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记琴家管平湖先生

    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号太空船上，放置着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世界名曲唱片，在这张短短90分钟的神奇唱片里，就有管平湖先生演奏的古琴曲《流水》，使中国古琴第一次响彻太空。

    管平湖(1897-1967)，名平，字吉庵，仲康，号平湖，古琴演奏家。江苏苏州人，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其父管念慈是清代宫廷如意馆画院院长，既精于绘画，又擅长弹琴。管平湖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与古琴结下不解之缘。

    有一次，他听说福建武夷琴派名家悟澄和尚到苏州游玩时住在天平山一座寺庙里。管先生赶奔天平山访名师学艺。他渐行渐近，耳边隐隐传来清脆的琴声。顺着琴声的方向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他透过密林看见一座庙宇，琴声正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管平湖紧走几步来到山门前，从紧闭着的门缝望去，只见一位老和尚正端坐在佛殿前的苍松下全神贯注地弹琴，那灵活稳健的指法，潇洒动人的旋律，使其钦佩不已。弹琴者便是悟澄和尚。在悟澄的指导下，琴艺渐趋成熟。不久，他告别悟澄离开苏州北上，途中又慕名到济南拜访了川派琴家秦鹤鸣，向秦鹤鸣学习了川派名曲《流水》。从此《流水》就成了管平湖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

    然而，管平湖在生活上却是多灾多难的。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学，深夜作画，还担负着3个女儿上学的开支，经济状况十分窘迫。有时，为了卖一把扇面，从北城步行到南城荣宝斋。他也曾做过故宫博物院的油漆工。尽管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苦生活，他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古琴音乐艺术的探索，每天都坚持弹琴、打谱和教学，数十年如一日。

    生活的磨难让他的手也遭了罪，以致指甲生病，几乎不能正常弹琴。一个琴家没有正常的指甲，就好比画家缺少眼睛、舞蹈家失去双腿，这种痛苦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但管平湖并没有就此放弃弹琴。没有指甲，他就用手指的指肚代替，直到把柔软的指肚磨出接近指甲硬度的老茧。凭着非凡的毅力，经过千锤百炼，他的演奏反而形成了雄健潇洒、含蓄蕴藉的风格，就像唐代大诗人李白所说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那样气势磅礴。

    古琴曲的记谱方法非常特殊：它不记录音高，只用一些“减字”记录左右手的动作。所以，古琴谱看起来特别像“天书”，让人费解。而能够破解这些“天书”(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作“打谱”)，把这些“减字”变成声音，也就意味着能够在古人的音乐世界里遨游了。管平湖一生都在默默从事着破解“天书”的工作。他查阅了许多古书，常常为了一个指法彻夜不眠，反复推敲。通过他的艰苦努力，《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幽兰》……这些绝响已久的古琴曲，终于一点一点地在他手指下恢复了生命，重新回响在现代人的耳畔。

    古琴也经常会“生病”，尤其是年久失修的老琴，经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操弹，不是音质出现问题就是漆皮脱落，或是声音发闷，令人烦心。要想改正，必须动手修理。而要修理如此珍惜的亲密伴侣，自然是亲自动手才能放心。为此，管平湖练得一手修琴的本领。经过他的悉心修理，一些破烂不堪的老琴陆陆续续焕发青春。他那妙手回春的本领声名远扬，经常有人慕名求助。

    管平湖先生的一生，是为民族音乐艺术奋斗的一生。他在古琴艺术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继承、弘扬我国民族优秀音乐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选自《传记文学》，有删改）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说真话之四（节选）

巴金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两所客店

[法]都德

    ①我已经在这沙漠中走了两个小时了，突然有一片白色的房子在我面前浮现出来。五六家农舍，红屋脊的长仓房。那小村落的边界上有两所大客店，静立在街的两旁彼此对望着。这两所客店极贴近，但其中却有一种奇怪的反衬。大道的那一边，是一所高大的新建筑，门都敞着，门前 停着驿车，汗气蒸腾的马已卸下了辔头，远客们在短狭的墙荫覆着大道旁酣饮。屋里溢出狂暴的呼号。酒杯在叮地相碰，拳头在乱击着桌子。还有一种愉快的，清脆的歌声超出一切杂喧之上，唱得窗户都颤动……

    ②奇怪的是对面的客店呢，静悄悄地好像是没有人住：大门前乱草丛生，百叶窗扇都已破碎，门阶上铺着大道旁挪来的石块。进门来一看，是一间狭长的房子，从三个没有帘子的窗口中透入些微光，几张颠簸的桌子，上面放着积满灰尘的破玻璃杯。在这房子尽头，窗户的凹处，有一个妇人紧靠窗子站着，眼睛茫然地向外边张望，我叫了她两声：“喂！女店主呵！”她才慢慢地转过身来，于是我眼前现出一个衰老的农妇，皱痕满面，她戴着破的花边缝的长帽缘，和我们邻家的妇人所戴的一个样子。虽然她并不是一个老妇，但重重的悲哀使她完全萎败下来了。

    ③“你要什么？”她擦了一擦眼睛说道。“我想在这里休息，还想喝一杯酒。”她惊愕地注视着我，还是立着不动，像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不是一所客店么？”妇人长叹了一声。“如果你以为不错，就算是一所店客罢。但是为什么你不和大家一样到对面去呢？那里才热闹呵。”“我受不了这样的热闹，我愿意到这边来静憩一会儿。”

    ④也不等她的答复，我就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看出了我说的是实话，于是这女店主才显出忙碌的样子。经过了一刻钟，我面前有了一盘葡萄干，一块干面包，还有一瓶新制出来的酸酒。“替你预备好了。”这古怪的老妇说，她立刻又回到窗口去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就想些话来和她攀谈。“可怜的女店主呵，不常有人到你这里来罢？”

    ⑤“呵，不，从没有一个客人，先生，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在此相对，比起从前真差得远了。我们这里本是换马的处所，野鸭季里还要替打猎的人们预备晚餐，终年有牛马在这里停留往来。但是，自从我们邻人的铺子开张以后，就什么都完了。客人都跑到对面去，觉得这里太无趣味。实在呢，这屋子里确乎没有一点儿快乐处。我既长得不好看，一向又害着热病，我的两个小女孩也都死了。对面店里可大不同，他们终日地欢笑。有一个从阿莱那里来的女人在看管店房。驿车上的车夫就是她的情人；所以把车子赶到那边去。她又雇了几个轻贱的女孩做使女，怎能不得顾客的欢心？她把从彼酥斯、莱特桑和约葛勒等处来的少年都勾引了去。车夫们不惜绕着远道在她的门前经过，但是我呢，终日看不见一个灵魂，只凄凉地在此在守着。”

    ⑥她迷惘地，冷冷地把这番情形述说，她的前额还紧紧地压着玻璃，显然是由于对面店里的事情能引她的注意。突然间，大道的那边起了一阵骚动，驿马车轧着尘灰向前移动了。我听得鞭声在空中爆裂，御者的角声鸣鸣，跑到门外的女孩们都喊道：“再会呵！再会！”

    ⑦那里又发出一种洪亮的歌声，压下了别的声音，就是我刚才所听见过的，她手提灿烂的银瓶，轻盈地来 向井边。这歌声飘来，使女店主听了浑身颤抖。她回过身来对我说道：“你听见没有？那就是我的丈夫，唱得好么？” 我吃惊地望着她：“什么？你的丈夫？你说他也上那边去了么？”

    ⑧她脸上现出伤心的神情，但又柔声答道：“你怎能猜得着呢？男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愿看人对他悲苦；我自从两个女孩死后朝夕只是悲泣。这所屋里充满了忧郁和苦痛，自然更没有人肯来了。他受不了这样的烦闷，我可怜的约瑟就跑过大道去喝酒了。为他有一口好嗓子，那阿莱的女人就教他唱歌。”

    ⑨她僵直地站着，神魂恍惚，抖着，两手伸张，泪珠颗颗地从颊上滚下，她越显得难看了。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