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之美，不是以沉默的方式去体物，不言不是不说话，而是放弃“人之言”，达到“天之言”的境界。“天之言”乃是不以人的知识去言说，而以生命的本相去呈现。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句话是传统美学不言之美的一个代表性观点。这句话有三个理论层次：其一，不言之美作为一种“大美”，不与“小美”相对，它是根本的美，是美的本体；其二，天地以“不言’为美的根本特点，美的创造就是归复自然之道，故以“不言”之美为美的最高准则；其三，天地之美并非与人的世界无关，在中国哲学中，天地不是纯然外在的物质世界，它是人的生命所映照的世界。

   《庄子》一书共使用“美”52次，其中多处含有哲学意义。它将美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一般的美，这是相对的美；一是道之美，这是绝对的美。前者称其为小美，后者称为大美，或者至美。前者属于人的理性的视界，是人的语言可以表达的。而后者不涉人的理性，是人类语言所不可分别的浑然之美，是不言之美。前者是人为之美，后者为造化之美。在庄子看来，美是一个自然呈现的世界，美是不可说的，可说则非美。有言的世界是语言可以描述的世界，语言的有限性决定它无法真实反映这个世界。所以庄子认为有言之美一定是有限的、相对的、不完全的、片面的。而不言之美中，没有外在的审美，有外在的审美，就是认识，是观照者对对象的认识，不言之美排除这样的对象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美只能通过体验妙悟而获得。在庄子看来，一般美是是知识的判分，是有分别的美；而大美则是超越知识、是无分别的美。一般美不脱主观性，而主观世界下的美则不是真美。一般美受制于主体知识的局限，那位因大雨高兴而跳跃的河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样的美的结论带有虚幻不实性。一般美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美，而不能达到“共美”。一般美都有标准，而无言之大美是没有具体标准的。

   从根本上说，庄子以为不言之美为绝对之美，为美的本体。以知识去解说天下，到底是“小识”；而无知无识，心中混茫，葆纯全之志，这就是大识。大识就有大得，大得有大美。大美便只在不言中。显然，庄子承认有一个绝对的美的本体，而美的创造应该循此为道。一切自然显现的都是美，而这美都根源于“不言”的美的本体。

   (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份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著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著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剎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彿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喜欢这篇文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很多是需要时间的检验，抑或时间也无法将其诉说清楚。

文化遗产首先应满足精神需求

杜晓帆

    ①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转向，是民族认同感不断加深的体现。但是，文化遗产范围的扩大，不代表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就解决好了。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工业厂房改造，模式大同小异，大都是将原有厂房进行整饬改造、粉饰一新，然后引入文化创意、餐饮、购物等业态进行充实。其实，厂房改造并无不可，它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废弃的场所和空间。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目的就是保留原有的历史信息。厂房改造仅仅把原有的工业遗产视为可利用的场所和空间，大规模的干预使得依附在上面的历史信息消失殆尽，新引进的业态则是商业复制时代下的产物。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它实际上违背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它可能是优秀的厂房改造案例，但并不一定是成功的遗产保护案例。这样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在当下能够发挥何种功能的困惑。

    ②过去的遗存之被视为文化遗产，从客观上来讲，就是它和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分离，进而来到了当下的语境，成为了一项有待保护和继承的文化资源。在近代欧洲历史性纪念建筑的保护实践中，人们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古罗马斗兽场等建筑就是在那时开始作为遗产对象来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尽管那时的保护理论与技术尚不成熟，但这种有意识的保护行为仍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所持有的敬畏和向往。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也会发现，人们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追寻过程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满足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精神需求。从一开始，过去的遗存作为文化遗产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时，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③认识到文化遗产首要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 其实可以让我们在遗产范围扩大的今天，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遗产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给它们贴上某一个刻板标签或者套上某个雷同的利用模板。

    ④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观的名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种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计智慧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但是，与人们熟知的文物古迹不同，梯田不仅是农业文化的象征，同样也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它的开辟与维护是当地村民世代耕种的结果。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地区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不少年轻劳动力离开家乡去城市打拼，农耕的转型已经在一些地区发生。哈尼梯田的保护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发展问题，原来保护的主体将不断流失。在现有的保护条例下，人们对哈尼梯田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美好想象尽管还能在物质的景观中寻得，但看得见山，看得见水，却看不见乡愁。在当代语境下，遗产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去留、新旧等讨论，直指人们的精神世界。

    ⑤在中国，像这样的乡村遗产还有很多，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传统村落名录，至今已达4000余个，仅贵州省黎平县一县就有93个传统村落。它们大多古朴、秀丽，但在发展上则显滞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传统村落不能因为保护掣肘了发展，也不能因为发展冲破最后的底线。振兴不是简单的经济提升，而是全方位的复苏。尽管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农耕生活遭遇了现代化的巨大冲击，物质的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但蕴含在遗产中的内在发展动力并未消耗殆尽，它固有的美好仍然在吸引着人们前去耕耘。

    ⑥文化遗产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它承载着的是人们的想象力与前进的信念。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往往是蕴藏在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反过来才会真正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人民日报》2018年06月13日，有删节）

    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题；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基础，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之中。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逐渐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党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40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早非难题，“美好生活的向往”便应运而生。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②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巻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当你又试图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你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

    ③其实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司马光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

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表，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实也已经能解答我们之前的疑惑，亦能反驳李光地的评价了。

    ⑥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其实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所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但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⑦所以，司马光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事。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与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与治道有关的问题，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⑧当然，作为“史学双壁”之一的《资治通鉴》，人们总会将他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史记》文学性之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 ， 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也正因为这样，宋神宗在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这也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A）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B）笔下的历史。

    ⑨《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有删改）

世间的物非常多，各有各的道理；世间的事非常多，各有各的做法。一个人要完全懂得一切道理和做法，正像庄子所说“以有涯逐无涯”，事实上必然办不到，而且咱们也并不完全慢得一切的道理跟做法。咱们可以用执简御繁的办法，把所谓道理与做法分为若干门类，提纲扼要地懂得他们。懂得了纲要之后，待碰到个别物跟事的时候，就可以用比照或类推的方法对付，往细密处精深处再加研究。

学校里的各种功课就是这样的。简单说一句。各种功课就是一切道理跟做法的纲要。学习了各种功课，咱们可以懂得许多物的道理，所谓懂得，不仅能够挂在口头上“摆”一阵，而且能够心领神会，真个了解其所以然，学习了各种功课，咱们可能懂得很多事的做法。所謂懂得，不仅能够一是一二是二地说出来，而且确然能够这么做。这么就化成了自身的习惯。懂得了许多道理跟做法，咱们的生活才丰富，才美满。就日常来说，咱们就不会存着迷信的念头，说出无理的语言，做出狂妄的举动，就事业来说，就能把事业做好、咱们现在学习各种功课，就为要增长咱们的知跟能，实现这样的生活。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说所学的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丰富美满、为人，就是所说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学了。孔子这个话慨叹他当时的学者学而不得其道。学如未学，义何必学。诚然可以慨叹，咱们从此应该相信，学必须“为己”，才行。

咱们认定了“为己”这个标的，然后去学习各种功课，情况就大不相同。咱们将不再以为做功课仅是“读书”，只须记得牢，背的出，答得了老师的考题，取焊及格的分数，书固然要读，可是印在书上的不过是各种道理和做法的记录，覆宜要的一步还在把这些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跟能，说到“化为”，光是“读”绝不济事，必须随时随地使各神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才成；打成一片是自己受用，咱们不但要知道必须如此，而且要乐于做到如此，“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到了“承之”的阶段，凡是所学的东西还有不是“为己”的吗？

（选白叶圣陶《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