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叶帆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体现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传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了近百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有改动）

    退学读私塾、父母担当读经“家教”、课余“读经班”异常火热……据报道，针对少儿读“经”不断涌现的讨论，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特设“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专题论坛，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教育正在逐渐回归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读经热、诵典潮，近年来风生水起，已成时尚，这是对传统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更何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将传统融入当下，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和生产生活，教育是最重要的抓手之一。目前，从戏曲、书法、武术进校园，到新教材增加古诗文比重，无不说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既可行可操作，效果也可期可赞。

    不过，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能一提读经就退学读私塾，也不能陷入读死经的泥淖之中。如果把读经简单理解为死记硬背，却不知其意，实属本末倒置。媒体曾报道，某读经少年“花了10年时间背诵了30万字的儒家经典，结果竟然连常用字都认不全，一篇800字的作文错字连篇”，这是不折不扣的读经悲剧。还有人读经，以背诵了多少万字经典而自矜，时不时卖弄于公共场合，炫技于亲朋面前，这种小聪明反衬此人并未真正读懂经。

    今人读经，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王国维认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现代人读经诵典，读进去才有可能读得懂，知其深邃，跳出来才能更客观地审视经典，并在审视过程中观照内心，有选择地指导自我。对待古代经典，用业内人士的话就是做到“客观、科学和礼敬”。否则，妍媸不分，全都拿来，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随手拈来，大口吞下”，把“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也当成了滋补品，后果自然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读经诵典，“怎么读”重要，“读成什么”也重要。在品味与诵读过程中，如果深切领悟到古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品格，并能把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就意味着读出了真意，读出了滋味。

    “有没有印度帝国没有关系，我们可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曾有英国人如是感慨。但凡对本国历史稍有了解者，都会明白民族文化的分量和意义。今天，只有我们在读经诵典中领悟到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才是真的明白了读经的意义，才能谈得上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王石川《读经典贵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比较

    ①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孔子小心翼翼地调和着新旧社会中的矛盾，企图在其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每个人都能成为道德至上的君子，人格完善；社会在“礼”的规范下，尊卑有序，井井有条；统治者做到“克己复礼”、“仁者爱人”，遵循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定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同样生活于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时整个希腊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之中。他从维护马其顿统治利益出发，既反对消极禁欲，也反对过度享乐，希望通过伦理道德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实现政治社会安定和谐。这就需要每个个体在其道德行为中寻求欲望、情感、理性间的和谐。因此，二人都想通过理论的建构去调节和平衡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境界。

    ②孔子思想中浸透着道德的身影，因此，孔子的幸福观里，个体一定要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人格，加强道德修养，只有具备道德才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统治者用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的政事，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亚里士多德受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也肯定德性（道德品性）的重要性，认为唯有品质优良的人才能够做到公正、节制，才能为善。常人所获得的一般幸福可以通过行德来实现，依靠智德所获得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

    ③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是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生活类型。那些崇尚声名、积极活动的人以荣誉为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荣誉为幸福的观点太肤浅。他也反对以物质财富为幸福，因为它不是引起本身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被追求。“快乐、荣誉、德性比财富更有资格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因为他们都引起本身而被追求，然而他们看来也并非幸福（最高善）。”

    ④孔子认为钱财和权势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孔子坦荡承认追求物质的正当性，但他更加强调获取物质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正道和义，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幸福与物质的满足并不具有必然联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粗茶淡饭、悠然自得的生活同样有其乐趣。不行正道而取得的富贵，只是过眼浮云罢了。

    ⑤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将道德和幸福联系了起来，虽然过分地讲幸福与道德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但将道德和幸福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二人对幸福与道德的感悟不同，但对当今社会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却有着重要的借鉴。幸福不只有道德的成分，还需要情感。这里的情感包含对幸福的渴望、热爱以及追求幸福过程中受到稳定情感的支配。幸福的元素应该包含有道德，有热情。

（《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

    共享经济过去就有，并非全新事物，只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可称之为共享经济：物品具有耐用性，即可以多次使用；边际使用成本非常低，即多次使用并不会明显增加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按需、便利使用，不会出现严重短缺。例如，家庭成员共用的耐用品、一些公共场合共用的物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共享经济范畴。而当前作为新增长点、新动能的共享经济，主要是指这样一种新情况：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在更大范围让非拥有者按需、便利使用。例如，共享自行车、共享汽车等。这些物品具有明显的耐用性，重复使用的成本很低。过去，因遵循“拥有才能使用”的原则，大量这类物品被长期闲置。充分利用这些物品的耐用性和低使用成本特点，让更多人按需使用，可以更充分地实现其使用价值，大大节约社会资源。

    问题在于，共享经济在运行中会遇到一些复杂问题。第一，许多人共享使用的物品能否保持耐用性？第二，能否做到每次使用的边际成本很低？第三，能否保证共享物品不短缺？如果产生显著的边际使用成本，则使用者就应付费，这就使共享经济具有了有偿使用的性质。要在较大社会范围实现按需、便利使用，就得有充足的物品供应。这些供应者的身份实际上是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营利性经济必然要参与商业竞争。因此，一般来说，现在还难以做到像在家庭（或社区单位）中那样纯粹意义上的耐用品共享。

    导致共享经济运行中产生上述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场合的道德文化环境不同，人们表现出的道德素养不同。在家庭或社区单位中使用共享物品时，成员大都会自觉爱护物品，使用后会存放在合适的地方，方便自己和他人下次使用；使用中也会注意不影响家庭或社区单位的环境、秩序等。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将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转化为共享共用物品，就会面对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使用者会不会爱惜物品？会不会考虑到下次或他人使用的方便？会不会为了同其他人争夺使用权而将物品据为己用？又如，由于现实中的共享经济同商业经济密切相关，具有营利动机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应遵循什么行为规则、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应该如何加以规范与监督？等等。

    可见，共享经济能否充分发挥优势、持续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共道德水平。社会公共道德水平越高，共享经济的优势就越明显。如果社会公共道德水平不够高，不仅共享经济的优势难以体现，还可能产生额外的资源浪费及社会损失，并付出一定的社会管理监督成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然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我们要同样重视培育互助互利的公共道德，从而在全社会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摘编自金碚《共享经济发展取决于公共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