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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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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六中学2018-2019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林克艾普大数据,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可以预见的是,未来00后的数字阅读潜力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摘编自林克艾普公司《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口识字率持续上升;2014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国民图书阅读量、阅读习惯、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等进行统计研究。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2014年人均图书阅读量4.56册、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0%,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也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差距不小。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确实没时间读书,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中国人工作强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天下趣事网《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1)、下列对上述材料的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
A、根据材料一,2015年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相比2014年增长了接近一倍,是历年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B、根据材料一,虽然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但数字化阅读更受年轻人的喜爱,数字化阅读将会取代纸质化阅读。 C、材料二认为,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民不断增长的阅读消费需求将支撑图书市场进一步发展。 D、材料三认为,我国国民纸质图书人均阅读量比日韩等国少的最直接原因,是中国人的工作强度全世界最大,导致国民没有时间读书。
(2)、下列针对三则材料的理解和分析,合理的一项是(    )
A、材料一显示2013至2015年,我国国民阅读方式中,纸质图书的阅读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电子书的阅读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B、材料二中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手段、立法方式鼓励国民读书,营造良好的社会读书氛围来促进国民阅读,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C、材料三显示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中还包括了对教材和教辅的阅读,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广大中小学生对课外阅读的抵触。 D、三则材料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国民的阅读情况进行了分析,都认为我国国民的阅读情况虽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但会越来越好。
(3)、请你对提高我国国民阅读量提出两条合理建议,并结合材料简要阐述。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本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对于长期存在的厕所问题,我们如何寻找解题之钥?韩国制定《公共卫生间法》,对公厕实施评价认证制度,使当地厕所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道风景线。美国则开放餐馆、商场等地厕所,还要求配有残疾人厕位、“同伴帮助厕位”等。

    重庆市旅游系统从2015年起掀起了一场“厕所革命”,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结合全域旅游发展,打造了一批“设计独特、注重实用、倡导环保的旅游厕所。如黑山景区以鹅卵石装饰旅游厕所墙面,卧龙岗景区则以单向可视玻璃做墙面,游客如厕时可欣赏风景。璧山引导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建设,以捐建单位命名公厕,公厕显示屏还滚动播放企业公益广告。依靠创新,该区走出一条以厕养厕的市场化经营新路,目前该区建好的AA级厕所,有80%来自企业捐建。

    两年多来,重庆市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2458座,超过目标任务6.45%,厕所存在的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旅游服务环境有较大改善,旅游形象有极大提升。

(摘编自《重庆“厕所革命”调查:既要面子更要里子》2017年12月05日《重庆日报》

【注】“厕所革命”是指对发展中国家的厕所进行改造的一项举措。最早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国家领导人近三年来多次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

材料二:

(摘编自《关于苏州市厕所革命实施工作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2017年12月01日《苏州人民网站》)

材料三:

如何进行“厕所革命”?首先要突破简单技术思维的桎梏,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回顾人类发展史,东西方关于“如厕”的文化和技术发展脉络有明显分野。西方文明,自古便重视技术的改进,水冲清洁方式加上坐便器的改进,构成西方厕所的基本演化逻辑,冲水马桶便是其代表性成果。而东方社会,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与“物尽其用”。先人们从西周时就开始探索粪便与土地肥力的关系,战国时已经掌握粪便积肥技术,汉代便有“美粪良田”的说法。直至上世纪中叶,粪肥依旧是中国农民耕种的法宝。但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在大规模施用化肥后,土地与人类、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天然连接断裂,城市居民的粪便成了城市的巨大负担,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庞大的污水处理厂,斥巨资将原本宝贵的有机质从相对洁净的杂排水中分离出去。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污水处理的成本不堪重负,农村土壤日渐贫瘠……进入21世纪,有更多的学者在反思今人的如厕问题,在重新思考“美粪”与“良田”的关系,这也成为“生态厕所”设计的基点。

(摘编自《生态厕所:社会转型中的设计实验》,2017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顺差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逆差也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数据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2000年以来,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的480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7年的758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一差异占美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8%逐步下降至15%左右,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贸易赤字快速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7260亿美元,其中以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多,达到2016亿美元。

(摘编自2018年08月21日许宪春《统计视角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材料二: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中美贸易飞速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比重持续增加。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对美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为18%;中国从美进口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末达到8.95%。

图表1:中国对美出口情况

图表2:中国从美国进口情况

材料三: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争端逐渐升级。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一直是美国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自胜选以来,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频繁打出“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牌,使得中美贸易战的阴云一直未散,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和德国类似的情境。如今的日德在经济上已有明显起色,两国在应对贸易冲突上有许多经验和总结。那么,中国可以从日德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我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通过提振内需并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还应理性面对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同时,我们还应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扩大推进对外开放程度。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以史为鉴,中国当如何应对可能的中美贸易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思网进行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9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科幻片《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个听起来既疯狂又酷炫的“末日故事”,来自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构成了电影《流液地球》的基本内核。导演郭凡的团队非常成功地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中国内核,幻化成了电影里面观众看到的那份具有强共鸣、强共情的中国式故事和情感。在《流浪地球》的出品方之一、北京文化电影事业总经理张苗看来,“中国科幻影片和好莱坞科幻影片的最大差异,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内核。而这个内 核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表示:“《流浪地球》在制作上显示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度,内容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思和责任的担当,是一都让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

《流浪地球》的上映让中国科幻电影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与希望,看到了与好莱坞大片竞争的力量和勇气影评人韩浩月表示:“国产科幻片可从《流浪地球》中获得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以前国产电影都是“土味儿科幻”,今后可以把格局打开,营造宏大的史诗效果。”

(摘编自《春节档电影:高质量成就好作品》,《光明日报》2019年2月12日)

材料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4日刊登为《中国电别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作者为文·李·迈耶斯。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是太空探索的后来者,同样,在电影业中,该国也是科幻片的后来者。这种局面即将发生改变。中国首部以太空为背景的大片——《流浪地球》,2月5日上映,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接近5000万美元,以美国好莱坞的标准来看不算高,但在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大手笔。7000多人参与了制作,其中大部分场景摄于由房地产和误乐业巨头大连万达集团投80亿美元在海滨城市青岛建设的东方影都。

郭帆说:“我真心希望这部电影至少不要赔钱。只要这部片子不赔钱,我们就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科幻电影。”刘慈欣小说的流行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最近的两部好电影《地心引力》和《火星救援》也有助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这两部片都包含了重要的情节转折,正面展现了中国的太空计划,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今天再谈论科幻电影,为了与之前的国产电影区分,人们住往会加上一个限定词“硬核” 够不够“硬核”,成为评价科幻电影的关键指标。其实,“中国硬核电影科幻元年”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噱头和炒作,而是各方面条件成熟后的“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过去引为笑谈的简陋特效逐渐成为历史。而中国电影视效 公司对视效数据库的建设和制片体制中“后期前置”逐渐普及,使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具备摄制比肩准一线大片的实力和先进的摄制流程。而从人文思想演变角度来看,一战后,西方世界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人类的“反噬”和伤害的思考一直贯穿于其科幻电影创作之中,“废土”与“末世”构成很多科幻电影的主场景。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是“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还是“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我们对科技进步主要持“可上九天提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乐观精种,因此,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5日)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孤陈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经过两年不断的深度“学习”,如今已具备强大的“创作”能力。只需上传一张图片,给几个关键词,小冰就能在10秒内替你创作出诗歌初稿。在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曾用27个化名,在报刊、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中发布小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没有人发现作者是个机器人。后来,小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取名“阳光失了玻璃窗”。

    微软小冰项目负责人李笛介绍,为了掌握写诗技能,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一开始小冰写出的诗句毫不通顺,后来慢慢变得“风格独特、有偏好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画家”小冰的模型已开始基于情感计算框架。换句话说,“画家”小冰不仅具有IQ(智商),还开始具有EQ(情商),并且其“创作”开始基于情感激发。这个模型有这样非常鲜明的特点:会大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是要求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创作。该模型通过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画作的学习,已能独立完成100%原创的绘画作品。

    此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开发都是围绕着任务驱动型、知识型的路线来架构。但近些年,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除了微软的小冰,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体”的概念,要求人工智能更加有个性,更加有“人设”。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IQ开始向“IQ+EQ”演变。长此以往,人工智能将不仅具备人类的智慧,或许还将拥有人类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并且能够依靠情感激发来进行文艺创作,那人类独有的文艺创作能力的确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材料二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的诗、画的画、作的曲是艺术品。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其主观情感的呈现,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它充满感性色彩,人类艺术创造最大的特征就是情感化。而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的整套艺术生产逻辑是基于数据,即便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开始加入情感激发和随机化模块,但创作的内容仍然是从大量作品中提取、分解、组合而成,这种重组方式不能称为情感化的艺术创作。

    人类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的抗拒和排斥,一方面基于主观情感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可能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的最后一片施展才华的乐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尚处在“低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以小冰的绘画作品为例,乍一看,颇具“艺术色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作品仍然难以摆脱元素堆砌的痕迹。就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个主题,小冰所画的内容基本上都在“建筑”“人”“家具”这几个模棱两可的元素上来回重复。而即便是输入“城市”这个关键词,小冰依旧会把城市跟椅子、时钟这类元素联系到一起,画作也不算完整,甚至过于抽象。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艺术的冲击,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心理层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还是很难接替艺术家的创作,即便这些智能机器人创造出一些被人类认可的“艺术品”,那也是基于人的参与设计。人们需要通过了解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内心情感,才能试图揣测一件艺术作品的深意,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文艺创作”,整体上还难以使其“作品”充满这种感性的色彩。

    材料三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存现实基础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艺术存在的意义及其终极走向等一系列问题。正如艺术批评家李心沫所言,当人类的绘画作品和运用人工智能程序绘制的作品,已经很难被人区分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对人工智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唯我独尊或排斥是没有意义的。

    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就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性的、仅依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基本可以由机器完成。最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比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合分析、决策能力,文化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性思维,基于爱、恨等情感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则在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也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

    对文艺家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间所有的艺术精华,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体味更为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比如,小冰的绘画技能应用的领域是服装面料的图案设计。李笛介绍,以小冰人工智能框架为基础,微软已经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及几家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纺织服装面料图案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设计出1026种服装面料纹样和插画。另外,小冰也参与到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截至目前小冰已经为许多家电台和电视台生产了2800多小时的节目。

(取材于《光明日报》2019年06月1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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