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备受儒家推崇的基本道德规范。作为诚实、守信的简称，诚信是指为人处事态度诚恳、真实无欺，讲信用、守诺言；诚是信的内心态度，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儒家对诚信有较系统而深刻的论述，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开展诚信道德教育、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等具有深远影响。“信”与“诚”最早见于《尚书》，但在当时并不都具有道德意义。孔子既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首位系统阐述“信”德的思想家。在孔子看来，信首先是讲信用、守承诺，所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孟子虽然也讲“信”，但重在论“诚”，他将信与诚、善相结合，认为通过“诚身”能达到“至诚”，最终取信于人、取悦于亲；认为信具有善德，所谓“善人也，信人也”。荀子则集孔孟诚信思想之大成，首次将诚与信连用，并赋予“诚信”以真正的道德意义，使儒家诚信思想日趋完善和成熟。

    孔子特别强调诚信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诚信是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他看来，信不仅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前提，而且是人生路上的“通行证”。^）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孟子认为诚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而且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原则。他特别提出“思诚”命题，认为思诚的目的在于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在于取信于他人。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发展了孔孟的诚信理论，认为诚信是对每个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并将是否诚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根本标准。

    孔子主张要把信放在首位，认为信是维系人际交往的道德底线，人只有先取信于人才能与人合作交往，只有不失信于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信任，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还主张诚信是君子进德修业的基本要务，认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孟子进一步提出诚信是人们交朋处友的基本准则，认为交友不要计较亲属势位，而要唯德以求。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人际关系“五伦”说，将“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一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荀子则认为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应以诚信为本，并主张诚信不仅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所有人际交往都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

    “对于国家来说，诚信尤其重要，它是国家、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石和保证。” ^[孔子着重论述了诚信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诚信是治国、立民之本，一个国家和政府可以“去兵”、“去食”但不能无信，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社会一旦形成诚信之风，国家的政令就会畅通无阻。所谓“上好信，则民莫感不用情”。孔子还高度重视诚信在国家交往中的作用，认为诚信既是政府或国家的行为准则，也是国家交往的道德标准，所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荀子则认为诚是能“化万物”、“化万民”的“政事之本”。在荀子看来，当政者个人带头讲诚信，既是实现社会诚信的关键和前提，也是称霸天下的重要条件，所谓“诚信生神”、“信立而霸”就是这个道理。荀子还特别提出建立政治诚信的主张，强调当政者必须要具有诚信的品德。所谓“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儒家关于诚信的这多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与激励，持续创新就会丧失动力。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

    “初唐四杰”堪称盛唐精神的探路者。虽然见识了太多艰辛困顿，前途未卜，现实充满无法预见的种种未知，但他们却以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执着，自由驰骋在对理想的追逐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之中。诗歌是强化记忆的有效方式，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把逐梦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壮志豪情化作永远的记忆。

    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依靠门第与家世的选官原则正在被抛弃，新生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学进身的仕宦途径，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是否科举及第已经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即如祖孙三代都担任最高层命令文字撰写之职的河东薛氏，到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中书令的薛元超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举出身的憾恨人生。他曾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科举制带来的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对于没有应举条件的士子来说，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科举（包括各种科目）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杨炯的诗句集体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豪言壮语。堪称唐代第一代边塞诗人的骆宾王也写有《从军行》诗，表达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豪情壮志。

    “四杰”以旷达的心胸来面对辛酸的人生。我们熟悉的骆宾王，曾给主持铨选的裴行俭写诗致意，虽然感叹“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他又以生不逢时的浮槎自况，一边失落地叹咏着“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紧接着还不忘展望一下未来，“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浮槎》）。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

    以“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初唐士人，评论家们可以批评他们还缺少浑融的意蕴和秀美的风神，但是那种“健全的欲望”（闻一多语）、不甘沉沦、不惧艰险的精神，却推动了一个盛世的到来。

（摘编自刘后滨的《“初唐四杰”的壮志豪情》）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习人民的经验，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是一切伟大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周扬同志曾讲，“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赵树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晋东南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赵树理的文学是绕不过的。他的《小二黑结婚》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冲破重重封建传统而最终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又写了一个太行山区的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引领下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还有李有才、田寡妇，这些农民身上代言着人民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村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时代内容。何以赵树理能做到？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背弃农民，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

    另外，作家还要提高服务意识，使创作更好地服务人民。来自于人民生活的文学创造，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理想愿望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要有服务于人民的强烈意识。

    建国初期，作家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更深入了解农村，1953年他辞去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来源。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