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财富和包袱

庞  朴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有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节选自《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人类要求装饰的动机，人类学家认为是最原始的。人类学家以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有不穿衣服的民族，而没有不装饰的民族。我们人类在年幼的时候，喜欢在颈项上围着草珠，或野花环之类的东西，在帽子上插一片羽毛，在身上涂些泥土或色彩。人猿在行走的时候，带着一根绳子，一块破布，一片草皮，或一条枝杈。他们使用此种“挂布披荆”的办法，以增加自身的快乐。无疑的，他们这种举动，与人类具有同一目的——是对于装饰发生兴趣的表示。人类喜爱装饰的倾向，不但在增加自身的快感，还在扮演一个角色，如同做一种游戏般，激动一些群众，博得同情。这种美化自己，以引起别人的赞慕的行为，为装饰的主要目的。但是除了满足自己快乐之外，还含有供人欣赏，以激起人与人间之感情交流的作用。这种原始民族和年幼儿童，无意为了名誉金钱，而获得的愉快之情，是最初的艺术表现。

    这个装饰的动机，渐渐普遍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就产生艺术运动。

    这种艺术运动，有静的和动的两类，腓赫纳说：“前一类的艺术，是经过静态去求快感的，另一类的艺术是经过动态或转变的形式去求快感的。所以在前者，是借着静物的变形或结合，来完成艺术家的目的，而后者，是用身体的运动和时间的变迁，来完成艺术家的目的。”我们现在就是从静的艺术——造型艺术中的装饰艺术，来做一番研讨。

    人既直立了，两手就可以用来抓东西撕东西，同时也就感觉到了东西的质的坚柔，形的大小的区别，并且可以用手将东西堆、砌、聚、散。久而久之，就有人在坚柔、大小、堆砌、聚散之间，加以变形或结合。另外一方面，人的两手养成了拥抱、推拒、攀援、攻击的能力，这些举动一有节奏，就能唤起运动的快感。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前一种，用手在东西的坚柔、大小、堆砌、聚散之间，加以变形或结合的艺术。

    我们晓得，虎和鹰，也能用爪抓东西撕东西，猿和熊，也能用足拥抱、推 拒、攀援、攻击，但是它们的动作，仅止于此。不能有意识地，按照美的法则，加以变形或结合，更不能自主地去产生一种有节奏的运动。人就不同了，除了生存之外，还要求自由自在快乐地生活下去。因为狩猎和日常操作的训练，从劳动中感到力的均衡，和肌肉的有节奏的运动，所以在工作停止之后，假使身体中蓄积的力量无处发散的时候，就想要摇动身体，手舞足蹈起来，以求满足均衡和节奏的快感。

    单是手舞足蹈，还不够满足“自我扩张”的心理欲求，必须要有悦目的形色，悦耳的声音，伴衬起来，方可在自然界中显出人的伟大。于是在装饰方面，第一步先让自己的身体满足这个要求。最初以动物的皮毛之类，来补缀心灵上的缺陷。然而人的自尊心，使他发觉了这样的装饰，至多是与禽兽为伍，而不够表现主宰者气魄的时候，智慧的艺术家们，发明了裸体上涂绘色彩的手法，虽然还是模拟着禽兽的羽毛、斑纹、色彩，但已非完全模仿，而是将原形加以变化和结合。人类狂热的理想，超出自然之限止，用燧石贝壳等尖锐之物，在肌肤上割划，形成了点子和曲直线的浮像。这种惊人的装饰方法，表示出人类的克服自然的坚强意志和有意识的创作的力量。这种为了装饰而愿意忍受痛苦的欲求，可以说是人类向自然环境示威的一种自大心的透露。

    人没有禽兽般美丽的皮和羽毛，是人类的缺点。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缺点，才会激起装饰的欲求，而发展为最高的理想。假使我们人类没有这种理想，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到现在依然在阴暗的壁洞中，茹毛饮血做万世的野人，所以说人类之有装饰，是人类进化的表象。

（选自雷圭元《图案与人生》，有删节）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2003年位居全球500强的我国高校只有9所，2017年上升到45所。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国大学发展却始终纠结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现代大学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建立的西式学堂，目的在于学习西方以强国，与本土文化传统关联较少。我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中西大学理念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于高等教育发展之中：一方面，现代大学在建制上基于西方大学模式；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仍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发挥影响。

    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强调知识的本体论意义，坚持从苏格拉底所开启并在柏拉图时代得以奠定的对知识和伦理加以反思的知识论传统。而我国高等教育传统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知识，尤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强调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个体与集体的结合，强调学校与政治、社会、自然的结合。两种文化传统尚未实现很好的调和，这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显著地体现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根据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我国大陆高校有19所；在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领域有41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中国高校只有3所。

    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沿循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极大影响。东亚诸社会都在与西方大学模式的碰撞方面经历了相似的困难。例如，日本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窘境。然而，纵观世界，在西方大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很少有除东亚之外的其他非西方社会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我国及其他主要东亚社会的成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如何将本土文化传统与欧美大学模式融合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高校面临的文化使命。实现这一文化使命极有可能推动一种新的大学模式的产生，不同于西方主要大学中的单一文化现象，将以二元甚至多元文化为其最主要特征。践行这一文化使命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一场文化试验。

    尽管全面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但在我国顶尖大学内已经出现了较为清晰的中西高等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的迹象。

（摘编自杨锐、李梦洋《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反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础性论证。

    《周易》“革卦”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原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海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历史进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设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