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有删改）

    “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它是一种广泛的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而且焦虑问题多，焦虑度较高，特别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情绪还可以相互传染，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近年来，社会流动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打破，这种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自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因为对“看病贵、看病难”等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的关注过度，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进行诊断和治疗，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只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不公道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彻底治愈“焦虑症”绝非朝夕之功。

（选自2013年《人民论坛》，有删改）

焚坑之事没商量

张鸣

    先秦法家，到了韩非这里，已经演变成绝对君主主义。韩非子的信徒李斯，在秦统一之后，推动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应有之义。战国时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对主义，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么臣子也可以当君主如仇寇。所以，韩非子非儒，因为儒以文乱法，坏了尊君的规矩。那么，找个借口，把讨人嫌的儒生坑掉，按道理也该是令他们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一年发生的，主导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缘起，不是儒生议政，对皇帝的政策说三道四，而是姓卢姓侯的两个宝贝，为秦始皇找仙药，花了皇帝不少银子，结果当然找不到，溜之乎也。被骗惨了的秦始皇，不由得不怒。卢、侯两位，无疑都是读书人，但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已经无从考证。我们知道的结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该抓的，就拿他们的同类出气。诸生转相告引，牵连多至460余人，一并都给坑了。这些人里，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点却是方士。后世说坑儒，实际上是夸张，这个夸张，是受前一年焚书的影响，因为焚书的重点，是跟儒家有关的诗书和史书。再加上，后世所谓读书人，儒生是代名词，但在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孔夫子当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后辈门徒，居然被骗钱的方士牵连，大批丢了性命，多少有点冤枉。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号称显学，但最终都没有显过法家。法家其实是从儒家脱胎而来的，但这个恶胚胎，长大之后，居然欺师灭祖，把个儒家当敌对势力来对待。只是，在这个政策里，所谓的焚书坑儒，焚书才是重点，坑儒，不过是一个点缀。

    当年焚书，针对的是两类书，一、史书，除了秦国史之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不仅烧，而且今后不许人提及。谈及历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灭。谈起诗书百家语，则弃市（杀掉弃之于市，示众）。所以，读书人即使没有被坑，也没有被发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识过活了。春秋以来将近五百年的私学传统，到了秦朝，就被迫中断。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医药、卜筮、种树。再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官吏学。

    坑掉的460个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锢政策的一点无意之中的补充。相对于坑儒而言，烧书的危害显然要大得多。对于诸子百家和各国史书，伤害尤其明显。儒家经典，儒生是可以背诵的，即使文字版被烧掉，凭着记忆，也可以写出来。但春秋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没有印刷术之前，每每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人们也不大可能把它们都背诵记熟。

    烧书，杀人，都是为了毁掉民间讲学的传统，进而毁掉春秋以来的文化。仅仅在法令学习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王官之学的面目。从此而后，只有官府才有书，书只是法律书，想学，只能跟官吏学法令，进而成为预备官吏。所以，秦人就业，除了农工商之外，还有“学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医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这样的社会，当然特别的没劲儿。不仅对先秦之世，是一种大反动，就是对于秦自己之前的社会，也是倒退。因为，连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此时也不能读了。幸亏秦朝二世而亡，否则，读书人这样过日子，岂不是跟蹲监狱差不多了？当然，在暴政的高压之下，这样的日子也是能过的，因为，坐牢受刑的担忧，已经压过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有删改）

美式医保的运作模式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既有政府性质，又有商业性质。在美国，只要年满65周岁就有权利申请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根据年龄、性别、种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慢性病史等个人情况计算风险分值，进而计算保费的规则不同，联邦医疗保险中最基础的住院保险、门诊保险不考虑风险分值，而是根据个人当前的收入状况计算保费。

    在政府、参保人和医疗机构之间，活跃着数以百计的医保公司。他们在三者间权衡、博弈，力图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我是一家保险公司，我可能会和政府签订负责10000名参保人的联邦医保合同。我对政府的报价每人每年3000美金，然后，我会与各种各样的医院、诊所、医生集团洽谈协商，再与他们签约，把参保人的日常医疗服务以每人每年2400美金的价格承包出去。

    现在，美国正大力推广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医疗体系。政府为每一家医保公司评分，如果一家医保公司的评分很低，那么明年你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处罚，还会失去竞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互助计划的资格。但如果你的得分很高，政府还会额外给你4%甚至更多的资金作为奖励。

    评分后，政府会把各医保公司的得分和排名对外公开。作为普通公民，我很容易就能从公开渠道查到每家医保公司的好坏，这对患者选择各家公司医保产品产生极大影响。

    所以总体来看，在医保问题上，美国政府选择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如此一来，政府省了很多力气，但医保体系仍然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4月）

施一公：用一流成果来爱国

罗旭

“即使在中国做着和美国同样的事，在祖国也会开心得多。”“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说，“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既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

2008年，施一公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至高荣誉。但施一公却谢绝了这份邀请，选择了“千人计划”，回国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

    施一公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作为享誉世界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回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的关注，《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专门报道，探求其中的原因。

    “其实，我的动机再简单不过：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每个中国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与归属感。”施一公表示，“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为祖国健康工作至少30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科学家理应敢担当、有作为，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几年来，他在细胞凋亡、重要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大分子机器的结构与功能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始创新成果。

    施一公开始主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工作后，积极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大力提升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水平。

    “核心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如果在6年之内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水平，就必须离开。”施一公介绍，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才引进面向国内外开放，全部实行海外评审专家组评议；薪酬体系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不让人才为柴米油盐发愁；每个实验室配备的启动基金，免去了人才的项目、经费申请之苦……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国际顶尖青年人才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全职工作，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2010年举行的国际评估中，由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总体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2012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名列全国第一。

    在科研及人事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固然让人骄傲，但让施一公最引以为傲的还是人才培养。他曾不止一次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归国以来，施一公一直亲自为学生讲授《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生命科学前沿》等课程。他倾力于学生的学术成长，经常在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他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重要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生，他带的多位研究生获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荣誉。到今年底，他的实验室将培养出18名博士。他说：“我毫不怀疑他们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我希望通过推动清华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带动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变革，在中国生发出能够培养大师的肥沃土壤。施一公说，“我常想，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能够影响世界进步的科学领袖，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有删改)

相关链接：施一公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如今，施一公自己在清华为本科生开设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在国外曲折而真实的经历，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以“工匠精神”锻造文学语言

    文学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虚构故事，把故事编得好看就行，似乎越来越少有人提及文学语言；兼之网络化、娱乐化用语的大量运用，使得文学语言渐有粗鄙化、简单化和平庸化之嫌。对叙事文学而言，构思故事当然是必需的，但故事是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语言才是文学的全部肌体，是文学的活的灵魂。

    文学之美首先体现为语言之美。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语言使用的方家。作家贾平凹每天练笔，三五个句子，随想随写。其实文学语言就是这么积淀来的。语言积淀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文学经典。对于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读文学经典，关键在品出语言的味道、语言的魅力、语言的美感。古往今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一开头就能见出作家语言的功力和语言风格的取向。

    譬如鲁迅的《故乡》，开头一段写景，即用了大量具有拟人化特征的词组：深冬、阴晦、冷风、呜呜作响、篷隙、苍黄、荒村、活气、悲凉。这寂静的荒村，马上就活起来了。鲁迅的语言体系，是对绍兴官话和现代白话的融会与改造，虽已属纯然的现代白话，但这白话，并非一般的俗语和口语，而是经过高度修饰、提炼和改造了的文学语言。鲁迅对现代白话进行了文学的改造，并形成了自己风格鲜明的语言范式。

    与之相异，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长于情景跳跃式和时空交错式的语言。《百年孤独》的开篇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荒诞式的情境：“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在一句话中呈现，以这种荒诞叙事为开端，奠定了《百年孤独》的文学基调。此种突兀的文学语言，在《百年孤独》中比比皆是。

    文学大师就像建筑巨匠，一定对语言有一种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反观我们的语言态度，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学语言乃至生活语言，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贫乏、干瘪，汉语本身的简洁之美、音律之美和灵动之美，已然十分难得。比如表示“看”这个动作的词汇，今天的文学作品中，一般只有三五种，而在古代汉语中，则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睨、瞟、瞄、眨、瞪、眺、睬、瞥、盯、睹、瞭、眦、瞋、眴、睇、觑等等，且不同词汇皆有微妙的动作差异，生动形象，姿态万千。

    那么，如何让文学语言变得鲜活、灵动、丰富呢?文学语言不应丢弃汉语的深厚传统，要善于从现代书面语、地域方言、古代汉语、日用口语等多种语言形态中汲取鲜活丰富的活性元素，熔铸为自成一体的特色文学语言。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多游走于现代白话、关中话、陕南商州话和古语之间，于《红楼梦》语言借鉴尤多，又汲取了张爱玲的小说语言，近则与沈从文、孙犁相衔接，再加上他的勤奋练笔，于是锻造出了贾氏独特的文学语言。

    优秀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在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语言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和自我创造，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凡劳作的“工匠精神”。语言上没有这样的硬功夫，文学精品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