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契约

               [美]威尔·斯坦顿

我和玛吉结婚的时候，经济上很拮据，且不说买汽车和房子，就连玛吉的结婚戒指还是我分期付款购置的。可是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人们结婚不但讲排场摆阔气，而且还聘请婚姻顾问，签订夫妇契约。听说有些学校还要开设什么婚姻指导课呢！

我想，签订一份契约也许会使我们的家庭生活走上正轨。于是，我决定和玛吉谈谈。

“玛吉，”我说，“婚姻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在胡扯些什么？”她不由得一愣。

我说：“这里有一份夫妇契约的样本，是由一对名叫莫里森和罗莎的夫妇签订的，它适用于任何夫妻。”

玛吉显然对这话题感兴趣，“讲下去。”她催促道。

我打开书念道：“第一，分析每对夫妇过去的生活是否有遗传病史，是否有吸毒嗜好和犯罪历史，是否有……”

“别说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她失望地说，“只有傻瓜才会和这种人结婚。”

“当然，”我解释说，“这并不是说莫里森和罗莎也有过这类事情。但是，了解情人的过去总要比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好得多。这样蜜月结束后，即使碰上令人难堪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束手无策了。”

“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为时过晚了。”

“怎么会为时过晚呢？一切可以从头开始，要是我们现在也签订一份契约的话……”

“签订什么？”玛吉吃惊地问。

“签订契——约。”我故意拖长了音调。

“为什么？”玛吉疑惑地问。

“因为契约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约束力。另外，它还能合理地分配我们之间的责任和权利。”我停顿了一下，建议说，“让我们也签订一份契约吧！比如每逢单年由你决定到哪儿去度假，双年则由我说了算。”

“要是轮到我做主时，正碰上手头没钱，那我们不是只有呆在家里了吗？”她反问。

“不错，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我说，“另外，契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酌情处理嘛。”

“如果契约可以随意改变，那它还有什么用处呢？”玛吉反驳说。

“言之有理。”我说，“想不到你还知道这些基本常识。”

“如果你也懂得这些常识，就不会提出签订什么契约了。”

“要知道，女人经常喜欢谈论平等和自由。一张契约至少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辩解说。

“你不懂，亲爱的，”玛吉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激动地说，“平等对女人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男人是否值得她们爱。要是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做一切事情来使他快活。这绝不是那张该死的契约所起的作用，而是她自己情愿这样做。”说完便转身走进隔壁的厨房。

没想到玛吉懂得这么多的道理。我终于认输了。

“要喝咖啡吗，亲爱的？我刚煮了一壶。”玛吉探出半个身子温柔地问道。

“咖啡？太好了。”我转过身来看见她嘴里咀嚼着什么，“你在吃什么？”

“油煎饼，想尝尝吗？”她笑着问。

我的天啊！我和玛吉共同生活了十七年，难道她还不知道我讨厌油煎饼？她自己也是一看到油煎饼就会呕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玛吉，你喜欢吃油煎饼？”我不解地问。

“是啊，怎么啦？”她神秘地眨了眨眼。

“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我给你要了杯咖啡，问你是否要油煎饼，你拒绝了，说是你不喜欢。”

“是的，你记的不错。”她爽快地说，“可是当时你口袋里只有五毛钱，还是向别人借的。”

“可油煎饼只需要一角钱呀！”

“别打肿脸充胖子，那样你回家的车钱就没啦。”说着，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坐在她身边，贪婪地吃着热腾腾的油煎饼，嘿，味道还真不错啊！

过了一会儿，我也从包里拿出两只油煎饼——早晨我瞒着玛吉买的，递给她一只说；“我以前不吃油煎饼，但我可以从头学起！”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 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

    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 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他们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

潘采夫

    ①2010年11月24日，黄霑去世六周年。奇怪的是，想起他的时候，竟丝毫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只记住了他离去时做了一个鬼脸，还有一声长笑。

    ②当然这个记忆是骗人的，一个肺魔缠身的人自有太多苦痛。记得六年前做告别霑叔专题的时候，有的报纸用了“沧海一声哭”的题目，嵌入得巧，只是意境落了下乘，编辑不懂，霑叔什么时候哭过？

    ③戴上耳机听《沧海一声笑》，搜集了六七个人的版本，任贤齐班门弄斧，将一首神曲弄得俗不可耐，江智民中规中矩，罗文的声音华美，许冠杰唱出了神韵。听来听去，原来这首歌只专属黄霑一人。最让我热血流动的是黄霑、徐克、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徐克算是配角，罗大佑声音粗粝，已有身在江湖的感觉，而黄霑声音自由不羁，不讲技法，如旷野风声，又如谁在滚滚江边纵声长啸，歌者动容，听着惊心，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是别人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④徐克和罗大佑已经是人中翘楚，但仍然配不上与黄霑合唱此曲，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曲洋刘正风，不下于俞伯牙钟子期，我以为最好的组合，应是倪匡、黄霑和金庸。金庸入世儒生，黄霑游走红尘，倪匡笑瞰三界，而且精神层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准，隐隐有儒道释齐聚绝顶的气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三人唱起“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是我能想到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场面。

    ⑤每次想到黄霑，想到倪匡，想到金庸，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游龙戏凤，惊鸿一瞥，他们走后，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⑥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为什么汇聚在了那时的香港？这样人的以后还会再有吗？

    ⑦黄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1949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金庸出生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海宁，是当地书香望族，自小就在战争中流亡，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去香港大公报供职，这才有了后面的办《明报》，写武侠的经历。

    ⑧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伪造公章逃到广州，然后偷渡到香港，从此一生再不北望神州，不迈进大陆一步。

    ⑨这是黄霑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是这样，胡菊人是这样，余英时是这样，他们是到了香港；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也无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到了台湾；而唐德刚、巫宁坤等人去了美国。

    ⑩如果把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一一盘点出来，就是一幅文化“流民图”，他们都是严复、梁启超、陈寅恪的文化余脉，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霑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余英时的五四研究，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这些句子，哪一个不是深藏着去国之痛，文化之殇？英风之下，多有斑斑泪痕，有如孤鸟之悲鸣。

    ⑪他们都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⑫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霑能够“沧海一声笑”，林夕不能，方文山不能，余华不能。黄霑生在民国，受过完整的民国小学教育，然后投奔香港，香港成为民国文化人的诺亚方舟，人文荟萃之地，他们文脉未断，香火不绝，同时有着对万里家国的深沉记忆，以及去国怀乡的隐隐痛伤。最最要紧的是，那时的香港，成了自由的灯塔，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集散地。这些风云际会，这些因缘巧合，当得上一句空前绝后，连台湾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香港，文脉渐渐杳然，今天的台湾，也不再是当年的水土了。所以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才能诞生黄霑，才能诞生倪匡，才能诞生金庸。不会有别处。

    ⑬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再有了，但也许未来还会有，但我看不到了。

（摘编自《人文读本》）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城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完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