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五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 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沭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身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

（摘自 《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

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

（摘自蔡磊砢《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史学泰斗

何炳棣

    孔子说过，一个人的血气与他的年龄有内在关系，少年之时，血气未定，壮年之时，血气方刚，老年之时，血气既衰，其行事特点也应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血气是笼统说法，若细分起来，似应包括体质、精力、斗志在内。常人大多如孔子所说，所以老年人通常与和蔼可亲、慈祥平和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何炳棣青少年时代志存高远，由南开中学到清华大学，勇猛进取，成绩优异；壮年时代，在欧美学术界东征西讨，成就斐然，为一代名家；到了耄耋之年，宝刀不老，思考大问题，开辟新领域，鸿篇迭出，新见纷呈。所写回忆录，亦是大气磅礴，滔滔雄辩，气势如虹。岁月的风雨，似乎一点也没有消磨他的血气锐气，他永远是那么精力旺盛，一往无前。

    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生在天津。其父为前清秀才，曾习日文及法政，在宁波、天津等地担任法官，到48岁时才有了独生儿子。少年何炳棣在父亲的呵护和督责下，自小就对史学和英文有了兴趣，并打下了基础。父亲是有志气、有眼光、懂教育的人，他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培养儿子的兴趣，在儿子读小学时就叫他到夜校里学习英文，在儿子读中学时又叫他圈点《史记》。父亲谆谆教育儿子要有大志气，好好读书，进清华，留洋。

    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资料功夫，是何先生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所引史料多为第一手资料，令答辩老师大为叹服。以后，他的研究领域回到中国，举凡上古土壤结构、耕作方式、先秦思想、六朝城市、宋代土地、明清人口、会馆制度、扬州盐商、甘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之传入中国，都是他的课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课题背后，都有他宏大的学术关怀，有的开宗立派，自树一说，如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独到看法；有的推陈出新，前进一步，如写《中国会馆史论》，对会馆的创设年代、社会功能的研究都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有的考证翔实，廓清迷雾，如写《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近四千种方志，并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得出许多不易之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的数据则成学术定论。

    自学进修，永无止境，是何先生成功的另一因素。人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懂得那么多知识，殊非易事，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持久的坚韧性是办不到的。在何先生那里，从没有什么壁垒，需要什么就补什么，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训诂学，他都有涉猎。在回忆录中，可以时常看到他向人请教的记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辩论，即古代华北地区到底是实行“砍烧法”的游耕制，还是村落定居的定耕制，事涉“蒿类孢粉”与土质关系等极为专业的学问，令外行人望而却步。何先生则专门向美国地质学权威请教，获得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果一个聪颖的人，自信的人，成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性情中人，则免不了得一“傲”字。何炳棣正是这样。在他读小学时，老师就诫勉他“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先生到老感慨，自己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相处。这样的人，远望可畏，近看可敬，因为他真。读了回忆录，你会不时地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忆父亲，忆老师，忆同学，忆好友，一片真情。他回顾自己，剖析自己，一片诚恳。回忆录的写作，也是极其认真，一字一句，自出机杼，有些数据、资料，他还一一核对，自称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特别是书中对雷海宗先生的回忆，述其博学、卓识、真诚、宽容，师生之间的交往，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自称一生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恩师的无限深情，令人读后感慨不已。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江平：法学家的思与痛

    江平在人生80岁时，相信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他可以说是做到了。

    1996年，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40周年，写过一篇《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原先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美德“礼仪廉耻”中不写“勇”而写“耻”，后来知道，得耻者，不足也。勇有匹夫之勇，知耻之勇是最大的勇。

    他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说，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在多数人一边。

    树在划痕处生长出新芽，人的受伤处生长出思想——这些话语源于他的切肤之痛。江平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疼痛，如一把钝刀磨砺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并且前后折腾了20年。

    在1957年他被派去苏联学习之前，他自以为戴着桂冠回国，就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顶冰冷而沉重的右派帽子。在27岁风华正茂之年，他从天堂跌入地狱。

    接着，感情甚笃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之离婚。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多少天，她又结婚了。“我正被过去的恩爱所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1960年，他和一个朋友为了弄个护碾子的铁栏，去铁路上偷钢丝，却意外地被火车卷到车轮底下，轧断一条腿，几乎丧命，最终落下残疾。这三件致命打击，连续发生在两三年内。

    他是这样评价“反右”的：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他曾经在反右20年后的1977年写下《反右20年感言》，深感“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

    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历史的玩笑开得精准和过分，并且总是与愿望恰恰相反，无法预料，也避之不及。

    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经过岁月和时局，当大历史的潮涌终究回归于正常的轨道，作为个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50岁，他把一个法律工作者人生最好的20年，当做历史的牺牲。而他的牺牲，与隐匿于历史布景中的无数牺牲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他在序言中说：“我近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与两人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一次李慎之先生对他说：你们搞法制的，最终会发现法制的困惑在于政治。法制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促使我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他赞同“对私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江平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他努力超越无法改变的宿命，总记得灾难经验中的美好部分。他的学生贺卫方留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他没有被摧毁，或者被磨圆。相反，愈挫愈奋，常语出惊人，刀刀见血。

    “文革”结束后几年，被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他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的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这期间，他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的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这是一个讲求利益和娱乐的时代。在利益面前，理想主义者的初衷渐渐迷失。在利益面前牺牲品质和原则，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知道，在理性的层面，只有把被颠倒的颠倒回来，他的命运悲剧才可能被彻底释怀。他相信那些浮沫和喧嚣是一种外部装饰，终归会归于沉寂，而他的使命是直抵社会问题的核心。他要在刀尖上工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②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且学术名气蜚声海内外。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道晖《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

发愤著书

张大可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司马迁终于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节选自张大可著的《司马迁评传》）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郭文卿

    刘灿章的书画，爽朗大气，厚重却不失灵动，技法娴熟，笔墨功夫深，以书写意，以画抒情，入古而出古，笔墨线条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隐约有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让人深感安时处顺的悠然自在。

    书画同源，先生书画相得益彰。书法千锤百炼的线条艺术、枯湿浓淡娴熟的用墨技巧，为绘画提供坚实的笔下基础及鲜活之气。书法亦融合绘画中的自然精神，显得灵动。先生书法兼具各体，尤以草书为盛。主要师法王献之、王铎、怀素、黄庭坚。草法烂熟于心，下笔如飞，自成一体，跌宕绵延，纵意肆流，一气数字，结成大势，颇具神韵。所用线条素简，随意流出，疏朗活泛，毫无拖沓之感，极具节奏；遵章法而不囿，自然流露的率真、质朴气质，耐人寻味。

    先生所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无所不能。山水气势恢宏、苍茫浩渺，笔墨洗练，线条遒劲，布局有方，格调高雅，墨色变幻，让人感觉或空灵奇妙或浓重繁茂或温润亲和，有文人画求诗意的气质，却也有独特的笔墨语言。

    先生的作品气质万千，恐怕与他对艺术的态度不无联系。除却天分与勤奋的因素，更多的是他对艺术的真诚、赤诚之心。他自幼喜爱书画，正是这种对艺术天然的热爱，促使年幼的他在墨与写字的笔结成冰碴儿的冬天，也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绕村子跑几圈取暖只为写字，而那时的纸也只能是四处苦寻来的报纸或厕所粗手纸。

    在生命最青涩的年纪，这样的冬天一直陪伴着他，更别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18岁他参军入伍，他所到的部队恰恰是相对闭塞的一支。因其能书会画，获得了放电影的差事。彼时，放电影不仅要画海报、放幻灯片，还要背着沉重的机器四处跑，先生强健的体魄与那时的四处奔波锻炼有着莫大的联系。他心系读书，写字，画画。下连队放电影间隙，深入巴山秀水，深山老林，眼前景色成为他最好的素描素材。放映任务结束，他的时间都被这些美事填满。对那些从城里来的字帖与画册，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爱恋，反复临摹，不知疲倦，这样的痴迷，深深潜藏在满是军规的军营里，竟然长达十几年。

    自助者，天助之，先生后来遇见了书法名家孙竹篱。孙先生博古通今，乃一代书画大家。先生受其艺术精神感染，从业余的苦磨苦练中走了出来，看到了悟性与勤奋拥有同样的闪光点，深化了其对艺术的认知。后来又遇到陆俨少、沈鹏两位影响深远的师长，他一直谨记他们给予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未曾荒废文学、哲学积淀的原因，他们一致认定艺术始终是要有深厚的根基支撑，才能永葆生命力。

    他几十年如一日，闻鸡起舞，与书画虔心作伴，一直走在探寻的路上。若非对艺术的赤诚，何以走到今天？

    他的人生亦如他人，并非坦途。他总是默默接受，把一切幻化，融进他的艺术生命中，他作品里透出的厚重也许在诉说着什么……

    “把一切想明白了，就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他说得不疾不徐，轻言却饱含力量。他的人和作品一样，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让人感觉到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大情怀。

    不论是书还是画，先生已然有较明显的个人面目，但他对自己的期许也许更多。多次听他讲要用接下来的几年，潜心深入传统、经典，梳理调整创作，精进草书、隶书和山水，力求自我进一步跨越。

（选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有删改）