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人而言，每一次读《红楼梦》都会发现未曾发现过的东西；对于时代来说，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现《红楼梦》不同的意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幅好的画一样，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空间里适应不同的环境，给人以新的领悟和新的启发。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般来讲，我们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时，主观性很强，希望它能影响人，或者希望这个小说能使人性发生变化。一旦我们预设了这个立场，在搜集资料和观察人性的过程中，就会特别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不需要的就故意排除。只要有预设立场，对人性的观察面一定是比较窄的。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所以《红楼梦》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有时候，父权、君权、师权各种权威都表示，因为我想爱护你，所以你不要知道太多。所有的爱都可以变成权威的借口。可是什么叫爱？给对方最大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爱。《红楼梦》在现代意义上仍然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它所体现的爱是真正宽广意义上的爱。在作者笔下，人性是复杂的，它有时候会堕落，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面对人性的这种复杂，他觉得这些向下堕落的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互动的，必须全部加以描绘，使读者在看《红楼梦》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选择。《红楼梦》是很多人愿意反复看的一本书，因为你的人生会因它而得到启发，获得成长，而作者从来没有很权威地告诉你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可以把读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读者，他认为，读了一本书以后自己就可以变好。那种所谓格言式的或者道德教训方面的书，如《菜根谭》，也许会对他有帮助。第二种读者则认为，人类在人性方面的摸索与思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读书中会发现人性的复杂，同时也会发现，成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你是第二种读者，你在读了《红楼梦》第九回^①以后就会思考，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课堂，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会怎么办？你也许会大骂他们一顿，说你们不守规矩之类的；然而你也可以借此了解你不在的时候学生的样子。这中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在第九回中，我最同情的一个人是贾政，因为他完全失去了跟下一代沟通对话的可能，他不仅跟自己的孩子宝玉没有办法沟通，跟佣人李贵也没有办法沟通。他只要一骂李贵，李贵就跪下来磕头。这个威权是悲剧性的。

    我在读《红楼梦》时常常提醒自己，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身上有贾政的部分，也有贾瑞的部分。我不觉得我是在外面观察这些人物，或者赞美、批判他们。好的文学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你会思考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个性里的这些部分。我以前常常会有那么几天，总想骂学生，就像贾政一样。有一天读了《红楼梦》，恍然大悟，自己怎么变成贾政了？之后就变得好一点。好的文学能提醒读者，所以我不觉得文学作品一定要认同最美最好的那个角色，有时候是去发现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贾政，有一点薛蟠，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充满人性的弱点，而人性本来就有弱点。这个小说的精彩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宽广。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怎么样把自己慢慢放进《红楼梦》当中，去真正地理解人性并因此获得成长。人性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好坏的区别，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真的不敢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1。

（选自《蒋勋说红楼梦》，有删节）

【注】①《红楼梦》第九回：回目为《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宿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的“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这宿，“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 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而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 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深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当属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叮咛告诫，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礼治”主张，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人之行，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