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 “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 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舌尖上的中秋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最重要的节日。作为民间大节，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包括拜月、赏月等。圆月与人间的团圆、丰收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节日美满、喜庆的气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秋节的食俗也是多种多样，各地的中秋美食令人无限神往。

    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祭月做准备，洒扫庭院，备办各种供品。民间童谣唱道： “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月饼与瓜果是中秋祭月的主要供品。月饼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一般的月饼，民间还用一种大的团圆饼以祭月。中秋节时正逢大量鲜果上市，人们便以之献月，如石榴、梨、枣、栗子、柿子、胡桃等，鲜藕和红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供品，两广地区则多用芋头、橘柚拜月。

    祭月的瓜果供品还被赋予吉祥寓意，传达着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上海人家要供四色鲜果，多为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取意团圆的西瓜、取其多子的石榴、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寓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谓之“螃蟹爬月”的螃蟹，还有一块特大的“团圆饼”（也称光饼）。供品中不能有梨，因谐音“离”而不吉利。北京上供的鲜果有苹果、石榴、晚桃、青柿子、葡萄等，讲究的人家要将柿子和苹果成对供上，取谐音“事事平安”；桃与石榴相对，取“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之意；枣和鲜栗子可撒于苹果、柿子之间，寓意“早早平安”“利市”。除瓜果、月饼外，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在浙江常州的供品中还有染成红色的鸡蛋。

    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食品，因其形圆似月，故而得名，也称“团圆饼”或“月团”。月饼既是中秋祭月的供品，又是每家必吃的应节食品，还是节日馈赠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天上的满月，寓意着人间的团圆，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美满的美好心愿。

    除了月饼，吃团圆饭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中秋夜，全家团圆，共聚一堂，举行家宴，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旧时北京中秋节的主食一般为烙饼，因烙饼是圆的，形如圆月，象征团圆；菜品随时令和家境而定，富足之家尽享佳肴珍馐，贫苦之家至少也要割几斤肉，炒几个菜，买两包月饼，打两瓶酒，把这个大节过得像个样子。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兄弟中有外出未归者，餐桌上也要给他摆置碗筷，以示对游子的思念与祝福。

    中秋节这天，早餐和午餐一般也要加以改善。在山东济南，早餐吃米饭，中午吃水饺；胶东地区中午蒸饽饽、包子。江苏地区的人要自做糖饼或烂面烧饼，当作早晚充饥的食物；广西地区则多吃米粉。 “八月十五桂花香”，桂花正当开放，中秋佳节也便有喝桂花酒的习俗。节日这天，卖桂花酒的店铺生意特别好。太湖之滨的苏州光福镇盛产桂花，当地有一种名为“桂花聚”的小宴会，邀集亲朋欢饮，席上都是用桂花做成的各式点心，如桂花猪油年糕、桂花酒酿汤圆、桂花栗子糖藕、桂花糖芋艿等，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中秋饮食习俗。在广东增城，人们习惯在中秋之夜剥蕉、分柚、掰芋、嚼螺，皆对月剖弃外皮，名为“剥疵癞”，认为可去除疥癞；在广东始兴，妇女对月剖柚，谓食之目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了纪念教人们编织草鞋的张古老，人们每年中秋节以田螺拜祭张古老，拜后大家一同吮食田螺，据说可使眼睛更明亮。四川合川过中秋节，各家多不茹荤，故称之“素节”。在贵州兴仁，小儿女于月光中炊食，谓之“煮月亮饭”。皓月当空，美食在前，举杯祝愿，幸福团圆。

    中国人很早便与茶发生关系了。《诗经·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怡”的“荼”许多人便认为是“茶”。西汉初马王堆墓葬中的随葬品中即有茶叶。不过两汉以前，茶不是作为一种饮料存在，而是一种“菜肴”。晋代郭璞为《尔雅》作的注中曾说道茶“叶可煮作羹饮”。作羹自然少不了油盐酱醋、姜桂葱椒等调料，还要用一些碾碎的米粉勾芡。现在，在某些地区还有其遗孑存在，如湘西的“擂茶”、陕西的“三炮台”、洛阳的“罐罐茶”等等，这些都是介于饮料与菜肴之间的。

    茶的“文人士大夫化”或说“雅化”是由唐代的“茶圣”陆羽完成的。他的那部《茶经》不仅总结了前代饮茶的经验并民加以提高与规范化，其中充满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这是世界茶的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茶的著作，是茶的“雅化”的标志，至今仍被全世界的茶人们奉为经典。唐代主要饮的是饼茶，它由茶叶蒸、捣、拍、焙等方法制成，在煮茶之前还要烘烤、碾碎，在釜中煮沸而饮。在烹煮和品饮过程中，所用器具也是饮茶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羽还研制了十分细致考究的二十四种茶具，大都小巧玲珑，可以贮存在一个美观的笼中，携带方便。使得“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与现在仍在日本流行的茶道类似，当然那是极富诗意的艺术品。从此饮茶就多了一重意义。在这种情态下，自然会刺激诗人的想象，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卢全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人饮茶后的感觉竟是“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甚至要乘此清风遨游蓬莱仙境。

    唐代的饼茶还是比较大众化的，虽然一般平民百姓饮的还只是采下晾干即可饮用的散茶。宋代的饼茶则是特别贵族化的饮料了。尤其是官家监制的，制作时选料严格，其价格超过金玉，还往往被皇家垄断。朝中大老重臣，每逢年节，才有可能得到朝廷一，两饼的赏赐。平民饮的散茶，宋代称之为“草茶”。

    冲泡散茶，虽然自古就有，但正式风行于元末明初。当时战争消耗大量的生产力，那些过度奢侈、徒耗民力的龙团凤饼，显然为民众负担不起。明初洪武间，正式停止了让民间供奉饼茶，改为散茶，日久便成为风气。散茶的兴盛也与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有关系。他们人生的价值取向是“清”。《尚书·尧典》上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教诲。其后清介、清心、清白、清名、清廉等等，许许多多带有“清”字的价值判断为他们所向往。那么日夜相伴的茶水怎么能是浑浊不堪的呢?从宋代开始，文人饮茶如无特殊的目的，便很少加其他佐料了。宋代的饼茶也努力向清澈无色靠拢，而散茶只要茶叶的品质好、采摘及时、加工得法，“清”是完全有保障的。

    到了明代，以“清”为特征的茶的风格已经形成。有人说它是“清虚之物”，把品饮茶的嗜好称之为“清尚”，人们把它看作纯洁的象征。它宜于和人世间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清高”者相匹配。因为茶是至洁之物，所以要求采摘者、烘焙者以及茶具和水质的清洁；在品饮过程中也强调环境氛围的清雅、清幽。明代罗察说：“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浇激，此时幽气，故难于俗人言矣。”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有些文人雅士以“茶人”自称，在园林之内建立茶室。文震亨说：“构一斗室，相旁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这是在与少数几个知心朋友品饮时所需要的氛围，它充满了清趣。有人甚至提出具有清德之人才配品饮清茶。从这里本来可以进一步迈进“茶道”之门，但此论终是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没有人认真执行过。

（节选自《茶的演变与风格》作者王学泰，有删改。）

    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其中的“成人”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颇有启发意义。

    书院“成人”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去功利化。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成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之所，仅仅培养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种教学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曾经主持复兴岳麓书院的张栻也明确反对功利化教育，认为书院教育“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他和朱熹一样主张通过创办书院恢复孔子的“成人”教育理念。古代教育家批评的功利化教育，同样存在于当代教育中。例如，片面鼓励学生以考上重点大学为唯一目标，大学只是偏重于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使得学校教育不能突出以人为核心，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能力、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古代书院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综合了早期儒家“成人之教”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自我修身、待人接物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南宋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明确反对片面的知识教育，强调读书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质高下的唯一标准；读书不多的普通人，只要心地纯正，也可以成为君子。他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就是为了实践其教育理念。当代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格教育的问题，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吸收古代书院重视人格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古代书院还将“成人之教”引向家国情怀培养。书院教育的“成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而是要求将自我人格的完善与家国天下的事业结合起来。史书记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宋末岳麓书院学生参加抗元斗争，大都壮烈牺牲，这正是“见危授命”的“成人”作为。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等。这正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

（朱汉民《书院“成人”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文明起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尤为引人瞩目。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了十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掲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在独立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不论是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还是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的“早期中国文化圈”，都以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朝，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爱好和平、重视礼节的民族性格，肇始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独立发明农业的文明之一，农业发展需要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培养出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农业经济定居的特点使农业民族不需要将领土扩张至不适合农业的区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很早就形成了；农业社会注重内部秩序，于是中华先民发明出礼的概念，崇敬祖先、遵守礼制的传统源远流长。总之，中华文明是本土原生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刷新并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201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从文明源头获取复兴力量》，有删减）

    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环境伦理不断扩展着道德关怀对象，从生命体到地球生态圈，再到暂无生命迹象的外太空，这本身便使环境伦理研究视域得到延伸。在荒野语境下，将地球荒野地所定义的荒野概念，扩展至距离地球居住区更遥远的外太空，从而构建起“太空荒野”的概念。这种将“地球荒野观”投射至“太空荒野观”的建构，或许是处理太空开发伦理问题值得借鉴的路径探究方式。

    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辞典》中将“荒野”定义为“一片荒漠，一块孤立和未开化之地”。这一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英美视作标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的《荒野法案》将“荒野”定义为“荒野与那些人类影响起支配地位的地区相比，被认为是一个地球和它的生命群落不受人类约束的地区，在这里人类自身是一个不再停留的访客”。如今，词典中将“荒野”定性为未耕作的或者未开发的空间，并从地球上的土地、海洋延伸到太空。在人类对太空探索和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太空开发的伦理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地悲剧”可能在太空开发中重演。太空中的很多资源与地球上的“公地”资源一样，同时被多个拥有者持有对其的使用权，而对于每一个使用权利持有者而言，却没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可能会导致即使人们知道公共资源由于过度使用必将造成资源的枯竭，但人们会抱着私心进行竞争性过度开发，从而导致资源枯竭。

    其二，当前，太空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领域，还是一个关于资源掌控及利益争夺的战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甚至垄断了先进的空间科学技术，在开发太空的进程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导权。但是，对于太空技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先到先得”的太空开发分配方式是否应该受制于国际太空正义规范的探讨存在必要性。此外，先期太空开发者遗留下的“太空垃圾”有撞击其他航天器的风险，增大了后期其他国家太空探索的难度。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后，可能将太空污染的不良后果均摊甚至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太空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为了对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赋予太空一个道德主体的地位。太空环境是宝贵的，它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供人类探索开发。地球荒野和太空荒野都充满活力，会在生命的智慧中显现出来。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我们都可以用伦理道德的概念框架来约束我们的行动。人与地球环境和人与太空环境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人不仅要尊重地球环境，也要把道德关怀的目标延伸到太空中——不仅要利用它丰富的资源，还要保护好它自身美的存在。

（摘编自吕莎《环境伦理视域下的太空荒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