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甫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罄。文物曾“无人问津”，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 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开展百年校庆活动，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北京系列活动也拉开了序幕，随着一北一南两大美术学府的庆典盛事，我们也深思民族美育的历史和未来，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即中国美术史的本土化写作。

    这一问题的探讨，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创置与学理研究共生并行。古代美术史研究述评结合，研究的对象以中国画为主。梁启超“新史学”开始倡导兴建文物和艺术的专门史。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开始关注文化史上各种图像和考古材料的价值运用。

    20世纪初美术史写作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参照日本学者撰写的著作翻译和重编，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二是借鉴欧洲的艺术史撰写经验，以滕固《唐宋绘画史》为代表；三是紧依画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或把它们融于典型人物和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如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四是兼顾历史分期与朝代迭进，提炼画史深度问题，并延续国人惯于接受的叙事方式，如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美术史写作的根基在于“资料”和“观念”。这四种写作模式，在材料来源上大略相同，主要是传世的画学文献和当时可见的美术实物，其区别体现在不同学人对美术史的认知态度和写作观念上。在核心思想层面，它们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的美术史写作必须坚守本土立场。而如何将民族优秀文化因子深植其中，是最值得探究和实践的。

    当前的美术史写作，也呈现两种现象：一是高度强调传统画学与现代美术史的皎然之别，热衷靠近西方艺术史的撰写形式，进而升发为美术史写作的“全球视野”。树立国际意识自然无可厚非，但若过度强化与世界的同调同规，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着意突破传统美术史写作“以绘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不仅增加了书法、工艺、建筑等单元，还将中国各宗教美术、国际美术交流等纳入其中，从某种角度上说，已从原初的美术史写作演变为美术文化史写作。过于注重美术与宏观文化的关系，反而容易消弭传统绘画的自律和深度。对于前者，应理智反思20世纪前期具有学科奠基价值的若干美术史著作中彰显的本土立场。对于后者，通过深读画学文献，自会明晓古代美术之最大宗也最具代表意味的门类即是绘画。

    当前，各方都在企盼能有更多展示本土立场和中国品格的优秀美术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写作必然是导源于画学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又时刻不离当代的格局和意识，既勇敢迈进国际艺术史撰述的对话空间，也高举充分的信心来讲述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殊然不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古代中国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

    国家的海洋需求决定着海洋经略的地位。国家的海洋需求源于其海洋认知，主要关注海洋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越充分，国家的海洋需求就越理性。古代中国“闭海”就部分根源于认知不充分所导致的海洋需求理性化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海洋经略产生的根源便是国家对海洋具备战略需求，且又拥有相应的能力来予以满足。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互动转化，国家通过海洋经略的谋划探索合理需求，并通过能力限度内的行动予以实现。海洋经略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内现实产生的介入性变量(参见下图)。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需求越强烈，付出的能力也越多，对海洋经略的重视程度相应越高。

国家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图(理想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海洋经略的效果取决于海洋需求的满足程度，而需求的完全满足主要有两种调试路径：降低需求以匹配能力或提升能力以匹配需求。前者侧重于“自我限制”，后者则倾向于“自我开拓”。在这个层面上，海洋需求构成了海洋经略的目标上限，而海洋能力则是海洋经略的效用底线。在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能力越强，国家的海洋经略规模就越大、周期也越频繁。就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而言，分裂时期沿海邦国对海洋的强烈需求通常要服从于能力的限制；统一王朝前期的海洋需求更为宽泛，同时也能凭借强大的能力得到满足；而统一王朝后期海洋经略的收缩则与国家能力的衰落成正相关态势。

    海洋经略可能实现海洋强国的塑造，却无法阻止海洋强国的衰落。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能够自觉实现海洋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可是在现实情境中，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往往深刻影响着国家对海洋需求的判断以及对海洋能力的使用，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塑造，也可能是消极限制。通常来说，历史趋势具有不可抗的变动性，地缘结构具有可靠的稳定性，秩序进程具有可抗的变动性。而国家的“积极回应”则是通过理性的海洋经略，顺应历史趋势，改善地缘结构，建构秩序进程。只有当积极塑造和回应同时发生，涉海大国才能促进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实现向“海洋强国”转型。由于客观环境的三要素之间通常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因此，海洋经略作为介入性变量就要在平衡需求与能力的同时，兼顾有限协调客观环境产生的矛盾。“海洋强国”必然要面临维系成本的边际递减效应，而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基础的消耗。客观环境的结构性矛盾重新加剧， 海洋能力与需求的匹配回归失衡状态，海洋强国也逐步退转到涉海国家。就古代中国人而言，更多还是结构性的矛盾，海洋经略没有对客观环境进行有效协调，从而使得国家的海洋能力与需求在失衡中同时衰退。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