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非常困惑，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有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数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20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选自2016年7月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冯骥才

    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去了。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其实，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曾经产生过诗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十多年前，我在维也纳中心拉什马克地铁站内，看到墙壁上贴了许多纸片，以为是留言的条子。一问方知，这些纸片上写的都是或长或短的诗句。原来是一些诗人，也有爱好诗的普通人，写了诗无处发表，受众少，便贴在这里，有的纸上还写着个人的手机号码。如果谁读了，喜欢他的诗，便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私下交流一下。后来有了互联网，就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当今的互联网也是诗的传播工具。我们有出色的诗人和出色的诗，可是与欧洲人不能比，在欧洲还可以见到日常的诗的生活。我在阿尔卑斯山里碰到过村民的诗会，在俄罗斯遇到过老百姓聚餐时一个个站起身朗诵自己喜爱的诗歌。可是我们的诗和诗人却身处生活的边缘，可有可无了。

    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种文学体裁早已走向衰老，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比如说，宋代之所以盛行长长短短字句的词，正是由于诗的能量已被唐人用尽。真的是这样吗？诗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吗？我们读古人的诗句而受到了触动和感动，是因为这种文学体裁，还是其中那些对生活内在的韵致的心灵感知与发现？我们现在对生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敏感与发现，没有这种表达的情怀呢？我们的心灵变得粗糙而愚钝了吗？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而不是在文学上。

    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从物欲、从消费中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在市场时代里，消费不仅要主导市场，也要主导我们。消费文化是消费的兴奋剂，所以消费文化都是快餐式的、迎合的、被动的、刺激的、欲望的，又是便捷的。消费过了就扔掉。一切都是暂时的快意与满足。消费方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一定没有立足之地。

    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诗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我们的生活能给诗提供这样的生存环境吗？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这种精神的需求吗？如果没有，还奢谈什么诗？如果有，如果需要，诗可不是奢侈品，它会不请自来。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精神的纯粹、心境的宁静、生活的韵致，还有对美与才情的崇尚等等。那么，我们的生活不就会变得平庸、乏味、浅薄和枯索了吗？

    有诗与没有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如果诗离我们远了，怎样才能把它召唤回来？

（选自2016年8月1日《今晚报》，有删节）

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与激励，持续创新就会丧失动力。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

    ①哲学家对读书的理解，往往不是关注读书的种类，或是读书的方法，而是关注读书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读书的意义，不仅要从个体的知识需要来理解，更重要的，是把读书作为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实践来理解，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文字和书写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从此人类的经验可以超越面对面的授受而广泛传递。于是，书成为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书写成为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承、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智山慧海传薪火”，知识与智慧的薪火相传，端赖于书写的文字，于是读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②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一生，也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于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濡”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③虽然读书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求取功名、财富的阶梯，但应看到，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读书本身就成为目的，成为享受。中国文化史上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恐怕指的就是读书之乐吧！颜回是孔子唯一认定的“好学”的弟子，所以，至少读书是这种孔颜之“乐”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读书人中，人文学者读书大概最接近于以“无功利”的美学态度读书，也比较接近以读书为乐的古风。

    ④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⑥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能一定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⑥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观念则是“学”。虽然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⑦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做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⑧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民间也是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摘编自陈来《读书的意义》，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

人是否有权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①人有权利相信任何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吗？常有人称这种“权利”是固执无知者的最后避难所，当这些顽固分子被如山的证据和汹涌的意见包围时，他们会说：“我就是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有这样相信的权利！”问题是，他们真有这个权利吗？

    ②我们承认，人都有“知道”某些事情的权利。我有权知道自己的雇佣合同条款，医生对我的病情诊断，我在学校里得的分数，是谁在控告我，我的罪名又是什么等等。

    ③然而，信仰并不是知识。就像分析哲学家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的那样，你不能说“天在下雨，但我不相信天在下雨”，这么说是荒谬的。信仰渴望真相，但并不蕴含真相。信仰可以是错误的，可以缺乏证据或逻辑思考的支持。它们还可以是道德败坏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惧同性恋的信仰，比如相信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是“消灭意志”、严厉体罚，比如相信老人应该一律安乐死，又比如相信“种族清洗”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等等。

    ④上面这些判断假定了信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但其实，信仰往往不太像有意而坚定的行动，更接近一种态度或者精神状态。有的信仰（比如个人的价值观）并非出自人的慎重选择，它们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从同侪那里“获取”的，它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吸收，要么由体制和权威反复灌输，要么通过道听途说为我们接受。因此我认为，“获取并抱持信仰”未必是错，错的是“明知道信仰不对还要加以维护，不肯怀疑它们、抛弃它们”，这些都是有意的、不道德的行为。

    ⑤“你算老几，能告诉我该信什么？”狂热的信徒这样反驳。然而连这个反驳也是错的，它假定了信仰的成立应该依赖某个人的权威，而忽略了“现实”这个角色。我们的信仰旨在反映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可能陷入混乱。有些信仰是不负责任的，更具体地说，有些信仰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和保留的。比如一个人可能无视证据，接受流言、谣传、或是来源可疑的证词，他可能忽视某个信仰和他的其他信仰互不相容，可能接受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表现出对于阴谋论的偏好。

    ⑥19世纪数学哲学家威廉·克利福德曾宣称：“无论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人，只要没有充足证据就相信某事，就是错的。”我倒不是要恢复那种强硬的证据主义。克利福德这么说，是要阻止不负责任的“过度信仰”，也就是忽视证据，而用一厢情愿的想法、盲目的信念或情怀来刺激或是维护信仰。

    ⑦詹姆士在探讨各种宗教经验时提醒我们，“信仰的权利”可以营造出一片宗教宽容的氛围。那些立足于教义的宗教曾对不信教的人施行压迫、折磨，并发动了无数战争，要终止这类暴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双方承认彼此“信仰的权利”。然而即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依然不能宽容那些本身极不宽容的信仰。任何权利都有限度，而且和责任伴随。

    ⑧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人滥用了信仰的权利，对责任却嗤之以鼻。他们往往用一句“我有信仰的权利”来为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错误知识辩解，这并不符合詹姆士对信仰的权利提出的要求。有人相信人类登月或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政府虚构的事件，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相信地球是平的，或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这些人所宣称的信仰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其目的是排除对话，避免质疑，并禁止别人干涉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这些人的心灵已经关闭，不再向外界学习。他们或许是“真正的信徒”，但他们不是真理的信徒。

    ⑨和自由意志一样，信仰是人类自主权的基本成分，也是个人自由的最终根据。但是克利福德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一件只涉及他自己的私事。”信仰塑造态度和动机，引导选择和行为。人的信仰和知识都是在一个认识共同体内形成的，并且反过来影响着这个共同体。信仰有信仰的伦理，无论是信仰的获得、维护还是放弃，都有规矩可循。这套伦理既产生了我们信仰的权利，又对它提出了限制。如果有的信仰是假的、道德败坏的、或不负责任的，那它们就也是危险的。我们没有信仰它们的权利。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