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鹏《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二月二龙抬头

春事兴

    中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二月二也叫龙头节。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到周武王时，每年二月初二还举行盛大仪式，号召文武百官都要亲耕。在中国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天模式，在周天黄道确定二十八个星座，成为二十八宿。古人将这二十八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四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四宫附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由30颗恒星组成。

    恒星相对不动，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太阳的光芒就会淹没星光，人们就看不到天上的那条巨龙；而过一段时间后，地球的位置转移了，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周而复始，古人找到了这个规律，并以它来判断时令。

    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与地平线上的时候，正值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而此时，恰逢中国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龙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雨神，祈龙神成为最普遍的祈雨仪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三坟》云：“龙善变化，能致雷雨，为君物化”。

    《诗经˙小雅˙信南山》载：“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因而在农耕社会中，雨水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适当的雨水，才能使庄稼长得茂盛，结粒饱满。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在宋朝时，二月二为“花朝节”，把这一天指定为百花生日。到元朝时又有“踏青节”之称，百姓在这一天出去踏青、郊游。有的人在踏青回家时，沿途采摘些蓬叶(一种地上生长的花叶)拿回家在门前拜祭，有“迎富”之意。

    明清时把这天称为“龙抬头”，因为农历二月初二，在惊蛰前后。蛇、蚯蚓、青蛙等冬眠动物被春雷惊醒，抬头出蛰。春回大地，人们期望“龙”出镇住毒虫。

    二月二还有祭祀土地神的习俗。有些地方称二月二为土地爷生日，并把此项活动叫社祭。在土地庙酌酒烧香拜祭后，由四个青壮年男子抬起土地爷雕像的轿子，在村里游行，祈求土地爷保佑一方平安，农业增产丰收。

    北京民间二月二有很多习俗，俗话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着房梁和墙壁驱除蝎子、蜈蚣等，这些虫儿一见亮光就掉下来被消灭了。

    这一天民间饮食还多以龙为名，以取吉利。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牙”，蒸饼也在表面上做出龙鳞状来，称“龙鳞饼”。二月二时妇女忌动针线，以免伤“龙”的眼睛。

    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亲和力、国家凝聚力、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溯源到旧石器时代的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后世的人们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①，故上表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等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②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服饰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分、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女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扬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的服饰崇尚素雅，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历代士大夫、思想家对服饰非常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被视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变化产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创造新的服饰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下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取舍中可转生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又能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和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摘编自张立文《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注】①文：色彩交错。②章：花纹。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有删改）

    茶之于中国，就如同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茶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茶伴随中国的历史篇章缓缓展开，中国茶史可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当时茶被作为一味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到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茶兴于唐，盛于宋，唐代饮茶蔚然成风，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产业的发展，全国范围内茶铺、茶馆鳞次栉比，茶产业和茶文化空前发达。陆羽撰《茶经》三卷，阐述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等林林总总，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到了宋代，宫廷、地方官吏、文人雅士皆尚茶、崇茶，以相聚品茗为雅，进一步推动了饮茶之风的蔓延。平民百姓也是不可一日无茶。“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这是宋代王安石对茶的赞美。明清时期茶叶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作罢龙凤团”使散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蒸青的制茶方法改为炒青，同时也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茶随着历朝历代的兴盛而兴盛，繁荣而繁荣。

    茶与宗教的关系历来也相当密切，不难发现，很多名优茶都与宗教有一段渊源，很多茶最早也是由僧人所种植打理。道教最早将茶作为得道成仙的重要辅助手段，视茶为长生不老的灵丹仙草。佛家也偏爱茶，认为饮茶能“破睡”，帮助坐禅修行，还能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故历古有“茶中有禅、茶禅一味”之说。杭州龙井寺产龙井茶，余杭径山寺产径山茶，庐山招贤寺产庐山云雾茶，“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一点都不为过。茶也影响了各族人民乃至外国的文化及传统。从广东人的早茶到北方人的大碗茶，到日本的日式茶道，抹茶文化及英国的英式下午茶。千年来，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与各地文化相融合，开枝散叶，浸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形式丰富的全球茶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与其同寿的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叶嘉木承载着五千年的岁月，蕴藏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名片。

    “和敬清寂”是日本对唐宋时期习得的中国茶道的提炼和升华，但其中的精神已很难在中国茶人中寻得芳迹；中国千余种茶的品种、传统制茶工艺也有一大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此时，急需国民更多关注茶学，研习茶文化，增进传播及教育，以保留、保护、复兴先人给予的茶文化瑰宝。

    永恒都是经典的，而要做到经典必先在当下时代成为风尚与流行。让茶在时下成为一种流行、不被淘汰，这是生存与传承的根本。如何把茶做得时尚，让更多年轻人喜爱和接受，是今日茶叶传承之路上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今天的90后、00后们将是未来二三十年茶学传播的主力军，要让他们接受茶，就一定要摘掉茶古板的帽子，给茶换上新潮的衣装。其实，中国茶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唐代茶就流行煮着喝，宋代流行点茶法，明清流行冲泡饮用。

（选自戎新宇《茶，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

    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环境伦理不断扩展着道德关怀对象，从生命体到地球生态圈，再到暂无生命迹象的外太空，这本身便使环境伦理研究视域得到延伸。在荒野语境下，将地球荒野地所定义的荒野概念，扩展至距离地球居住区更遥远的外太空，从而构建起“太空荒野”的概念。这种将“地球荒野观”投射至“太空荒野观”的建构，或许是处理太空开发伦理问题值得借鉴的路径探究方式。

    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辞典》中将“荒野”定义为“一片荒漠，一块孤立和未开化之地”。这一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英美视作标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的《荒野法案》将“荒野”定义为“荒野与那些人类影响起支配地位的地区相比，被认为是一个地球和它的生命群落不受人类约束的地区，在这里人类自身是一个不再停留的访客”。如今，词典中将“荒野”定性为未耕作的或者未开发的空间，并从地球上的土地、海洋延伸到太空。在人类对太空探索和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太空开发的伦理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地悲剧”可能在太空开发中重演。太空中的很多资源与地球上的“公地”资源一样，同时被多个拥有者持有对其的使用权，而对于每一个使用权利持有者而言，却没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可能会导致即使人们知道公共资源由于过度使用必将造成资源的枯竭，但人们会抱着私心进行竞争性过度开发，从而导致资源枯竭。

    其二，当前，太空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领域，还是一个关于资源掌控及利益争夺的战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甚至垄断了先进的空间科学技术，在开发太空的进程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导权。但是，对于太空技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先到先得”的太空开发分配方式是否应该受制于国际太空正义规范的探讨存在必要性。此外，先期太空开发者遗留下的“太空垃圾”有撞击其他航天器的风险，增大了后期其他国家太空探索的难度。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后，可能将太空污染的不良后果均摊甚至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太空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为了对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赋予太空一个道德主体的地位。太空环境是宝贵的，它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供人类探索开发。地球荒野和太空荒野都充满活力，会在生命的智慧中显现出来。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我们都可以用伦理道德的概念框架来约束我们的行动。人与地球环境和人与太空环境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人不仅要尊重地球环境，也要把道德关怀的目标延伸到太空中——不仅要利用它丰富的资源，还要保护好它自身美的存在。

（摘编自吕莎《环境伦理视域下的太空荒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