的，尤其是网络上流行的散文、电影、电视剧，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甜甜的、浅浅的、看完后没任何意义的。即使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战争的，情节和细节也大多是荒诞不经的，经不起推敲的，只为了让观众取乐的。其实这些书和剧的内容，都是对观众平日里受束缚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放纵。

    ⑦把文艺作品当成母亲，是一种融入骨血的习惯。人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位盲目纵容着我们、宠溺着我们的母亲，和不是一位不断说教的母亲，更不是一位让人望而生畏的父亲。所以，一旦小说和戏剧中蕴含的说教重了一些，马上就被读者和观众排斥。即使“母亲”真想要说点什么，也是要以漫不经心的态度、荒诞不羁的方式。

    ⑧现在有了网络，每一个“孩子”都有了和“母亲”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力，所以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像婴儿期那样，只能无要求的接受母亲的宠溺：妈妈给什么，自己就得到什么。于是就开始向母亲提要求了：我不仅要宠溺，而且还想让你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宠溺我们，否则，我就不再爱你了。母亲肯定是会宠溺孩子的，但她也不想无限度的宠溺。可每一个孩子对宠溺的要求都是永无止境的。同样的，在观众和现在的流行文艺之间也是如此。就这样，“母亲”和“孩子”不得不一次次坐到谈判桌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拉锯战，争夺着对“宠溺尺度”的决定权。

    ⑨估计每一个做了妈妈的女人，都有过一个愿望，“我不仅要做慈母，还要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但大家都明白，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现在网络上的各种文章、剧作大概也是如此，州门仍旧在努力地进行并完成着各自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我想用我的方式去爱你，还不会失去你对我的爱。

“90后”写作的兴起与文学的新变化

张颐武

    最近，大冰、卢思浩、张皓宸、沈煜伦、苑子文、苑子豪等年轻畅销书作者的新书，在短期内占据了当当、京东等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半壁江山。而“80后”的张嘉佳更是成为最近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些人在传统的纯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但他们在“80后”、“90后”的读者中都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些以“90后”为主的作者很多都是以篇幅短小、语言幽默与温和的小感伤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有一点像过去的所谓“小小说”。但他们的写作很接近短小的段子，用一个小故事来表现温情和感伤的混合复杂的情绪。

    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生活环境的影响。“90后”生活在中国发展比较顺畅的时候，温饱有余，受过较好的教育，没有遭遇大喜大悲，过着庸常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失个恋可能就是大事。反观过去，牺牲、苦难、生活的艰窘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的体验和前几代人不同，但同样有许多生活的挑战。因此写作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出现。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需要，这些作者面对的读者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结婚生子、毕业就业、考试升学，有着人际关系、抗压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的困扰，需要有文学作品来给他们更多的抚慰和激励。

    与韩寒、郭敬明这些早年成名的“80后”作家相比，张嘉佳等虽然年龄接近，但写作显然和他们不同，他们和“90后”的作者的写作相当接近。“90后”作家出来较晚，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磨炼，从写段子开始，对市场的运作很熟悉，有高度的敏锐性。他们作品中反叛性不强，就是生活的平常性，人物也是不好不坏，有点小感伤、小同情，又有调侃机智，似乎对社会看透了的感觉。没有大喜大悲，写的就是生活中恋爱失恋等小波澜，这也是全球的中产生活的一种常态的表达。韩寒、郭敬明接触现实和“90后”还是有所不同，当时的文学界对这几位作者有相当的关注。但今天的新的作家则似乎仅仅存在于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之中，似乎完全和传统的文学界井水不犯河水，是完全平行发展的。

    有人就此说到纯文学不存在了，这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文学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分化，一部分是纯文学，另一部分是通俗文学。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间又产生了网络文学，目前这三部分是平行发展。莫言、刘震云、苏童等都在写作，纯文学仍然是很庞大的一块，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90后”以及以张嘉佳为代表的一些“80后”作家的作品都和纯文学关系不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主流文学界和批评家们很少发声。当下这些年轻畅销书作家写的短小故事和段子，跟传统文学的结构模式不一样，没什么可比性，而且传统的纯文学在“90后”当中也没什么影响力。

    现在看来，虽然当下的“90后”作家和纯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日后会有“90后”纯文学作家的出现。现在的“90后”写作能否成为经典也要看时间的检验，谁能脱颖而出，哪部作品能够流传千古，还要时间和历史去检验。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节选自2016年1月13日《天津日报》）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域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

    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