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姥姥初进荣国府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说着，都迎出去了。刘姥姥屏声侧耳默候。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他。

只见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看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 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儿便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

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刚问些闲话时，周瑞家的向凤姐回话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刘姥姥道：“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忍耻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说了……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

刘姥姥吃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舔舌咂嘴的道谢。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二则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见，笑而不睬，只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吊钱来，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若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这钱雇车坐罢。……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钱，随了周瑞家的来至外面，仍从后门去了。 

（选自《红楼梦》第六回 有删节

中国出版第一人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诗句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百上千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得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竞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4/5，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多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唯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有删改）

父亲没有赴约

【美国】罗伯特·诺格斯

    这个故事发生在风景如画的国家丹麦的小客栈里。这种客栈通常供应游客食物和饮料。并且这儿的人们都讲英文。我和父亲因为生意上的事，也因为旅游来到了这样的客栈，过着愉快的时光。

    “我希望母亲和我们一起在这儿。该多好啊！”我说．

    “如果你母亲来这里，带着她去附近旅游一定非常惬意！”父亲说．年轻时他曾经在丹麦旅游参观。我问：“您自那次旅游后离开此地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哦！大约三十年。我依稀记得路途上曾经到过这个客栈。”他朝周围看了看，沉浸在回忆的气氛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突然他沉默了，我看见他的脸变得异常苍白．随着他的视线望去我发现一个太太手里拿着一托盘饮料站在一群顾客面前。看得出她从前也许很漂亮。但现在发胖了，头发显得有些零乱，我问父亲：“您认识她么？”“从前认识。”他说。

    这位太太来到我们桌前，问：“要饮料吗？”

    “她变得太多太多了。感谢上帝她没有认出我．”父亲轻声说，手里拿着手帕做了个鬼脸。“在遇到你母亲前我曾经认识她。”他继续说，“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到这里来旅游。她当时是个年轻可爱的少女，温文尔雅、妩媚动人。我们疯狂地相爱了。”

    “母亲知道此事吗？”我突然忿忿不平地说。

    “当然知道。”父亲焦虑地看着我，轻声说。我能感觉到他此时的窘迫。

    我说：“爸，您大可不必……”

    “假如你母亲在这儿，她将告诉你这一切。我不想让你为此操心。那时我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完全是个外国人。当时我的生活完全依赖你爷爷。如果她跟我结婚，她不会有任何前途。所以她的父景竭力反对我们的风流韵事。当我写信告诉父亲我想跟她结婚时，你爷爷便拒绝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援助。于是我不得不返回故乡。但是临走前我们见过一次面，我告诉她我必须回美国去借些钱，几个月后回来便跟她结婚。”

    “我们知道，”他继续说，“她的父亲可能会拦截我们的来往信件。所以我们决定我将简单地给她寄一个纸条，告诉她我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在那里我们将举行婚礼。然后我就回美国贷了款并写信告诉她见面的事。她收到信后复函说：‘届时我将如期而至。’可是她没有去。后来我了解到她在约定日期两周前和当地的一个客栈老板结婚了。她没有等到我们预定的时刻。”

    接着，父亲说：“感谢上帝她没有赴约。回家后我遇到了你母亲，我们过得非常幸福。我们常为这件年轻时的骑士故事说笑寻开心。我提议将来你把此事写成文字。”那位太太拿着啤酒出现在我们面前。“你是从美国来的吗？”她问我。

    “是的。”我说。

    她微笑着说：“哦，美国，令人神往的地方。”

    “是的，你的许多同胞都去了美国，你考虑过此事吗？”

    “不是我，不是现在。”她说，“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但最后我还是留在了这里。留在这里挺不错的。”

    喝罢啤酒我们离开了客栈。我问父亲：“爸，您给她的信上的日期是怎么写的？”

    他停下脚步，掏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像这样，”他说，“12／11／13．就是说1913年12月11日！”

    “不！”我惊呼，在丹麦和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不是那个日期。在这些地方，人们按日、月、年的顺序写日期。所以你写的日期不是12月11日，而是11月12日！”

    父亲用手捂住脸。“哦！她到了那里！”他惊叫道，“只因为我没有赴约，她才跟别人结的婚。”他沉默了片刻。“还好！’’他说，“我衷心祝愿她幸福。实际上看来她似乎确实如此。”

    当我们总结此事时我突然说：“这真是件幸运的事，否则不会遏上我母亲。”

    父亲双手放在我肩膀上，温和地看着我，微笑着我：“我是双倍的荣幸，小伙子，不然的话，我既不会遇上你母亲更不会遇上你！”（摘自《文艺生活》）

飞来的木桶

高军

    1939丰冬天，沂蒙山区比往年冷得多。这样的气候对患有肋膜炎的徐向前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部队很快就要从东高庄村移防了，一有空闲徐向前总是到老百姓家里多转一转。

    这天他和警卫员随意走进了麻其老人家中，老人正坐在被窝里取暖。麻其想从床上起来，徐向前赶紧上前一步，按住了他：“大爷，够冷的哈。”徐向前觉得那破被子薄薄的，仅有很少的一点暖意，“你就坐在被窝里，咱们拉拉呱。”说着，他把自己披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了麻其的薄被子上面。警卫员想阻止，徐向前摆手阻止他说下去：“咳，咳，你出去吧，我和大爷说说话。”

    麻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起来。徐向前倾着身子，拉着他那粗糙的手与他家长里短地说着话。麻其看徐向前嘴唇有些发青，想把大衣让他披上。徐向前用力制止了：“大爷，这是送给你的。”

    告辞的时候，麻其还是起来了，徐向前赶紧给他披上大衣，拉了拉领子：“这样会暖和一点，别送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拐过院子墙角的时候，警卫员突然对徐向前小声说：“首长，大爷家的木桶盛的水不易上冻，咱们饮马用的铁桶，太容易冻实心了，要是……”徐向前摆摆手制止了他，大步向前走去。

    这些天天气太冷了，饮马水很快就被冻住了，冻实的冰块倒都倒不出来，非常麻烦，警卫员打的小九九是想要麻其家的木桶，但看到徐向前很坚决地摆了手，知道没有戏了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可是说来也奇怪，第二天警卫员在大门楼下发现了一只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木桶，他高兴地拿着去井上打满水，提回来就放到了马头前面。他站在一边，高兴地观察着，马悠闲地喝几口水，偶尔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温驯的眼睛中好像充满感激之情。

    “怎么回事儿？”警卫员转眼一看，是徐向前来了，正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自己，食指直直地指着木桶。“我、我……”警卫员正想解释，被徐向前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什么我，赶紧给麻大爷送回去。”警卫员想，肯定是自己昨天说的话让大爷听见了，大爷知道咱们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偷偷把木桶给送过来了。于是赶紧倒掉水，提起来就小跑着去了。

    徐向前在军用地图前思考着，时而也会用手在上面指点比画一下。不一会儿，警卫员提着空空的木桶慢吞吞地回来了。

    徐向前转回身来：“怎么回事儿？”

    警卫员汇报说：“麻其大爷家的木桶还好好地在家里呢，他根本不承认这是他家的木桶。”徐向前自言自语道：“难道是长着翅膀自己飞来的？”警卫员赶紧接上说：“咱们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也没听到，早晨起来大门楼下就发现了这只木桶，说不定就是自己飞来的呢。”徐向前瞪了他一眼，他赶紧住了嘴。徐向前又问道：“老人家怎么说的？”警卫员小声说道：“大爷说，找不到主儿就先用着呗。”徐向前嘱咐道：“先注意观察情况吧，看到底是谁给咱送来的，然后再做处理。”警卫员出去了，徐向前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摇摇头又回到了地图前面。

    又过了一天，一切都已收拾整齐，部队就要出发。徐向前让警卫员提起两个铁筲桶，招呼说：“走吧。”警卫员有些疑惑，但还是听话地紧跟上了脚步。

    他们再次来到了麻其家的小院子，麻其看着警卫员提的铁筲桶，问道：“这个……”徐向前用一只手揽着麻其的肩：“天气太冷了，咱们屋子里说话吧。”

    坐下后，徐向前说道：“麻大爷，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过来向你告个别，再来看看您老人家哈。”麻其说：“别见外啊，你送我的棉大衣可暖和了。”徐向前说：“前天早上，我那里突然飞去了一只木桶，我用来饮马可好用了，特别是这大冷天。可是，你说说它会长翅膀吗？怎么就会飞了去呢？”麻其呵呵一笑：“山里奇事多，长翅膀也是有可能的。”徐向前用舒缓的语调深情地说道：“玩笑话咱就不多说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得到了拥护和支持的，我们深深感谢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啊。大爷啊，我有了那飞来的木桶，这两个铁筲桶也就用不着了，想着送给你哈。”麻其摇头：“这不行这不行。”徐向前笑了笑：“这也能给我们行军减轻一些负担啊。”麻其嗫嚅着：“你看看你看看，这刚送了我大棉袄，怎么能再要这个啊？”徐向前说：“不是说军民一家吗？咱们就别分你我了好不？”

鸡汤治不了这种病

〔美国〕鲍勃·帕克斯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并不是经常见到他，但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很开心。他对任何事情都是温和柔软，从不发脾气。

我曾经对他说我从未见他激动过。“我真希望能够像你那样淡定冷静。”我说。

“是药物的原因。”他笑着说。

听他这么解释，我哈哈笑了起来，因为这种心情绝不是什么药物能起“作用”的。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他说，“我最近被诊断出患了帕金森症。”

“哦，非常抱歉。”我说。

“我服用的药会导致我的生活有点迷糊。”他补充了一句。

著名演员迈克尔·J·福克斯也患帕金森症，尽管我们看到他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并提倡对这种疾病的治疗。

我的这位朋友是我的汽车机修师。你可以想象得这种病对他今后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约好了过去给我的车装上防雪滑轮胎。我走进修理厂时，朋友正坐在柜台后面。

我说：“你好。”

他从电脑处抬起头，说：“我一会儿就过来陪你。”

我听到他抽了几次鼻涕，但此时并不是真正寒冷的季节。

我等了一会儿，他接过了我的车钥匙。“我去喝杯咖啡就回来。”我说。他笑了笑。

我经常开车来我最喜欢的阿蜜莉雅小餐厅吃饭。这是一家典型的家庭小餐厅。你在这里总是能吃得饱饱的，可以得到老板很多笑容，还可以跟老板开心地交谈。

我下单后看了一会儿报纸。然后，我问服务员：“你们今天有什么汤？”

“鸡汤面条。”

“太好了。我朋友着凉了，我想给他带一碗回去。”

然后，我在倾盆大雨中步行回去，一手拿着伞，一手端着一碗治百病的鸡汤。

我走进门，微笑着将碗放到他面前的柜台上。

“这是什么？”他问。

“给你治感冒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听到你抽鼻涕。人们说鸡汤可以治百病。”

他先是低下头，然后再抬起头说：“谢谢你，鲍勃。你真是太好了。问题是我没有着凉。我弟弟去世了。”

当你意识到你好心的所说所为突然变得错得一塌糊涂的那一刻，真的是令人沮丧。

“哦，朋友，真是非常抱歉。我以为你着凉了。我真是太蠢了，竟然给你带回一碗鸡汤。它真的治不了这个。”我说。

接着，我们谈了所发生的事情。他弟弟52岁，是癌症。

在他讲述期间，两行眼泪慢慢地从脸上往下流。他根本就没有抹掉它们的打算。

我心想，此时此刻，抹不抹掉眼泪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你是知道的，男人即使是在这种时刻，也会尽量坚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而他仍然是一副温和的表情，呆滞和伤心。

“我告诉你吧，自从听到你患了帕金森症，我就每天晚上为你祈祷了。我没有祈求安慰，我从一开始就对上帝说我希望你能够得到治愈。”

他低下头，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我为我弟弟祈祷的时间最长了。终于，我知道治愈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祈求不要让他再这样痛苦下去了。他不再痛苦了。”

我们都默不出声，有那么一阵子，我们只是互相凝视着对方。

“请将鸡汤转给其他人喝吧。”我说。

“不。我很喜欢喝鸡汤，真的。谢谢你所做的这一切。”

鸡汤治不了这种病，但其中所隐含的爱是有助于疗伤的。

(有删改)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