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林克艾普大数据，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可以预见的是，未来00后的数字阅读潜力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摘编自林克艾普公司《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口识字率持续上升；2014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国民图书阅读量、阅读习惯、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等进行统计研究。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2014年人均图书阅读量4.56册、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0%，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也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差距不小。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确实没时间读书，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中国人工作强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天下趣事网《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藉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呜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氏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材料一：

    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人工智能人才短缺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道：“先说一个坏消息，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上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人才。再说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都缺乏。”

    马云进一步说道，就人工智能而言，我们没有未来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让孩子和机器比谁背书背得快，记得快。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有创造力，有担当，这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我们国家从教育入手，才有可能赢得未来。”

（摘编自《马云：中国没有人工智能人才，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2018年5月16日澎湃新闻）

材料二：

    今天，由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等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AI教育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海知名高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华东师大二附中、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等全国40所学校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

    国内中等教育体系首次引入AI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由此人工智能这一当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将走出“象牙塔”，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

（摘编自唐小丽《普及AI教育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2018年4月28日人民网）

材料三：

    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人民时评《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201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记者3月31日从中国大洋协会了解到，我国科考队员近日在东南太平洋海域首次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这一发现刷新了我国和国际上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研究的新纪录。

    科考队员是在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第五航段暨中国大洋46航次第四航段科考作业中获此发现的。根据对沉积物现场元素测试数据、浅地层和多波束测量资料综合分析，科考队在东南太平洋深海盆地内初步划分出了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富稀土沉积区。这是国际上首次在东南太平洋海域发现大范围富稀土沉积，为在该区域深入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和相关环境研究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经过科学家前期研究，我国已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初步划分出了4个富稀土成矿带，提出了全球12个深海稀土资源潜在富集调查区，并对全球海底稀土资源潜力进行了评估。目前，我国在深海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水平处于国际先进之列。

（摘编自《我国首次在东南太平洋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

材料二：

中国一直无法自主决定稀土的产量、出口额与价格。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近10倍，但平均价格几乎缩水六成以重要的军工原料碳酸饰为例，2012年7月包头碳酸稀土价格为6.8万元/吨，而2013年7月其价格下跌至2.7万元/吨，跌幅达到60%，可见中国对价格的调拉成效微弱。由于世界高尖端经济与军事工业严重依赖中国的稀土出口因而每当中国试图调控价格或削减出口量时，其他利益攸关国往往联合反对并威胁报复，致使中国不得不在权衡后做出妥协。加之中国国内出口商不计环境成本无序出口相互恶性竞争国内稀土产业整合困难。中国在世界稀土市场内外交困，导致定价权旁落。尽管中国积极采取稀土出口配额管理，但实质上无法阻止国内稀土资源大量外流，反而引起稀土走私现象。至今，中国稀土贸易仍处困境之中，贸易劣势仍未得到改善。

（摘编自李宏《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稀土产业的经济外交策略》）

材料三：

    主持人：徐光宪院士在七十年代提出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对我国稀土产业发展做出了怎样的巨大贡献？这一理论在今后工业生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严纯华：首先，从旧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时代选今，从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认识元素本身的发展来说，稀土家族是最后一个被关注的元素家族；其次，过去几十年间，几乎每隔5至10年稀土科技都有重大的发现和技术突破，这些发现和突破不仅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再次，稀土与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能源、环境和信息等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目前稀土采选冶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的研究机遇。从稀土研究本身来讲，人类发现稀土至今已有200多年，但真正系统地开展稀土本征性质研究也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理论和技术问题都有待解决。

    过去30年，因中国稀土分离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发达国家依赖中国价廉物美的稀土产品，形成了稀土资源开采和分离方面的人才和技术断层目前中国在稀土采选冶技术上具有优势，支撑了全球95以上的需求量，但是在稀土的高、精、尖和特殊用途的材料方面，中国还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既有优势，高效利用资源，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稀土研究的步伐，在稀土资源高效、绿色利用和高端应用的核心技术方面做出更具价值的探索和成果。

（摘编自《稀土纳米功能材料的领跑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先生访谈》）

材料一：

    权威智库机构“瞭望智库”10月1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民众“获得感”的持续提升，科技领域“获得感”得分5年间增长72%，仅过去一年就提高了约20%。在各领域的科技成果中，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在提升民众“获得感”中的贡献率最高，占26%。

    “获得感”既是一种主观感受，也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获得。这种“获得”既包括物质、经济上的获得，也包括精神上的获得，是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生动写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获得感”指数的地区差异说明，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发展仍是第一位的要求，同时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在高端制造、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国正在从“跟随者”变成“引领者”。以支付为例，为解决电子商务的信任问题，2004年支付宝诞生，开创引领了移动支付、信用贷款、以支付为入口连接公共服务等技术和模式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和经验共享，在世界上带动了一大批跟随者。

（摘编自人民网《过去5年，哪些技术最能提升百姓“获得感”》）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扣这一主要矛盾转化，为美好生活保驾护航，是未来科技创新工作的时代方向。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回顾过去5年，科技创新改进民生福祉让百姓受益匪浅。而在国家层面，政府其实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科技部统计显示，目前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成覆盖2183家医疗机构的新型协同创新网络，慢阻肺、脑卒中等领域的国际医疗指南被改写，重大疾病防控有了“中国方案”；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体系，全面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者、引领者。

（摘编自新华网《科技投入向民生倾斜，让人民有科技“获得感”》）

材料三：

    中国眼下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场景实在是太丰富了，西方未来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全球正在或即将经历一场“中国浪潮”“中国浪潮”的掀起，并非凭空而来。

    技术精英正大规模涌回中国。截至2014年，中国回国留学生人数首超出国人数；2015年，回国人员达到当年出国总人数的77%，而15年前，这个比例只有23%。技术上，中国高铁运行5年，客流量就超过34岁的法国高铁，而建设成本仅是德国、日本等1/3—1/2，领先世界；中国航天与美国并肩，中国“天宫”将成未来唯一运行的太空空间站，领先世界；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及杰出研究者喷涌式集体入选全球科技权威榜单，领先世界……

    五年前的我们，根本想不到今天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用四五个小时，是从前的1/4时间；排队成历史，很多要办的事、要买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出门不用带钱包，甚至连手机可能都不用带了，“靠脸吃饭”时代正在招手……这些甚至让在联合国工作回国的人员都感到自己落后了。

    每一次浪潮，都是一场从技术到商业模式，再到生活方式的革命。眼下，中国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在印度，不少餐馆、加油站、飞饼摊、茶叶摊挂上了二维码；在印尼，人们不仅打车打摩的用手机，连点餐、预约快递、干洗衣服也用手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都纷纷要引进中国铁路技术……这些都让中国游客有种奇妙的宾至如归感。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受益人只是技术拥有者及投资人，普通人很难受益，甚至会因为新技术出现而贫困，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生计，由此导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而眼下这波“中国浪潮”，让普通人从中受益的时间前所未有地变短。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浪潮来了！”——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68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