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连队就像开水般沸腾起来，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还写了血书。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

    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他把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丑兵却杳无音讯。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晒晒暖

琦君

    ①我的故乡是浙江永嘉，乡里人管晒太阳叫“晒晒暖”，两个“晒”字，似乎有一份土气，也多一份淳朴的农村情味。说着这三个字，也越加使我怀念阔别十五年的故乡，和在故乡矮墙头上晒晒暖的童年生活。

    ②母亲最喜欢背时令：“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我也跟着背。一季有一季的妙景，而我最喜欢的却是一年里最后的四个时令：“十一月立冬小雪，十二月大雪冬至。”因为到了冬至就快过年了。而且大雪天多好玩，雪后的太阳更可爱。长工阿荣伯会用稻草给我编双大小合适的“道士靴”，套在我的蚌壳棉鞋外面，站在雪地里不会滑倒，我就可以任情地抛雪球、打雪人。玩累了，把一双冻得跟红透柿子似的小手，伸在阿荣伯的大棉里取暖。太阳出来了，他就把我抱在矮墙头上晒晒暖，又给我垫一把稻草，坐在上面，软软的，也暖暖的。他自己一手棒着火笼（庄稼人取暖用的，是一只竹编的篮子，中间镶一个瓦钵，里面烧着炭火），一手捏着旱烟筒，坐在我身边，给我讲征东征西的故事。

    ③我家后院是一大片旷场，铺了洋灰，是专为晒东西用的。秋收以后晒谷子。九月的天气虽然还很暖和。而我已开始晒晒暖了。其实我是在帮阿荣伯他们摊开簟子，拨开谷子，累得满头大汗，母亲喊我进来，我偏说怕冷，要晒晒暖。

    ④谷子进了仓，旷场边叠起一堵厚厚高高的稻草墙，面向着冬天的太阳，墙脚下摆了几张小竹椅，这里就成了我晒晒暖和逃学的好处所。因为我的笑声叫声，母亲与老师听不见，他们喊我，我也只当没听见。

    ⑤这时，旷场上晒的已不是谷子而是好吃的东西，那是萝卜丝、霉干菜、番薯丝和番薯，都香喷喷的更引诱得我舍不得离开。我每一样都要撮一把塞在口袋里留着慢慢地嚼。尤其是番薯枣，那是母亲的拿手，把番薯整个煨熟，切成长条，铺在簟子里晒，晒得糖黏黏的，再藏在钵子里可以吃一年。我等不及晒透，总是边晒边吃，母亲说有太阳气，吃了肚子疼，我都不管。阿荣伯倒说不要紧，小孩子石子吞下去也化得掉。他还用犁刀刮去新鲜番薯皮给我啃，吃得肚子鼓鼓的。有一次，老师喊我去背书，我才背了一句“齐宣王问日”，肚子里生番薯作起怪采，痛得跟发痧似的忍不住哭起来。老师偏说我是背不出书，故意装的，拿起戒尺要打，我却哇地吐了一地，他才信了。从此以后，母亲不许我在后院晒晒暖，要晒暖只能在前院，她可以看住我。

    ⑥长大点以后，知道晒晒暖的乐趣不仅是偷吃东西，还在于一家子老老小小坐在一起打瞌睡、做活儿和说说笑笑。可是父亲回来以后，晒晒暖对我却变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了。一清早，我先在南边走廊下摆好一张藤椅，边上一张小茶几，一张矮竹椅。父亲起床下楼来，就坐在藤椅里晒晒暖。我给他倒好茶，点好烟就去花厅后面玻璃房里捧出一尊尊的兰花，一字儿排在廊檐下，给它们晒半小时的暖暖。父亲要我仔细检查兰花叶子上有没有虫子，如有细黑斑点就用竹鉴轻轻将它刮去，用干布擦净，再端回玻璃暖房。搬兰花与检查虫子在当时对我是一件苦事，因为我还不懂得莳花的情趣，我只觉得那是父亲命令我做的事，我须认真地做。更有一样，父亲时常要我坐在边上背唐诗或古文，背了还要讲出个起承转合采。老师要面子，就拼命给我填鸭，要我在父亲面前炫耀。有一次我背“吊古战场”文，背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父亲大喜，认为我颇有才华。但我背诗却老是杜甫的“舍南舍北皆春水”那首诗，父亲恼了，我心里更烦恼，太阳晒在背上不是暖烘烘而是热辣辣的，只觉浑身不自在，恨不得溜到后院去找阿荣伯玩。

    ⑦可是岁月不待人，一转眼间，父亲鬓边已添了星星白发，我也长大了。战乱中流离转徙，没有一个冬天能够在故乡过着晒晒暖的安闲日子。如今呢，更不必说了。

    ⑧台湾的天气，农历十一月中旬还得穿单衫，没有一丝冬意，飘雪花与雪后晒晒暖的情味，就只能在梦中追寻。故乡呢，也似乎离得更远了。

雪窗帘

迟子建

    一进腊月，火车就拥挤得要爆棚了，盥洗室也被无座的乘客占满。天已黑了，列车的玻璃窗上蒙着霜花。有淘气的小孩子为了看窗外的风景，就不停地用手指甲刮着霜花，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给鱼剐鳞的声音。

    一个女列车员召唤旅客换卧铺票。她在车厢的过道里一遍一遍地吆喝：“还有没有没换票的？”见再没有旅客回答，就走了。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

    老女人说：“这是我的铺，你咋让我走呢？” 胖男人说：“这是我的铺，我刚刚补的铺！”

    一个吸着烟的男人提醒老女人：“你再看看你的票，是不是这个铺的？”

    还有的人说：“你是不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假票啊？”

    老女人很委屈地说：“这票是我闺女早晨四点钟上火车站排队给我买的。”说着，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可是，她没有跟列车员换票，所以她的铺被当作空铺卖给了别人！大家把她犯的过失说给她听时，她几乎要急哭了。

    酒气熏天的胖男人用轻蔑的语气说：“连火车都不会坐，出什么门呢？”

    那个吸烟的男人对新来的铺位主人胖男人说：“哎，跟老太太说话客气点，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出趟门容易吗？”

    “你想当雷锋是不是？那行啊，你把自己的铺让给老太婆睡不就行了么！”胖男人咄咄逼人。“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吸烟者掐灭了烟，跃跃欲试地朝胖男人挥舞了一下胳膊。

    “怎么着？是不是过年回家没什么带的，想挂点彩回去呀？！”胖男人挑衅地说：“过来呀，老子成全你！”

    “你们可别因为我打架啊，这大过年的，把谁打了都不好。”老女人起身拉住胖男人的毛衣袖口说。

    那个女列车员过来了。她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我喊让乘客换票，嗓子都要喊破了，大家都能证明吧？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属于人家的了。”

    老女人可怜巴巴地说：“那我这票就等于作废了？”

    “作废倒不至于，不过现在卧铺都满员了，你只能坐着了。

    “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

    “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 老女人的话引来一片笑声。

    女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要是一起身，它就自动立起来了！”

    胖男人一头钻进了被窝，人们都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

    先前与胖男人险些大打出手的那个吸烟男人很同情地看了老女人一眼，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去睡得了。”

    老女人说：“不用，你们年轻人觉大，你去睡吧。”

    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那个吸烟男人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

    “别说爬个上铺了，就是让我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保证着。

    “哎，那可不行，万一你有个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他急忙说自己拉肚子，得赶快上厕所，逃之夭夭

    天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所以即使它没有挂窗帘，却仿佛挂了似的，那是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

（有删改）

寻找民工老海

    过了春节，何家庄的男人就踏上了淘金之路。出了火车站，一帮人背着铺盖卷，浩浩荡荡走了两条街，忽然发现队里的老海不见了。一行人急忙掉转头往回找，可哪儿找得见老海的人影？

    大伙都急了，这老海五十多岁的大老粗，大字不识一个，头一次出远门不说，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如今让他一个人落了单，这还不要了他的老命哇！大伙儿回到火车站，以为老海会撞回到这里来的，谁知等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见人。

    第三天，来了一个招工的胖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大伙儿惦记着老海，安顿好以后，就接着出去找老海。可要想在这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找一个人，况且这个人还是个文盲，这简直比海底捞针还要难。

    人没找着，大伙心里不好受，老板一看不乐意了，说：“我叫你们来就是为了赶工程的，你们倒好，天天跑到外面玩，明天再不开工，我只好去叫别人了。”队中年纪最长的老山头急忙赔着笑解释：“老板，我们走丢了一个同伴，不找到他，心里不踏实呀！”老板一听笑了：“我还以为丢了个小姑娘呢，不就是个大男人吗？你们还怕他被骗去当小姐呀！要干就开工，不想干趁早走人……”大伙儿一听老板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就想，还是先保住这份活，再慢慢找吧。

    于是，以后大伙就利用收工后的空闲时间出去找老海。他们一共七个人，就分成几组，往几个方向找去，像在家里围猎野猪一样，一定要把老海围出来。可这种方法一到大城市显然就行不通，一个月下来，他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根本不见老海的人影儿。大伙一商量，就想出了个新招：在走过的地方贴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这样老海看到就知道他们在哪了。转念一想，这老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就算看到了，还不是睁着眼走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老海任何消息。大伙又着急又担心，老海身上那点钱肯定早用光了，他普通话不会说，字不会认，肯定也没法子找到活干。这样一来，老海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肚子了，说不定就加入丐帮了呢！大伙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大伙出去时，眼睛总是盯着街上那些乞丐，一看到跟老海身子有点像的，就走上去仔细认一认。一看不是，就比划着向他打听，然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老海好像已经在这座城市蒸发了。

    一天，队里一个年轻后生忽然想出了个主意，兴奋地说：“老海虽然不认字，可他不是瞎子啊！我们只要在去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他认得的东西，这样就容易多了！”大伙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可有什么东西能让老海知道是他们留下的呢？想来想去，家里这时候不是家家都在搞编织吗？对，就留一个家里特有的那种小篾箪，老海看到了，再怎么笨的人也该知道是家里人留的吧，然后他就会在那地方等，这样，他们碰面的机会就大多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大伙收了工，就在工地上捡了一些不用的竹子，开成篾片，编成一个个小篾箪，街上的电线杆上、路边的大树上、公园大门口，都挂了一些上去。在一些小篾箪里，他们还放进了水和一块大面包，这样老海看到的时候，马上可以拿来充饥。他们又考虑到，如果老海发现了小篾箪，跟着来找他们怎么办？于是，他们在通往工地的小路口挂了十多个小篾箪，用油漆涂成红色，显得十分醒目。

    这样一来，他们找人的方法从游击战变成了“守箪待人”。每过两天，他们就像在家里查野猪夹一样，到挂有小篾箪的地点去巡查一遍，看看里面装的东西还在不在。如果东西没动，担心变质，就拿回去大家吃，再换上新鲜的水和面包。

    一晃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老海既没找到工地来，大伙儿也没在挂小篾箪的地方守到他。大伙都挺失望：这老海，咋就不能多走动走动，多抬头瞧瞧呢！可是，这办法还得坚持下去，他们轮流着隔两天三天就去查看，更换水和面包。

    不知不觉，一年就要过去了，工地在春节前半个多月就停工放假。一天，老板回到工地查看，发现工棚里还住着人，进去一瞧，原来是他们这一伙，老板奇怪了，别人巴不得赶早回去，这伙人看样子还没有走的打算，就问：“咋的？我又没少你们一分工钱，不想回家过年啊？”老山头忙说：“哪能不想回家啊，一年没见着家里人，心早回去了。可我们还少一个人。”

    老板这才想起他们说过走丢了一个同伴这回事：“哦，还没找到呀！我看，你们别等了，这年头无名死者多了，没人认领，往火化炉一扔完事！”大伙一听，脸顿时变了色，面面相觑。这个他们倒从没想过，难道老海真的……老山头紧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颤抖了几下，缓缓开了口：“我们乡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十个人进山，决不能九个人回来，不管是人还是尸。我们八个人来，不能七个人回去。”

    老板想了想，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不过得花钱。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说明有报酬，就是一只蚂蚁也能给你找出来。”大伙忙问要多少钱，老板笑了：“这就说不准了，有钱人找条狗找只猫出个三万五万不算多，没钱的找儿找女三百五百不算少，这要看他在你们心中是什么分量！”大伙儿转头看着老山头，等着他发话。老山头叭叭地抽了一回烟，说：“这样吧，我们七个人，一人凑五百出来。”说着，率先掏了五百元。大伙纷纷拿出钱，很快凑了三千五百块。老板有点惊讶地打量着他们，他知道他们这一年到头也就挣了四五千块而已，这五百块可就是他们一个月的血汗钱呢！老板二话没说，就带着他们找到报社，第二天，寻找老海的启事就登出来了。报社还根据他们的描绘，用电脑拼了一张老海的图。见报后，他们满怀希望地在工地等候着。

    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他们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眼看离春节只有几天了，老山头心情沉重地对大伙说：“这个年，大家都别回去了，在这过吧！”大伙儿默默地点头，决定留下来后，他们就一起到挂小篾箪的地点去查一遍。走了几个地方，没发现什么异样，大伙累了，蹲在一棵树下歇脚。忽然，一个后生指着树干喊了起来：“你们看，这儿写着老海！”大伙凑近一瞧，果然没错，树根上被人用刀歪歪斜斜地刻着两个字：老海。大伙顿时兴奋起来，这么说，一定是老海曾来过这儿，还在这儿给他们留下了记号。他们来了劲，继续往前搜寻，走了两条街，又发现了一棵留有老海名字的树。看来，老海一定在这一带出现过。

    可是，老海根本就不认识字啊！大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放过这一线希望，就坐在树下等，一直坐到天黑，也没见到老海的影子，他们决定明天再来。回到工地，他们发现工棚里亮起了灯光，疑惑地走进去一看，乐了，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老板，另一个不是老海是谁？

    “老海！”大伙冲上去和老海抱在一块，又跳又喊。好半天，大伙才问老海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害他们找了一年。老海嘿嘿地笑了：“我命好，被一个煤气店老板看中，叫我去拉煤气，一天给十五块钱。我一想，这活也挺好，可以天天在街上，说不定就能碰见你们呢！后来我又想，你们不是都认得字吗？我求人教会了自己的名字，把它刻在树上，这样你们一看到我老海的名字，就知道我在这里出现了。”大伙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怪自己光注意高处的小篾箪，哪里想到老海会有这一手哟！大伙又问老海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老板拿出一张报纸笑了：“你们看看吧！”大伙接过一瞧，原来是老海登的一个寻人启事：寻找七个民工……老海挠着脑袋说：“快过年了，老板问我为啥还不回家，我说不行啊，我们八个人来的，找不到那七个，我不能回去呀。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在报上登这个东西，谁给我找着你们，给他一千块！”说着，老海就从身上掏钱，大伙一看明白了，是老板看了报纸带老海来工地的。可老板却把老海的钱推了回去，并且从包里拿出几张车票来，一边塞到老山头手里，一边说：“这是我托人买到的车票，过完节，我在工地等你们来。记住，是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有删改)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