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俗语指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方言俗语是与书面语言相对的地方口语。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云：“用字宜雅不宜俗，宜稳不宜险，宜秀不宜笨。”这段话反映了古人作诗的基本态度。但是古代许多大家都曾将方言俗语入诗，自有其审美价值。 存真，切合语境。方言俗语之“俗”不是粗俗，而是民俗。民俗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反映民俗的诗歌会采用方言俗语。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鸣。”唐人李廓《鸡鸣曲》：“星稀月没上五更，胶胶角角鸡初鸣。”古人认为“角”音谷，正是模仿鸡的叫声。 求异，打破常规。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其间用方俗言为妙。”数物为个，是为俗语，而杜诗屡用，如：“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边添个个”。不用常规语用俗语，如异军突起。

    诗用方言俗语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提炼，熔化口语。罗大经《鹤林玉露》：“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镕化，乃可因乘。”所谓熔化，就是将过于土俗的词语进行加工。钱钟书先生对“诚斋体”也有精彩的评述：“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而是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其次，布局上要巧作安排。使用方言俗语也要考虑到不同题材。常见俗语用于五七言古体则可，若能用之近体，乃见笔力。唐人于濆《送戍客南归》诗云：“北别黄榆塞，南归白云乡。孤舟下彭蠡，楚月沈沧浪。为子惜功业，满身刀箭疮。莫渡汨罗水，回君忠孝肠。”“忠孝”一词是俗见之字，很少用于近体诗。可是于濆能用在这里，是因为有汨罗的环境，谁也不会怀疑屈原的忠心。

    用俗语就有诙谐的味道，很容易落入油滑。施蜇存《“管城三寸尚能雄”》说：“谐趣不是戏谑，戏谑就成为打油诗……一首诗，光有谐趣，还不易成为高格。”用方言俗语带来了谐趣，但情调要沉郁。如聂绀弩《挽雪峰》第二联：“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睡不醒”是大白话。第三联“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働辈行情。”就很严肃了。

    就如取名字一样，个别字也是可以用俗字的，但姓与名构成一个整体，要有点积极意义。如“吴穷”好，“吴良”就不好。

    方言俗语入诗，如此才能拓宽其审美空间。

（选自邵则遂《诗用方言俗语》，有别改）

    “原乡”是早年台湾客家人对于大陆故乡的称呼，原意是指一个宗系之本乡，换言之，原乡是指祖先未迁移前所居住的地方。“原”小篆字体为“0”，像泉水从山崖里涌出来。“乡”字甲骨文为“0”，像二人对食形，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后引申为“乡村”、“自己生长的地方或祖籍”两种解释。所谓“原乡”即“原色本乡”，意味着传承祖先的历史记忆和原味生态环境。

    原乡规划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人们对人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发展大城市和大力开发经济为指导思想来引导规划所产生的担忧，尤其是中国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过程中，大量村落被毁，村民集中在社区楼房居住所表现出来的新农村的“城市化运动”，离“原乡”的本意越来越远，这样的规划在毁掉城市之后又将毁掉美丽的乡村。于是，原乡规划理论应运而生。

    原乡规划借鉴老庄哲学顺应自然的“无为自化”思想，强调在规划过程中尊重自然，尊重景观本色，尊重乡村本色，尊重自然规律，以实现自然境域下人们生活与生产的原真性，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规划的最高境界。

    近年来，乡村旅游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需求，日益彰显出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乡村保持了完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村庄与自然环境构成一种和谐关系和有机整体，对乡村景观的向往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逃离现实生活，放松身心压力，体验农家乐趣的主要心理动因。原乡规划要求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有效利用乡村原生景观，严格保护有价值的景观景点，并通过合理的人工修复来完善乡村景观系统，形成真实的乡村景观意象。

    因此，在原乡规划理论指导下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应尽量遵循村庄现有布局，在村庄聚落的内部分区之上合理规划布局项目，并保护村庄建筑特色，不去破坏、异化现有建筑景观，这是乡村景观能够保持地方性特色，继承和发扬乡村文化传统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景观规划能够切实保护乡村遗产的关键。

    同时，还要保护好以乡村文化为主体的人文生态。其中乡村文化包括乡村物质文化、乡村制度文化和乡村精神文化，它是乡村景观文化内核的主要构成部分。乡村人文生态是在乡村居民建筑村落和田园景观背景下，所形成的乡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民俗文化的和谐的乡村环境系统。它们是乡村景观的独有表达方式，乡村旅游规划应彰显这些元素。

    总之，乡村景观规划的精髓是“原乡”，即通过景观设计、风貌控制与建筑保护，维护乡村地区的原乡风味，并在此基础上整治优化社区环境，营造良好的生活、生产和旅游氛围。乡村景观规划的根本要求是可持续性，应始终关注“人一景一地”的和谐。

（摘编自杨振之《论“原乡规划”及其乡村规划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略有删改）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一个人一生要追求些什么？我认为有三点：必要、需要和重要。“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像生活条件是必要的，非吃饭不可，但是光吃饭不够。。

    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人生的需要是发展潜能，即心智上的潜能，包括三方面：知、情、意。“知” 就是求知。古人读书，书不多，五本就够了，即《诗》、《书》、《礼》、《乐》、《易》。《诗》代表文学， 《书》代表历史， 《礼》代表社会规范， 《乐》代表艺术修养，《易》代表哲学。当时，如果把这五本书都读好的话，就是全方位的学习。所以，“知”的重要性是帮助我们这一生过得充实又快乐。

    “情”就是情感。人的情感要调节，意即“情绪智商”。我们如果处在穷困的境况中，怎么才能快乐呢？调节情绪。情绪调节有很多方法，譬如欣赏音乐或通过休闲生活接触大自然等在这一享受休闲生活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到人我之间微妙而又美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慢慢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一般人的情绪都是利己的，人与人互动很自然都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你培养好的情绪智商，就会慢慢想到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就像《易经》中的“损卦”。很多人听到“损” 字，就觉得是损失。但是《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两卦卦辞是上上大吉，其中一个就是“损卦”，为什么呢？就是“损己利人” 这四个字，与我们平常想的“损人利己” 倒过来。一般人如果做事损人利己，肯定人缘不好，大家都讨厌。如果是损己利人，做任何事都考虑到别人的要求，自己吃亏无所谓，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我以前读《论语》，常常觉得自卑，打开《论语》一看，里面好像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仔细看孔子的描写，发现自己就是小人。因为君子所了解和考虑的是道义，小人则专注于利益。想想看，我们从小一路走来，真的很像小人，没什么长进。是不是这样呢？也不尽然。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 就是小孩子，身体长大了，但是心态还是小孩的阶段，顾自己，只替自己着想，所以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人。君子就是立志的人。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立志者，有志向，让自己每天提升、改善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要把“君子”看成正在进行的状态，君子就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经做到的君子，真要做到君子的境界很难，没多少人能做到。

    “意”就是意志。何谓意志呢？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请问你是被动还是主动？通常我们做选择都会有几分被动，几分主动，而被动成分居多，所以要慢慢修炼。如何修炼？慢慢增加主动的成分。本来是我不太愿意做的，被要求做，慢慢变成是“我觉得我也能够做”，到最后变成“我愿意做”。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把自己的责任都当做是自己愿意做的，心情就不同了。上班的时候很开心，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如此一来，作为部属，上司对你很满意；作为学生，老师对你也很满意。

    快乐人生的秘诀无它，关键就在“化被动为主动”，古今中外都相同。不能做到这一步，什么快乐都是假的。

（摘编自傅佩荣的《人生追求无私无欲的快乐层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